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三十）-规划问道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三十章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消费”内涵的演变

本章论证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之间的逻辑矛盾——资本主义不是自由经济，资本主义颠覆自由经济——以此驳斥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经济的论断，同时批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从结构上讲，本章是对资本主义下实体经济的讨论，与下一章对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分析形成整体。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以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脉络，分析了自由经济理念的演变；第二部分论证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的逻辑矛盾。自由经济的关键是提升私产、自由、竞争^[1]，但是在资本主义下，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这三个生产资源中，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垄断生产模式，资本家支配生产决定^[1]434。自由经济的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的垄断存在矛盾。

本章的关键有二。其一是辨明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指自由竞争，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是种程序。资本主义指资本至上，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个方向。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实现资本积累，但资本积累无须自由经济争^[1]435。所以，资本主义既可以寄生于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也可以寄生于近现代的自由经济。其二，本章再次讨论了消费经济（consumer economy）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积累来自生产，生产来自需求，需求来自消费。最初的资本主义是满足消费。消费经济是进一步去刺激消费。消费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就会增加资本积累。消费经济的特征是：商品日新月异；奢侈品马上变为必需品；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不能重用，必须弃掉。消费经济逐渐引导发展为消费文化（追求时尚、贪新厌旧、用完即扔、崇尚奢华），最终形成消费文明（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334。

本篇文章主要讨论“消费”内涵的演变。

“消费”这一关键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语境下几乎是毁誉参半。从国家层面的反对消费主义、鼓励社会主义消费观^[1]，到学术界从多学科角度对消费经济的界定、性质、演变的争论，到新闻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反思或鼓吹，以及消费文化笼罩下的消费者个体的自嘲，如“剁手”“卖肾”“吃土”“尾款人”（下单一时爽，尾款火葬场）等，可以发现，最关键的问题是该如何界定消费是过度的还是理性的？不同层面的界定肯定不同，但是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消费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所以消费观各异，别人没有资格评价。凡事相对，怎会有固定标准来确定什么是适当消费，什么是过度消费？但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度消费是绝对的，其特征就是不断加速和扩大消费。科技的运用无疑使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范围无限扩大。中国“双十一”促销活动【淘宝双十一交易额从2009年的5000多万增长至2020年的4982亿】被称之为“购物节”，年年刷新天价交易量是“成绩单”且“战报喜人”。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不仅通过所谓的降价促销来刺激消费，还推出各类消费贷和现金贷产品鼓励消费。无论是阿里系的蚂蚁集团^[3]【全称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在准备上市前3个月左右更名】的“借呗”和“花呗”，还是京东的“白条”，以及腾讯、小米、美团、苏宁……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有相关的金融产品，从而衍生出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企业通过更加智能、精确的金融手段促进个人消费，但其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挑战中国金融安全。2020年11月初，蚂蚁集团计划上市，从万众瞩目的“史上最大IPO”，到“被约谈”以及“上市暂缓”，最终促进“监管新规”实施^[4]。虽然金融科技的扩张受到国家权力的约束，但资本积累的本质没有改变，“消费”界定仍是问题。

如果回到“消费”一词的起源，“消费”的原始词义并没有现代的中性或褒义，相反地，“消费”是一个相当负面的词。

消费的英文consume可追溯至拉丁文词源consumere^[5]，指完全消耗、吞食、浪费；在12世纪的法语里，consumer指消耗；到14世纪晚期，consume出现在英文里，指摧毁、耗尽、浪费、用尽。在几乎所有早期的英文用法里，consume这个词都具有负面含义^[6]。

《圣经》虽然不谈“消费”，但在文本中对私产论述是负面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马太福音6:19）。《圣经》强调应该把财产“积攒在天上”，也就是说对上帝的信仰要超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且，基督宗教经院派要求交易完全对等，反对收息。他们在心态上对赚钱和有钱人是抗拒的^[1]442。

在新浪财经曾发表的一篇有关消费主义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列举了欧洲中世纪对奢侈品消费抱有负面态度的多个案例。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们竞相展示奢侈的物品，以致教士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采取了名为“虚荣的篝火”的抗议行动，焚烧乐器、书籍和挂毯。1512年，威尼斯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赠送新婚礼物时，叉子和勺子不得超过6把，并且禁止赠送镀金的镜子。1574年，在伦敦，一名男子因为穿着一双塔夫绸材质的袜子而被关进了监狱^[7]。

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人对赚钱和消费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激进的新教加尔文派把赚钱看作是荣耀上帝的天职和上帝对人的眷顾。从18世纪中叶开始，consumer这个词开始以中性的意义出现在有关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描述里^[6]86。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对消费持赞成态度，他提出，“一切美好生活的商品的增加和消费，都对社会有好处；因为它们在成倍地扩大满足那些无害的个人欲望的同时，也增加了劳动（产品）的贮存，这种贮存，在国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时，就可转入社会劳务”^[8]。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9]。古典经济学对消费理念的演绎，使得消费（consumption）与生产（production）相对应，消费者（consumer）与生产者（producer）相对应。自此，“消费”正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其早期的负面意义逐渐变为中性。

然而，消费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长期的。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个城邦社会可以分为领导、战士和平民；在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社会”（chivalrous society），社会中的人民被分为骑士和仆人；19世纪西方工业社会被分为资本家和工人；21世纪，全人类的身份都是消费者。从广义上说，消费者成了“上帝”【在中国，“顾客是上帝”曾一度广泛流行，顾客和消费者都可以指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人；在西方，对应的口号则为“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或“The customer is King”】。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432.

[2] 郭田勇. 反对“物质俘虏”的消费主义[EB/OL]. (2019-01-28)[2020-11-12].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28/c40531-30593469.html.

[3] 新浪财经讯. 蚂蚁金服正式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B/OL]. (2020-07-15)[2020-11-12]. https://finance.sina.cn/bank/yhgd/2020-07-15/detail-iivhvpwx5477345.d.html.

[4] BBC中文网. 双十一在刺激消费还是助长“毒瘾”：疫情之下中国式网购节背负的重任和质疑[EB/OL]. (2020-11-10)[2020-11-12].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4871785.

[5] 线上词源词典. consume[EB/OL]. [2020-11-12]. 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consume.

[6]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85.

[7] 贝小戎. 买买买买买，消费主义真能让人快乐？[EB/OL]. (2020-11-11)[2020-11-12]. 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0-11-11/doc-iiznctke0926052.shtml.

[8] 大卫·休谟. 休谟经济论文选[M]. 陈伟,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21.

[9]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London: Methuen & Co,1776: 49.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的成功是“自由经济”的成功吗？

“自由经济”是资本主义用以掩饰其扩张、排他、攫取和资本累积本质的遮羞布，是其自欺欺人的唯一真理。事实上，人们（包括为“自由经济”理论前仆后继的大家们）都不得不承认，再自由的经济，如果任由其横冲直撞、野蛮生产，最终受伤的还是经济和社会本身。自由经济曾经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却难以为继（基于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的根本性矛盾）。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最终摒弃了自由经济，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生效导致了墨西哥农村地区的危机和民族工业的危机，而贫穷进一步加剧了墨西哥毒品产业的危害。可见，自由贸易并未给墨西哥带来经济繁荣和百姓富足。

这些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经之路。由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国企改制、市场对外开放等政策的实施而走上的市场化、自由化发展道路，但是，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比中国久远，其市场自由度、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却没有实现快速发展。可见，市场经济绝非“自由经济”，亦非简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我们要吸取墨西哥的教训，不可一味推崇“自由经济”。

回顾历史，我们当认真思考和认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和政府协调机制，建立自主的技术研发体系，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稳步前进。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从自由理念看现代西方国家公共健康政策

本章围绕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自由经济理念展开，重点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四种典型的理论学派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推动自由经济理念的演化？二是，为何“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经济”，两者甚至存在逻辑矛盾？

具体而言，18世纪，古典学派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为自由经济赋予了道德价值，并将“自由竞争”视为实现经济活力的最佳手段；19世纪，针对自由经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即自由竞争、弱肉强食导致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安，奥地利学派为之辩护，指出“经济周期”不可避免，且“创造性破坏”可实现生产体系的改进；20世纪初，当西方遭遇经济大萧条，并遭受苏联计划经济创造的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冲击时，凯恩斯学派指出自由经济不能完全有效利用所有生产资源，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失效；20世纪末，经济停滞、通胀失控，芝加哥学派指出自由经济是个人（个体）自由的工具和目的，主张政府中立，即产权自主、劳工自由、企业自管、财经自主^[1]。

笔者认为，在上述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尽管“自由经济”理念始终被奉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真理，但“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为例：他借镜“重商主义”（国家财富以金银衡量，保护主义有助于通过商业贸易顺差积累财富）和“重农主义”（国家财富以农业生产力衡量，金银只是交易工具，提倡自由经济）的思想，在七年战争英胜法败的历史背景下，抨击保护主义，指出自由竞争是提升市场经济活力的最佳途径^[1]268。值得一提的是，“个人自由”在市场交易中追求自利，尽管没有“公益”意识，但“市场”最终会带来社会的繁荣和福利。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市场”是有“公益”意识的，即国家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这是《国富论》的核心原则^[1]276。

这种以自由竞争为手段，强调国家财富创造的自由经济理念，在应对经济大萧条时失效，而后凯恩斯学派通过政府干预即大量投资社会建设进行弥补。当政府权力边界不断扩大，尤其形成了过度保护或者过度干预个人选择的政策时，这个国家便被形容为“保姆”国家（nanny state）^[2]，这引发了个人自由选择和政府权利边界的矛盾。以英国公共健康政策为例，尽管当今社会已经很少有人会质疑政府修建下水管道和保障干净饮用水的政策，但早在1848年第一部英国公共健康法案推出时，曾引起争议，甚至被形容为“一点点脏和自由，也比一点不脏和奴役来得要好”（a little dirt and freedom was more desirable thanno dirt at all and slavery）^[3]。

相比个人层面无法完成且受益明显的基础设施问题，另一类政策包括吸烟、饮酒、运动及饮食习惯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则一直被贴上“保姆国家”政策的标签。尤其，关于“健康生活纯粹是个人的事，还是政府也应该为公众健康有所作为”的争论长期存在。20世纪末，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为了避免被贴上“保姆国家”的标签，在《2004公共健康白皮书：选择健康（choosing health）》中针对健康生活的议题，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帮助民众做“知情选择”（informed choices），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以鼓励民众转向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政府和个人的合作^[3]。进一步地，2007年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共健康：伦理问题》提出，政府的角色不应该是“保姆”，而应该是“管家”（steward），并建议将其职能描述为“干预阶梯”（intervention ladder），来界定不同干预程度的不同政策，包括选择强制（如传染病患者隔离）、选择限制（如要求食品原料中不含不健康成分）、选择抑制（如征收烟草税）、选择激励（如奖励骑自行车上下班通勤）、选项扩大（如将炸薯条从套餐标配改为可选项目）、使能选择（如提供自行车道或为学校提供免费水果）、提供信息（如宣传每日五种果蔬摄入的好处）、不介入或仅监察现状^[4]。

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共健康政策，从“保姆”模式到“管家”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立足点、兼顾起码的社会公平。比如，将强制或限制政策限定在最小范围，为个人选择空间最大化提供便利或激励。通过这些方式，试图缓解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利与公众健康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张力。然而，这种张力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众人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保姆国家”引发政府财政负担吃紧，市场经济活力难以激发，个人自由决策的空间被过度压缩，因此强调个人自由有助于平衡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的关系。然而，当“个人”演变为“个人主义”、“自由”演变为“自由主义”，即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成为自由经济的目的，那么追求整体利益或社会平等，就将沦为个人利益竞争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追求众人平等，是起码的社会公平（下限），而不是最大化的社会公平（上限）【详见第二十六章读书心得】。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427-432.

[2]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anny State[Z/OL]. [2020-08-28]. http://www.oed.com/view/Entry/124968.

[3] JOCHELSON K. Nanny or stewar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public health[J]. Public health, 2006,120(12): 1149-1155.

[4] CALMAN K. Beyond the ‘Nanny State’: stewardship and public health[J]. Public health, 2009, 123(1): e6–e10.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