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文｜黄沣爵
城市化，即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目前规划界对城市化的观察与评价仍停留在对城市人口、产业结构和空间景观等可以量化的指标上，鲜有对非物质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进行探索和思考。民间信仰在快速城市化中如何响应与自适应，未来的城市里还会有神明吗？
我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起点从而绵延发展的文明古国，乡土社会作为中国基层社会，具有稳定性和封闭性的特点。神明在乡土社会无所不及。有趣的一点是，多数国人信神不信教，本能地排斥成为神的代理人，更多的将自己视为祖先之后辈，对于神，则各取所需，皆为我用。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基本上是从乡土社会走出来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上还带着许多旧印记。其中，对神明的信仰由此被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
纵观中国近4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民间信仰在形式和内容上分别做着适应与迭代。形式上更具韧性，在城市灰色空间与规范条文中求生存；内容上随着人们日趋多元的需求，也在做着供给侧的改革，提供私人订制化的需求服务。
笔者将一座城市的信仰空间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上，通常指城市中香火最旺的寺庙，在林林总总的节日里收发着这座城市最广泛而纷繁的愿望，如泉州开元寺（图1）、海沧青礁慈济宫（图2），是一般意义上为人熟知的常庙。
图1 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东西二塔（其一） 图片来源：网络
图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青礁慈济宫 图片来源：网络
微观上，是家家户户厨房里供着的灶王爷，客厅里摆的净瓶观音，成为城市里最小的信仰单元（图3）。物理尺度上，供奉室内神明的地方已然算不上是庙，因而谓之以神龛。宏观和微观虽在空间尺度上有所分异，且组织形式上前者独立成套，后者与居室集成配套，但二者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即稳定性。稳定性来自外部达成的价值共识（宏观常庙）和相对稳定的家庭结构（微观神龛），因此城市的扩张并不能轻易地将它们从物质外壳上撕裂、毁灭。
图3 家中神龛 图片来源：网络
中观上，则是指毫无分布规律的，出现在街道犄角，建筑夹缝，或属社区、村庄或无名个人的寺庙，尽管在体量上与我们对庙的认知有所出入，但这个类型的寺庙，注定与我们生活的城市有着更多的摩擦与妥协。赖伯威先生曾将该类型的寺庙定义为“寄生之庙”。所谓“寄生之庙”，宿主即五花八门、上天入地的各路神仙，被寄生的空间则是居民楼的夹缝、闲置的三角空地、高架桥下或者街角路边。更有甚者，只有香炉一尊，梵香二三，便是一座庙。他们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存在着：占据不可建的基地，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违法建筑（图4、5）。
图4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一个嵌在住区围墙上的“寄生之庙”
图片来源：笔者自摄
图5 澳门特别行政区街角随处可见的“寄生之庙”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们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文化生产力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裹挟着来自泛娱乐化的情绪、草根审美的表达与互联网的快速联结，重塑着我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民间信仰也不例外。从泉州崇武的解放军庙（图6）到保定易县奶奶庙中手握方向盘的车神（图7）。最寻常的民间精神需求，转眼间就被供上香火，一方面是对被细分的信仰需求的尊重，另一方面又显得简单粗暴，直接有效，虔诚而又不耐烦里透着一股对世事的调侃与可爱 。
图6 福建惠安崇武镇西沙湾解放军庙 图片来源：网络
由此可见，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民间往往更注重实用价值。而这种实用价值同时映射出某种需求对社会的渗透，是民众对于所处现实世界的一种构拟。以车神为例，它囊括跨越了交车仪式背后的财富符号、物质社会评价体系下的身份符号再到出入平安的精神符号。正如奶奶庙管理员所说“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
图7 河北保定易县奶奶庙车神像 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在面对上述这般粗糙形式与内容的民间信仰时，更多表现出的是漠视与不屑，甚至站到了对立面，仍觉得这些旧事物是可笑的。有些人对拐角出现的神明敬而远之，吓得落跑，有些人将其提供的文化产品视为腐朽迷信，嗤之以鼻。由此走入了一个看似尴尬的境地，民间信仰自成体统的文化逻辑、审美范式和空间形式，与经典和现代性脱钩，成为了一种中间悬浮态，我更愿意将这种状态称为“当下”。
“当下”意味着事物处在某种变化的过程之中，且与所处的时代发生交互，哪怕最终指向的现代性意味着消解，“当下”也不应该被视为会自我消亡的问题，不应该接受精英审美对其宣判的死刑，而更应该被观察与审视。当然，越通俗越具体，地方性和时间性越强，普遍性越少。越抽象越精神性的，普遍性意义就越强。“当下”作为强地方性与时间性的词汇，对宗教来说可能并不具有传播价值，但“当下”必然是反射社会现实最明晰的一面镜子。
那么，这些被现代化改造之后的看似不合理的神明及其居所背后是否具有支撑其存在的合理原因呢？
首先，“寄生之庙”与我们常见的庙宇不同，这也是其在与城市化对抗中仍能保存肉体的原因：它是极度世俗化的建筑，将宗教与日常混合在一起的那部分毫不避讳、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因此，它们从不只是信仰和宗教的中心，更是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中心。
对老一辈人来说，他们曾在这里共享过人生价值，现如今以庙为媒，共享着彼此的老年生活。当我们的城市因为大面积的水泥地而无法承载更多雨水的时候，“寄生之庙”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方可以呼吸的人情空间（图8、9）。
图8 福建省漳州市某小区下的寺庙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9 福建省龙海市某寺庙 老人围坐着打牌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其次，城市化的神明是市民面对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是这座都市里有形欲望的遗址。提到欲望都市，我们常联想到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却忘记了这个方寸空间里曾听闻的万千祈愿。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段压抑欲望的历史，从采集社会的即时满足到春种秋收的延时满足，民间信仰所栖身的庙宇——神的领地，成为了人情的物化载体，刚好对冲了延时满足所带来的心理风险，提供了宣泄欲望的途径和心理疏导。
最后，民间信仰市场提供了精英文化在剔除了野生、杂乱的糟粕，揉进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招安进来的模范神仙所无法提供的产品，是民间文化创造力在精英话语权下的回归，是对民间多元需求的一种适配。面对这样的供需关系，我们不应该去否定和打压，而应该去疏通和引导，就如奶奶庙的娱神美学，是当代民间社会以其最能理解、最为简单、具象而亲切的方式消弭人神距离，从而确认自我价值、确证感同身受的真诚表达。兴许这才是手握方向盘的车神所想要告诉要前进的方向。
可是，这些被城市化的神明又该何去何从呢？它们作为民间文化在信仰、社交、经济等欲望的物相化，其演化、消逝、重生与新生，都伴随着城市生活需求的变迁与现代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那么，它们会随着信仰一代肉身离去而消失还是继续以怪诞的姿态存活下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能有信仰需求的老一辈在建筑还未风化前便已离去，也可能我们年轻一代对于美好城市的想象里并没有给这些神明以容身之所，也可能它们会以新的内涵继续贴合时代在麦田里前行。当人们朝着去宗教化的社会发展时，这些被城市规划所剪掉的黑影，精神屋檐下所产生的新空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定义、以及再次激活开启这些横卧在城市内部的记忆空间呢？
本文不是基于感性上对神明们的侍奉，而是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观察城市的理性视角。当我们这代不再是神明功能的使用者和信奉者的时候，我想这些庙宇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被看见”。正如伊利尔·沙立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不论归于城市之美，还是城市之丑，这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封面图片来源：
■
作者 | 黄沣爵
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本科）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研究生）
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最有理想的规划师
在想什么说什么和做什么
我们是来自中国两岸四地规划工作一线的青年规划师，我们认为规划师应当心怀理想。我们强调原创，提供独立思考的专业平台和催化创新思想的熔炉。
我们崇尚硅谷马车轮酒吧的“非正式交流氛围”，它曾是硅谷奇迹最神秘的催化剂。我们营造规划行业的非正式交流广场–U-AGORA，希望在这个广场上远瞻前沿，近接地气，呼应时代。
我们真诚期待你的参与。欢迎投稿，参加或发起活动。我们的微信号：chinayouthplanner；邮箱：chinayouthunion15@163.com。同时敬请关注官方微博：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神明在当下：谈谈神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