我恨自己，我想购物-规划问道

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平均幸福水平的改进却会日益减弱，这并不奇怪。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发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完全无法提高幸福感。

“

他们说，金钱买不来幸福。

这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却不足以用来解释贫困。多数人觉得，物质繁荣和幸福感之间有一定关联，无论这样的关联是多么脆弱，而这样的感觉也的确很有道理。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个感觉。生活在富裕的工业化社会的人通常比生活在穷国的人要幸福得多。原因不难想象。有更多的财富，就有更大的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减轻痛苦和疾患，并按照我们的愿望生活。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经济增长是好事。不幸的是，这件事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尽管经济发展已经表明可以使平均幸福水准稳步提高，但是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这样的效果就完全消失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依据经验判断，一旦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不能继续提高平均幸福水平了。在北美，我们很早就达到了这个水平。因此，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整体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有些研究甚至发现，幸福感有所下降。

幸福感有所下降。

这有些让人感到困惑。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平均幸福水平的改进却会日益减弱，这并不奇怪。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发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完全无法提高幸福感。每一年，我们的经济生产出更多的汽车，更多的房子，更多的消费电子产品，更多的省力器具，更多的餐厅饭菜，一切都更加丰富。此外，这些商品的质量更是年复一年有了难以想象的提高。走进一个典型的郊区住宅里看一看吧，其最明显的特点是绝对丰富的物质商品。所有这些东西怎么就不能使人愉悦呢？

但是身处这样的财富之中，中产阶级继续感到经济上的“挤压”。人们工作更努力，压力更大，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更少。毫不奇怪，他们并不特别幸福。但是更多的财富怎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呢？既然我们更富有了，难道我们大家不应该减少一些工作吗？

这样的情况的确糟糕，这使得一些人彻底怀疑经济增长的价值。毕竟，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作出了重要的牺牲，以便保持高增长率。失业，不稳定的工作，社会不平等以及环境恶化，这些只是我们需要忍受的部分问题，因为我们想要保持经济发展。然而，如果增长并没有使我们更加幸福，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至少，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似乎我们完全没有搞清楚什么事情更重要。

请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工厂自动化和省力器具曾被认为可以差不多消除了工作的需要。然而，在北美，过去二十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却有所增加。增加的生产力曾经被认为可以创造普遍的满足，消除我们身边的贫困现象。然而，尽管加拿大的GDP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翻了一番，但是“基本需求”的贫困线仍然没有变化。那些杰森飞行车[1]有用吗？或者，最起码，环保高速列车的作用如何呢？上下班往返交通对大多城市居民已经变成了噩梦。在北美，车辆不但不环保，平均车辆燃料效率反而下降了。

三十年前，谁可能真正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们可以生产出更多财富，却不能确知已经提高了满足感，这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我们再也“负担”不起保健和公共教育。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负担不起，三十年前当这个国家只能生产现在一半的财富时，我们又怎么负担得起呢？那么，钱都跑到哪去了？

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相当简单：钱被花在了私人消费商品上。但是如果这样的开支模式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更幸福，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们社会的消费习惯似乎有些病态。我们迷恋于获取更多的消费商品，尽管这导致我们在生活其他领域付出不合理的代价。正是这种冲动被批判者称为“消费主义”。

但是指出这种冲动与解释它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消费主义对我们来说这么不好，为什么我们还一直要这样做呢？难道我们像是过生日的孩子，吃起蛋糕没有够，尽管明知过后会闹肚子？

“

天真的人似乎应该是那些

相信批判消费社会的人们

每当你看一下那张单子所列的消费商品，而（按这个批判者的看法）人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但你看到的总是一张消费单子，其列出的商品是中年知识分子所不需要的。百威啤酒是坏东西，单一纯麦苏格兰威士忌是好东西，好莱坞电影是坏东西，戏剧表演艺术是好东西，克莱斯勒汽车是坏东西，沃尔沃是好东西，汉堡包是坏东西，意大利调味饭是好东西，等等，等等。另外，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对消费商品有着天然的偏见，正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长于对问题的思考，而对商品则不那么感兴趣。

也就是说，消费主义批判的似乎总是别人买的东西。这使它难免给人留下一个印象：所谓消费主义批判只不过是稍加遮盖的势利，或更糟，是清教主义。重要的是要记得，基督教传统一直带有非常强大的反消费主义色彩，这发端于耶稣本人，他的一句名言是，一个富人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是因为富人得到了物质需要的满足，而物质世界一直被看成是腐败和罪过的温床。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看得高远，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幸福。

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幸福。

显然，假如消费主义批判仅仅是老调重弹，就不可能得到激进左派的青睐。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理论的魅力来自六十年代很有影响的一个论点，其本源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看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工厂主经营自己的生意时，他总是在努力减少生产成本。他降低成本的办法是引进大量的生产技术。这样他就增加了产品数量，并引进机器取代人力（这使他得以解雇工人，压低工资水平）。马克思（表面上似乎合理）的观察是，这两个策略互相矛盾。大量生产增加了商品供给，但是同时却减少了工人的收入，从而导致需求的不足。所以，最终资本家卖不出去的商品堆积如山，而工人阶级购买这些商品的收入却被剥夺了。其结果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的倾向导致了商业周期。国民经济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渐累积直至过剩。这时利润暴跌，整个经济活动放缓，衰退就开始了，过剩的财富将会毁灭。这会使系统重新调整，如此一来，另一个生产循环就可以重新开始。因此，鲍德里亚写道：“在自身的矛盾（生产过剩和利润降低）的困扰下，资本一开始就试图解决这些矛盾，方法是通过销毁产品、负债融资和破产来全面改变其积累方式。这样就可以避免财富再分配，因为这可能严重危及现有的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

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数西方国家享受了二十年不间断的发展。马克思诊断出的经济危机似乎至少是得到了控制。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挑战，需要对此作出解释。毕竟，大量生产和机械化程度在五十年代不断加剧。资本主义似乎像过去一样正在“过剩生产”。那么怎么解释减弱的商业周期呢？

六十年代的一个日益流行的回答是，广告已经开始被用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方法是把工人转化成消费者。处理掉这些多余商品的方法是诱骗工人们不断想要更多商品。要说服他们，如果没有一辆新车或漂亮的郊区住宅，你就绝对没法生活。这样，资本主义灌输鲍德里亚的所谓“需求的冲动和消费的冲动”：“工业化系统通过社会规范改造大众，把他们变成劳动大军，但是为了达到目的，它还不得不走得更远，还要通过社会规范改造大众（也就是控制他们），把他们变成消费大军。”这种强制的欲望形式开始时是通过吸纳方式进行灌输，但是将来有一天，体制的内在暴力可能会显示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会有法律支持这样的强制（规定每隔两年更换汽车的义务。）”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麻烦。由于是大量生产制造除了剩余产品，工人们被灌输的欲望不可能因人而异，各具特点。生产出来的商品却是完全同一的，这样，创造出来的欲望也必定是相似的。如斯图亚特·艾文在《意识的船长们》一书中指出，“对大众的控制要求人们具备机器的特性，就像他们生活中的世界一样——其行为可以预期，也没有任何要求自主的愿望。由于工业化及其生产标准化产品，同样，消费主义心理试图形成一个‘实际上在所有思想和社会特点上完全同一的‘大众’概念。”

消费主义因此必定是一个严格的从众行为系统。它不能容忍任何对规范的偏离，因为必须向公众灌输虚假需求，以便减少大量生产造成的过剩商品。因此，按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主义的根源是“使人们的消费大众化，使其配合生产机器的要求”。正是这样，体制的“极权逻辑”就显现出来。由于消费需求是由生产体制的运转机制所决定的，“体制生产、再生产出的个人只是体制的元素。它不可能容忍例外。”

就是在这一点上，消费主义批判和反文化叛逆连接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体制不可能容忍例外，无论是在厂房里，还是在市场上。它要求有一个绝对同意的、强制产生的“需求”功能系统，目的是吸收大量生产所产生的过剩商品。因此，非标准消费行为将被视为政治极端行为。就像工人拒绝分配给他的工作就会打断整个组装生产线的运转一样，消费者如果拒绝按指示购买商品就会扰乱体制运行。

在此我们见证了叛逆消费者的诞生。

注释：

[1]杰森飞行车：飞碟形状，可以飞行的车，出现在一九六零年代美国电视科幻情景喜剧《杰森一家》（The Jetsons）中。系列剧将美国当代生活方式移植到二十一世纪的将来，这时，人们可以使用各种精密、胜利的设备，生活和工作相当悠闲。

《叛逆国度》

作者: (加) 希斯 / (加) 波特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

译者: 张世耘 / 王维东

出版年月: 2014年6月

ISBN: 9787532765324

■本文摘自《叛逆国度》一书，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恨自己，我想购物

相关推荐

专业子站

热门专题

分类目录

点击排行

网站统计

免责声明

其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