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规划问道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

在本届大会的第二天，第五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代表就在大会上发表了本届论坛的宣言，但为期5天的线下论坛至本月15日才圆满收关。管理者论坛创办时希望达成的目标——建立一线管理者与遗产大会这样的《公约》执行机制之间的对话初见成效。随着历届论坛覆盖的遗产地数量达到204处，参与代表接近400人，论坛正在将散布全球的一线管理者凝聚为一个群体，这或许会催生出这个群体的集体意识，引导他们在《公约》的运行体系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也或许，这个进程已经开始。

作者：世界遗产大会观察团魏青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

不久前，本月15日第五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闭幕晚宴上，ICCROM资深主任Joseph King（下文将亲切地简写为JK）在即兴感言中提到他即将荣休。满心期待与恋恋不舍的情绪中，JK深切地回顾到投身世界遗产事业25年历程中一件最令他感到遗憾的事，就是没有更早地积极推动把管理者纳入到遗产大会中来，使这个重要的群体成为一个真正被看得到的参与者，与他们在《公约》执行机制中承担的关键角色相匹配。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图/Joseph King 在管理者论坛闭幕式上发表即兴感言，摄影：魏青

JK这个感触的背后，或许真的是一个大问题。遗产地管理者究竟是不是《公约》执行机制中一个重要且关键的角色？直觉和现实至少在《操作指南》和大会的议事机制中都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

在《操作指南》中符合直觉的是，开篇在介绍其核心使用对象时，即将遗产地管理者罗列其中，尽管排在最后一组，但也意味着这个群体是《公约》执行机制中关键且不可或缺的角色。鉴于《操作指南》的性质，各类角色无论在正文还是与具体执行机制相关的附录中被提及，都说明被赋予了某种责任或被提出某些要求。但当我们回顾《操作指南》自2005年大幅度更新之后的历次版本会发现，其他各类关键角色被提及的次数，都在动态变化中总体呈上升趋势，包括《操作指南》适用对象中和遗产地管理者一组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未被提及的当地社区群体。只有遗产地管理者群体始终停留在原地，无论是提及次数还是每次提及涉及的具体事项。现实数据反映了《操作指南》层面对遗产地管理者这个群体相对概念化的认知，以及由此造成的相对固化的身份角色安排。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图/2005年以来《操作指南》各版本词频统计体现出来的各方在《操作指南》设定的规则和机制中的参与，制图：魏青

在遗产大会的议事机制方面，显然每届大会的与会代表中都不乏遗产地管理者。但从大会官方给予认定的注册身份来看，上图中排在前面的主要角色都有相应身份，也为NGO和观察员设立了注册身份，唯独没有遗产地管理者的注册身份。

缺乏身份，也就没有席位。这是目前管理者群体与NGO等群体的一个显著差异。历届大会上往往会有NGO和观察员身份的代表在某个议程之后举牌发言。尽管这些发言并不能直接影响议程结果，但他们评论、意见体现了这个群体的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公众感受到了这个群体对《公约》事务的影响力。与这类群体相比，遗产地管理者的声音，在大会议程上几乎是消失的。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图/往届遗产大会上NGO组织举牌发言，摄影：魏青

原有的在议事过程中，最能展现遗产地管理者身份的亮相机会，是在申报项目成功列入后申报方发表感言的环节。但也不是所有缔约国每次都会把这个机会留给遗产地层级的代表。发言时间有限，在地管理者的情感和担当并不是都是被优先表达的。

2017年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创立之后，这个现象终于有所转变。一方面，为了让管理者群体的声音可以被与会者，特别是委员会听到，自第一届论坛开始，就在审议遗产地保护状况的议程中插入一个环节——管理者论坛代表宣读本届论坛成员的集体宣言。每份宣言的产生都是在论坛过程中由参与者集思广益，聚焦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能够达成的共同目标和可行路径，包括集体期待，经参与者起草，论坛组织者润色加工完成的。回顾五届论坛的宣言，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群体对遗产地管理者定义的反思，对其在《公约》执行机制中角色的理解，从一线视角对世界遗产发展现状、趋势、问题和需求的判断，当然还有因使命感而发出的呼吁。应该说大会亮相宣读宣言颇具仪式感，历届论坛参与者都非常珍视这个机会。每届宣言代表的装束、神情和语气都传递出那份庄重和诚挚。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图/第五届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坛宣言，摄影：魏青

但有了历届宣言的积累，新的论坛参与者自然就会关注以往的呼吁是否得到反馈，相关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这其中关于如何切实建立管理者与大会决策者之间更为有效的互动对话的主题，已然快变成每届宣言的老生常谈。而现实中，宣言只是论坛成果，并不会被作为大会文件记录在案，议程中也没有委员会对此作出回应、评论的互动环节。在大会上宣读宣言是否会变成一个言者有心，听者无意的仪式表演，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摆在论坛组织者和更高层策划者面前的挑战。考虑到这种感受可能会因为越来越多管理者代表的参与而被扩散到世界各地，这个未来的潜在影响还真的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每届论坛都有一段旁听大会保护状况审议的环节，目的是让一线管理者亲临现场，亲历相关决议的产生过程，理解决策各方的关注点，并将所闻所见所想代入论坛的案例讨论。大多数参与者，特别是不曾参加过遗产大会的代表从中会有切实收获，对基本程序、遗产保护的原则等有更深入的理解。

但显然大会讨论呈现的信息远多于此。委员会代表们究竟在从哪些方面考量问题，提出的修订案是否真的有利于解决问题，抛出的观点是否切中要害，管理者代表往往更能就此达成他们之间的共识。站在旁观者视角上对讨论事项作出的评估判断，管理者群体往往与咨询机构的意见更加接近。

事实上，时刻面对遗产地管理复杂问题，有着丰富经验积累，又经过较为充分能力建设的遗产地管理者，能够代表一个遗产地包括管理方、遗产社区和利益相关方的综合视角。这让他们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判断有时候比咨询机构的专家更具深度，提出更有针对性或更开放灵活的解决路径。但这些经验和智慧只在论坛中迸发出来，至少目前并不能贡献于大会讨论，也没有机会像NGO群体那样通过发表评论让与会者和公众关注到更多可能有益的视角。问题是，遗产大会上围绕具体项目的讨论，是否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声音？而关于这类问题和上述种种境况的讨论已是本届论坛参与者之间经常的话题。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图/论坛中围绕研究案例的分组讨论，摄影：魏青

笔者在2021年参与第四届论坛的组织中回顾往届参与者数据时发现，有些遗产地的人会多次参与论坛，甚至有些参与者会参加不止一次。通过与ICCROM长期负责论坛组织的专家沟通，得到的解释是这是论坛设置的一个机制。一方面可以让一些积极的遗产地更快地积累经验，成为一批可以更好支撑全球能力建设的学习交流基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些人在各届论坛之间形成一种知识、力量的传递。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多次参与的遗产地的管理者起到的作用确实明显，类似马来西亚槟城这样的遗产地，已经开始在各自大洲地区的能力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进程或许会带来更长远影响——当这些纽带将全球遗产地管理者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频繁地联系起来之后，整个群体可能形成的共同愿景给世界遗产带来的改变。

清源独家 | 找回“消失的TA”——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使命图/出席历届论坛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代表分布，制图：陈凯

尽管前文提到JK的遗憾，但看到上面的这幅地图，他也衷心地为五届论坛取得的成效感到欣慰，反复在各种场合表示，相比参与大会议程，参与管理者论坛，包括青年论坛的活动无疑会让他更有活力，从中获得的鼓舞和智慧也使他更有信心憧憬未来。

如果每届大会类似某委员国因一句“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did not follow the Advisory Bodies’ recommendation” 的措辞而发起责难，动辄争论一两炷香的戏码总是难以避免，或许真的可以考虑给来自一线的关键群体更有参与性的发声机会，中和中和会场氛围，时不时帮助议事者校准一下焦点，让大会的讨论更加务实的同时，想必会让更多人对世界遗产的未来抱有信心。

期待在不远的未来，遗产地管理者这个群体不再是遗产大会上一个“消失”的角色，而是既能针对现实挑战的多样性，更充分地展现来自一线的探索、贡献、乃至困惑，又能以这个群体的集体意识，在完善《公约》实施机制的议事过程中作出更具建设性的贡献。也期待这个过程中有更多来自中国的身影和声音。

（左右滑动查看第五届遗产管理者论坛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