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撷英】安岳石窟：“市民”的佛国

*本文刊载于《中华遗产》2020年第12期，经期刊同意转载发布。

作者：吕宁、安程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兵锋直指长安。已是古稀之年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亡四川，终于进入成都。街道平静如昨，一位僧人正立在街头，有条不紊地施粥济众。李隆基顿时百感交集，下诏为高僧建寺，赐名大慈寺。从此之后，无数高僧大德、文人墨客由北方南下，以成都为中心，让大唐帝国的佛教艺术，在那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不是第一次了。自魏晋以来，佛教的发展就屡受中原动荡的波及，天下饥乱、四方多难，而“蜀中丰静”、僧侣云集。成都于是开始取代长安、洛阳，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在北方洛阳龙门石窟开凿被迫中止之时，中国石窟寺在蜀地，迎来了又一次发展高峰。

说到石窟，世人无不赞叹莫高窟之瑰丽，乐山大佛之雄壮，云冈石窟之鬼斧。然而这绝世风华的背后，是西域的几代财帛，是北魏皇室的几世庇佑，更是地方的数年盐税的支撑。集天下英华于一域，必然耗资不菲。直到石窟沿着蜀道进入巴蜀，画风忽转，帝王将相的巍峨堂皇，变成了“市民”的虔诚低诵。安岳石窟，就是这样一个散落在荒郊、乡野的佛国。

扼守成渝古道要冲的安岳，是个面积只有六分之一个北京大小的小县，却拥有数万余尊大小造像（含圆雕石刻）。从窟龛形制上，这里不拘一格，大像窟、殿堂窟、摩崖龛、环岩龛，甚至僧房窟，都有出现；从文化特征上，密宗、禅宗、净土宗以及儒释道文化，都有表达。无论是石窟总量、分布密度，还是造像技艺、文物价值，都堪称全国之最。与其它石窟最直接的不同在于，安岳石窟并不是一座石窟，而是一个包括了207处石窟寺在内的石窟群，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卧佛院、千佛寨、圆觉洞、华严洞、茗山寺、玄妙观、孔雀洞、毗卢洞这八处（前七处在国保系统中合并称为“安岳石窟”）。或倚崖取势，大窟大像雄伟壮观；或因地制宜，小龛小像密如蜂房。全县32个乡镇之中皆有分布，不说随处可见，也算得上是星罗棋布了。

何以至此？要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说起。

安岳县孔雀洞孔雀明王龛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富民”的崛起

北宋元符二年（1099）秋，眼见这一年风调雨顺、仓廪殷实、家族人丁兴旺，世代居于安岳并虔诚信佛的杨正卿一家人，决定出资开窟造像，为观音重塑金身，偿“厥祖旧愿”。建造和雕刻持续了整整八年，至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方才大成。杨氏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水陆斋会，“开四大部经”，观者云集，盛况难得一见。时至今日，我们在被称为圆觉洞之冠的“莲花手观音窟”内，除了正中高度超过6米、手执莲花、璎珞花冠雕刻异常细腻华美的观音像外，还可以看到侧旁杨氏一家六口的供养人像——第一排的杨元爱、胡氏与常人等高，推测为杨氏长辈，二人身着宋代百姓常见的圆领窄袖长袍和直领对襟配百褶裙，神态慈和虔诚，双手捧着香炉等物做礼佛状；后面则依次站着“女功德主马氏”、“男功德主杨正卿”等四位晚辈。莲花手观音窟正是安岳石窟最典型的“户营”石窟代表。

纵观全国，若以出资“甲方”而论，石窟寺可分为由皇室、地方政府拨款建造的“官营”、由寺院或高僧募捐的“僧营”以及由老百姓自掏腰包建造的“民营”三大类。官营石窟一般选址在政治经济城市附近或交通要道附近，耗资和规模都相当可观，其背后往往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僧营石窟仰赖寺庙经济水平和当地信仰风气，有时也会和官营结合。这两类石窟在安岳都比较稀少、前者甚至基本没有发现。安岳石窟多为民营，这又分为以一户或同族为单位的“户营”和以结社、结会为单位的“社营”。而无论是居于主要地位的“户营”还是少量的“社营”，背后都是颇有家资的“富民”。

“富民”，又被称作“富室”“富户”“富人”“富姓”“多赀之家”等。按照中国经济史学者林文勋教授等人的观点，富民主要是乡村经营土地的富裕者，也包括工商业致富者。他们的身份是“民”，拥有财富，没有政治特权，同时还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富民”这个称谓古已有之。但在中古之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富民”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社会稳定的中间层与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尤其在乡村，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扩张宗族势力……都离不开“富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富民”就是近代意义上“市民”阶层的雏形。

正是这个阶层，支撑着蜀地成为唐宋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颗明珠：唐朝时，成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会。到南宋，四川已经超过江浙，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整个四川的粮食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茶产量占全国一半，商税额全国前二十的城市，四川有六个……显而易见，蜀地的“富民”格外地富。而安岳所处之普州属剑南东川十三州之一，在整个唐宋，剑南道的经济规模基本都位于巴蜀之冠。剑南东川以盐业、矿业、手工业和商业著称，普州则是巴蜀地区重要的葛布和绢产地，其境内盐井就有31处之多，数量为蜀地之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普州的户数在贞观年间为 25000 余户，在开元年间增长为32000 余户、67000人，到了天宝年间上升到74000人。这种稳定缓慢增长的态势，既不像益州（成都）、邛州（邛崃）那样户数人口一时激增，也不像渝州（重庆）、荣州（荣县）那样户数人口都锐减，更没有像果州（南充）、陵州（仁寿）那样出现户数激增而人口锐减的反常现象。这反映出安岳的社会经济相当之稳定，虽然经济的绝对水平不如成都，但对于佛教而言，这样安稳的地区环境，反而是难能可贵的、最利于扎根与发展的条件之一。于是，当佛教重心南移、儒释道三教逐渐融合，普遍信佛的风气就在安岳迅速流行开来，“……普人届朔望之期，毕敬毕诚，顶礼三宝，粥粥乎信善也……”，手有余钱的“中产一族”——“富民”，纷纷为信仰出资，开窟造像蔚然成风。

昔日的盛景，可从千佛寨、圆觉洞、净慧岩……的题记中瞥见一角。位于安岳县岳阳镇贾岛村的千佛寨，是安岳众石窟中开创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窟龛数量最多的石窟寺。这里题记众多，早到唐开元十年(722年)，晚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虽然大部分内容仅简单交代供养人、时间和造像主题，但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隐匿于正史之外，却是构成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真正的“民”生。

千佛寨第58窟和60窟就颇有意趣。第58窟塑有坐佛一尊，题记刻载“奉佛弟子王天麒同室邹氏……”，第60窟则以解冤结菩萨为主，刻载着“奉佛弟子王天麟同室汝氏……”。明显二位供养人是兄弟俩。这生活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1）的两人，或出自一户、或各自立业，他们感情颇好，相约建造相邻的两窟，或为前程，或为康宁，在此处虔诚地镌刻下自己与妻子的姓名，奉上钱财、祈求祝福。想象这样的场景，不由的让人会心微笑。

工匠：无名与出名之间

如果说“富民”崛起是基础，全民信佛是动力，那么，石材和工匠则是安岳成为“中国石刻之乡”的必要条件。

安岳地区的岩石，普遍天然外露，且多为红砂岩、泥岩，石质细腻松软、颜色灰中带暖，是非常优良的雕刻材料。俗话说：“靠山吃山。”当地人自汉代起，就习惯了挖凿洞窟、营建墓穴、垒筑石阙、雕刻画像砖的生活，对凿刻的爱好，又反哺造就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影响力辐射到大足等周边区域。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安岳地区的工匠群体，为整个西南地区晚期的石窟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工匠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中，往往是失声的。川东的情况则稍有不同。转捩点发生在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的冬天。

作为常年在安岳、大足两地进行石窟创作的文昌父子三人，面对大足即将完工的八角形陀罗尼经幢（该经幢现存于大足石刻博物馆内），既欣喜，又不甘。思虑良久，父亲文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拿起刀，在遍是经文的幢身一角，刻下了三人的名字。他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字，开创了此后百余年间安岳工匠开窟造像后的署名之风，这也是迄今发现的川东石窟最早的工匠署名。从而让我们有机会窥见，那些隐匿于造像背后的大师群体。从这处题记开始，150余年间，文氏家族六代子弟，在安岳、大足两地的石窟作品中，留下了17个名字：文昌、文惟简、文惟一、文居政、文居礼、文居用、文居安、文居道、文仲漳……除文氏之外，伏姓、罗姓、吴姓、周姓等家族或工匠，也以同样的方式，刻字留名。统计署名者的籍贯，“东普”“岳阳”“普州”频频出现，无一例外都是安岳的古称。而在籍贯之后、姓名之前，又往往有“镌作”“处士”“攻镌”等字样。据专家考证，“匠人”“镌匠”“镌作”，是自称，体现着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而“都作”“小作”则可能是石刻匠师中的小头目称谓。地位最高的文氏家族，有时被冠以“处士”之名，可能是“未仕之士”的意思。称“岳阳处士”的文惟简，或考取过宋元佑（1086—1094年）年间的进士，是少见的“士人工匠”。

至于他们的手艺如何，无需开口，有作品说话。

世俗的美感

安岳县石羊镇赤云乡油坪村的厥山上，有一毗卢洞。毗卢洞现存五座洞窟之一的观音堂，内有北宋时期雕刻的水月观音像一座，传说出自文氏工匠之手，被誉为“全国最漂亮的石刻观音像”。

水月观音像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水月观音，是观音三十三变相之一，多与水中月影有关，故名。只见那观音头戴镂空宝冠，身着薄如蝉翼的长裙，袒胸露臂，跷脚而坐，显得风流倜傥，潇洒自如。匠人的雕刻技艺，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轻柔飘逸的彩带，还是行云流水的长裙，都仿佛现实存在一般，真切动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并不流于形式，它依托于创作者对光学和力学原理的娴熟运用，有更深层次的实际意义。比如，观音肩上帔帛垂于足下两侧，与脚踏的莲花石连接，空悬的莲花与下垂的帔帛互为依靠，在生动写意的同时，又不失牢固。再比如，与寻常见到的微闭双眼、视线朝下的菩萨像不同，这尊水月观音作睁眼状，眼珠似乎还可以转动，余光又非常开阔，游人无论站在他的正面还是侧面，都仿佛沐浴着他平和慈爱的目光。一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就这样被手艺人藏进了他的作品中，不露声色。

观音像右下角，有一通明万历年间的装修碑，碑文写道：“大士像于毗卢山之右，森严神妙，有动静语墨之机，紫竹飞篁，有风暗雨露之态，诚人间稀有者”，“盖世佛像无不精研，其最著者，唯观音庵，栩栩如活，飘飘成仙，朗之生敬，望之俨然”。

这尊水月观音像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审美高峰时代，也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时代。安岳石窟在这样的时代下，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宋代的美学、宋人的哲思，在窟中幻化出别具一格的石刻艺术。那里的佛可以拈花微笑，菩萨更是和蔼可亲。前朝宗教与世俗的疏离不见了，他们不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反而充满了人性之美和世俗之美。

安岳县华严洞的“十大弟子”像亦是如此。以半圆雕手法塑造的十尊菩萨坐像，通高4.1米，分列左右两壁。左壁由外到内是贤善首菩萨、普觉菩萨、辨音（观音）菩萨、清净慧菩萨、金刚藏菩萨。右壁由外向内为圆觉菩萨、净诸业障菩萨、威德自在菩萨、弥勒菩萨和普眼菩萨。这十尊菩萨，简直就是宋代安岳人对于“美”的最高表达。她们眉眼柔和、浅笑嫣然，岁月剥离了身上的彩绘，却不曾让五官减色半分。加上镂空的饰花宝冠、颈间的珠串璎珞，以及行云流水的帔巾衣纹，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气质高雅、身份华贵。洞窟崖壁上方，“剪云补衣”“众妙香国”等经变画跃然壁间，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宝塔宫阙无不生动活泼，且极富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这些雕刻，让人能明显体悟到一种有别于云冈、龙门石窟的美感：不同于堂皇大气却严谨拘束的皇家风范，这里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洋溢着“市民”阶层对于美的追求和表达，亲切温暖，活泼生动。哪怕是严肃的涅槃像，也流露出些许“随意”。

华严洞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吕宁

安岳县城以北25公里处八庙乡的卧佛院，有一尊安岳石窟最大的卧佛造像，开凿于盛唐开元时期（也有人认为开凿于贞元年间）。这尊21.3米宽、11米高的大佛，选址在山林掩映之中、溪流水涧之后，让到访者的寻佛之旅，多了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趣味。

卧佛最奇特之处，是他的朝向——头东脚西，呈左侧卧状。据《大唐西域记》载，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国收了关门弟子善贤之后，便“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大般涅槃经》更详细描述了他当时的睡姿：“……于七宝床右胁而卧。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因此，莫高窟、大足宝顶山等绝大多数卧佛，都严格按照佛教典籍，塑造成右卧状。而安岳县八庙乡的这尊释迦牟尼像，却偏偏左胁而卧。

关于其成因的猜想，有一种说法认可度最高，即这块石材虽然体量够大，形状却不满足右卧的雕刻需求，结果，安岳工匠灵机一动，就改成左卧了。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在官方看来可能要掉脑袋的大罪，在民间，就成了信佛、向佛“自由心证”的见证。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真实的力量

通过“世俗”的手法，表达对“信仰”的追求，除了体现在对“美”的理解上，安岳石窟的另一个特点——真实，也是其他石窟所少见的。

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含蓄内敛、意在言外，“表现”和“写意”是艺术的最高追求，石窟寺与壁画创作也不例外。因此，与西方不同，我们很少能看到直接表达“痛苦”和“死亡”过程的作品，多是以后果或影响来映射，比如死后的极乐世界或阿鼻地狱。

安岳石窟却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这项规则，历史在这里具象成一幅幅平常人的市井百态，甚至出现了真实到近乎可怖的场景：毗卢洞《柳本尊十练图》和千佛寨《药师经变相》就是例证。

柳本尊“十炼”修行图，记叙了自称密宗第六代祖师柳居直的修炼过程。他是唐代乐山人，修持“大轮五部咒”有成后，在川西武阳（今新津县武阳镇）、峨眉、成都、弥蒙（今成都青白江区弥蒙镇）等地设道场，收弟子，弘扬密法。前蜀（907年-925年，五代十国之一）主王建曾授予柳本尊“唐瑜伽部主总持王”的称号。

柳本尊走的是极端苦修的路子，毗卢洞的《柳本尊十练图》，即以高超的造像技艺和成熟的艺术处理，分十组呈现柳氏炼指、立雪、炼踝、剜眼、割耳、炼心、炼顶、舍臂、炼阴、炼膝的场景，如同一本刻在岩壁上的连环画。逐一看去，画面相当写实。

一边，是柳本尊右手执刀，左手将剜下的眼珠，置于跪侍举起的盘内；另一边，他又将左袖卷起，露出胳膊，右手执刀欲砍。剜眼割耳后，虽有佛或菩萨现身作证，并鼓乐齐鸣，但情状之残酷，还是令观者惊心动魄。这并非佛教秘法，而是地道的四川地方性教派——川密，是佛教传播的地方化。这个过程也对四川石窟地方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千佛寨的唐代密宗代表作《药师经变相》，在题材选取上并不少见，但安岳雕塑的真实性却与众不同，且以内容生动和保存完整著称全国。作品将病死、受王法死和被虎、豹、蛇咬死等场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直面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毋庸置疑，这绝非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审美，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创作者以一种直白的力量直击人心，令人感受到对信仰的执着。

从初唐、盛唐的卧佛院、千佛寨、玄妙观、黄桷大佛等，到中晚唐五代的圆觉洞、净慧岩、菩萨湾、灵游院等，再到两宋石窟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孔雀洞……安岳石窟，依靠唐宋时期崛起的四川“富民”阶层，在本地工匠巧手施为之下，沿着佛教入川的传播路线，分布于整个县域的西北至东南。它们灿若星子，但相较于其他集中开凿的石窟来说，其保护、管理和利用的难度，也无疑更大。我由衷地期待，它能借由现实的需求，获得未来腾飞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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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胡玥，排版廷廷。头图照片©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王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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