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新冠与社会韧性

 

（国画：张澎）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规划界就疫情的应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大讨论。其涉及内容之广，思考层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从国家城市化战略到社区治理的反思，从韧性城市理念到健康城市研究，从“战疫”物资保障到防疫空间供给，充分体现了规划视角的广阔性和多元性。

然而，在海量的信息背后，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问题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此次疫情的爆发，与03年的“非典”相隔仅仅17年。这期间，我国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应对突发性灾难的能力上，我们似乎并未取得同等的进步。说明我们从上一次的灾难中获取的教益不多。试想，如果我们不能从上一次的事件中获得教益，我们如何又能指望后人们能从这一次灾难中获得教益呢？如果不能让后人有所教益，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讨论毫无意义，就连那么大的苦难，岂不也是白白牺牲?

最近一直在关注规划界的各类反思，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没有人去回顾一下上次的“非典”期间，前辈们都有过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抱着这一好奇，通过简单搜索，还真发现了在非典期间，规划界、建筑界发出的声音。比如说，《中国住宅设施》杂志在2003年4月刊载了一期专题讨论，邀请吴良镛、赵冠谦、马国馨等一批国家级专家就“非典”问题进行讨论。

其中吴良镛院士谈到：“非典” 闹得大家很不安，必然促使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问题加以思考。具体到技术上的事, 还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审慎思考，过早下断语, 于事无益, 甚至有害。接着，吴先生笔锋一转，提到哲学认识论问题：偶然与必然。1952年12月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这一事件死了好几千人, 被称为伦敦的“无比大事”, 全世界为之注目。后来, 研究者查阅历史资料发现, 在1873年12月、1880年1月、1882年2月、1891年12月、1892年12月以及1948年冬季也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只不过没有1952年那样严重, 没有死那么多人, 因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意思是，这些事件看似都是偶然，却有其必然性。150多年来, 人类就是在与自然、与人为的灾害斗争中前进的。

吴先生的这段反思颇见大师风范。这里面涉及到两层深意：第一层意思，面对灾难，急于做技术回应要慎重。尤其对于规划行业来说，当灾难已经降临的情况下，短时期提出技术性的药方恐怕于事无益。

其实，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尽管规划师们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建言献策。但我们发现，实际上，直接抵抗病毒传播的规划技术非常有限。我曾开玩笑地说：空间技术嘛，也不是没有啊，我们老祖宗就有，长安的里坊制，配合宵禁，即可大大减少交叉感染。问题是，这样的技术，现代人愿意用吗？

这又使我想起几年前，我们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曾经明确提出过要建设小街区、密路网城市和开放性社区。这次新冠病毒的肆虐似乎使这一规划理想彻底破产。因此，吴先生所说的在技术上过早下断语，于事无益，甚至有害，这就大可玩味了。这里面涉及到更深的哲学内涵：即技术的有限性问题。

也就是说，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技术无限可能的基础上，这是不可能的。规划师在今天讨论如何应对病毒之时，他可用的概念工具比“非典”时期要丰富得多了。当年，我们还没有智慧城市的概念，今天我们有了。但智慧城市在这一轮的“战役”中的表现如何呢？大家自有公论。当年，我们也没有韧性城市的概念。今天的规划师可以把韧性这个概念运用得游刃有余。但韧性城市能否转化出一套有效地对抗病毒的规划技术呢？尚有待观望。

吴先生谈到的第二层涵义，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实际上也是人类与灾害的关系问题。这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他提醒我们，应如何反思灾难。我们谁都不愿意灾难的发生，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却一直与灾难同行。所以，当我们反思灾难时，不要把重点放在下一次如何避免灾难上。而要更加关注如何提升面对灾难的勇气与智慧。

我发现当前有一些反思，它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这就会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大城市容易爆发瘟疫，所以，为了避免灾难，今后的城镇化策略应该强调中小城市的发展。也有人说，人口密度越高，病毒传播的风险越高，所以今后的城市规划应着力于解决人口高密度问题。类似于这样一些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着力点在于避免灾难的发生，这样的反思，给我们的教益非常有限。

从今天我们在疫情面前的表现来看，不难推断，或许，从非典中，我们的反思主要都集中在如何避免灾难上了，至于如何应对灾难，我们似乎少有进步。因此，今天我们要更多地重视灾难的应对能力。

当我们谈到灾难的应对，韧性这个概念就找到了它的正确的语境。因为韧性城市，它不是由一套对抗灾害的硬技术构成，更不是由一套超级炫酷的安全设备构成，它是一套柔软的适应性机制。渗透到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

这里不妨检视新冠病毒阻击战的几个关键环节，看看韧性可以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

第一个环节，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武汉错过了控制病毒的窗口期。致使新冠病毒很快从局部事件演变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事件。在一个高度信息化时代，人类偏偏在信息面前栽了个大跟头，这不得不说是一大讽刺，也再次证明了在重大灾难面前，技术的有限性。

因此，面对疫情，我们第一个应该反思的就是，如何利用信息社会的优势增加人类对灾难的反应能力？这其中涉及到信息渠道的管理问题，比如官方的信息渠道，专业机构的信息渠道及民间的信息渠道如何良性互动？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如何减少信息的负面冲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何种情况下构成二级响应，何种情况下构成一级响应，以及在不同的响应级别下，政府、社会组织、民众各自应该承担何种义务和责任？各自应遵循何种行为准则，如何自救？这样一套成熟的信息响应机制，绝不是在紧急情况下，短时期能够仓促建立起来的。它需要长期的磨合、训练。比如日本的地震预警系统，从小学生开始，早就通过素质教育渗透到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面了。及时而准确的信息披露，加上民众自觉而准确的反应能力，是韧性社会建设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第二个环节，基础医疗系统与应急医疗系统的协调问题。1月20日疫情突然扩散之后，大量的社区级的基层医院因为担心缺少防控能力，而选择关门歇业。这就导致整个基础医疗系统的瘫痪。这样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中心医院严重超负荷运转，其“战役”能力大受破坏；二是大量的基础病人不得不到中心医院就诊，大大增加了交叉传播的风险。

在灾难面前，任何一个系统都很脆弱，如何保证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支撑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时候，只要一个系统垮了，另一个系统也就瞬间坍塌。因此，当疫情爆发，如何保证基础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分解缓冲专业医院的压力，是韧性医疗系统建设的重要课题。

第三个环节，大量病人的观察、隔离和收治的空间供给问题。面对井喷式的确诊和疑似病例，需要大量的救治空间和隔离场所，远超出城市医疗设施的负荷。收治和隔离的场所不够，是武汉抗役早期主要的挑战。很多确诊病人得不到集中收治，由轻症转重，增加了死亡率，也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机会。在此情况下，武汉首先是复制了北京03年非典的小汤山模式，在短短一周之内便完成“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极大缓解了重症病人的收治压力。但是，相对于疑似和确诊病例的增长速度，“火神山”医院仍只是杯水车薪，直到后来把一批体育馆、会展中心改造成方舱医院，收治病患的压力才根本性地缓解，为新冠疫情的拐点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空间韧性问题。在城市规划中，大型医院等公共设施的配置，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肯定不能满足特殊情况下爆发式增长的需求。那么，大型设施的多功能适应性设计就成为空间韧性的关键所在。我们城市有很多大型公共设施，这些设施往往是特殊事件留下的遗产，待事件过去之后，很多设施便失去了使用价值，仅仅变成一个象征性符号。这未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比如说，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突然之间增加了大量的体育设施。我记得当年在进行奥运场馆规划设计时，北京还专门做了后奥运时期设施再利用的预案。这些设施现在使用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突发情况下转换成战略性的应急空间？大型设施空间的多义性和适应性改造，是城市空间韧性的重要课题。

这种空间韧性，不仅直接可以在危机情况下缓解救治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消解灾难造成的次生破坏。比如说，这次的灾难，不仅只是患者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很多健康的人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有的外地人困在武汉，饱受流浪之苦。有的来自疫区的人被困在路上，进退两难。

如果每一个城市，都能在紧急情况下，利用大型设施的空间韧性，给那些进退失据的人们提供庇护、隔离和观察的场所，而不是紧关大门以求自保，那么，我相信，在灾难面前，我们的社会将更有温度、更有凝聚力。用学术术语，这个温度与凝聚力就是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衡量我们社会韧性水平的重要指标。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评估。我们还未能来得及评估这次灾难带来的破坏和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还远不到评估的时候。但我们一定需要评估。因为评估不仅可以减少本次疫情的次生灾害，也是增强我们下一次面对灾害能力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现在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初现端倪，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预案。而它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社会资本的破坏，我相信需要一个更加长期的恢复过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国土空间规划）：非典.新冠与社会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