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非常时期应急规划体系的必要性

woman wearing mask on train （photo by Anna Shvets）

作者：

沈振江   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金泽大学教授、福州大学建筑学院—金泽大学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会指委会主任

1842 年英国政府发表《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说明了瘟疫与卫生状况的关系，指出传染病传播是由肮脏、拥挤等城市问题造成的。

19世纪的城市卫生运动促进了城市规划的发展，诞生了众所周知的花园城市理论。

突发急性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是指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需要对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的急性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等。

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

现存的城乡规划体系中少有涉及急性传染病的专项规划。

如何将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纳入城市卫生发展整体规划，制定和实施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有关的物资储备与物流、医疗设施及救治等应急规划亟待研究。

自2019年末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检测、控制、医疗救治等方式，因各国体制不同做法也不尽相同。

在日本，疑似患者需电话联系厚生劳动省指定的医疗机关，发烧四天后不退，才可以到指定医疗机关检测确诊。

在德国，疑似患者通过邮件联系家庭医生说明症状，后由家庭医生进行检测，再送至医疗机关进行救治。

在美国，疫情危机出现后，联邦政府通过超市停车场与道路设岗检测驾车司机等方式进行确诊。

而英国政府则出乎意料的提倡全民免疫等做法。

若从规划行业角度来看，需要尽量面向所有居民，根据检测方式落实检测地点进行合理规划。另在确诊后，进行救治的医疗机关体系其设置标准也同样重要。

在日本，感染症指定医疗机关的设置标准，分为国家指定的特定感染症指定医疗机关，还有由地方政府即省政府指定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感染症指定医疗机关。日本平常时期实际可用于传染病救治的特定机关共4所10床位，第一种医疗机关各省设有55所共103床位。

在中国，SARS与新冠时期，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的建设，说明传染病救治设施的规划，必须进行平常时期与非常时期的区分。无论是SARS还是本次的新冠疫情，都需要设置应急的医疗设施机构才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救治，即需要非常时期的应急规划体系。

非常时期，疫情突发，首先非常有必要建立突发急性传染病反馈和共享平台，使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能够信息共享。

根据疫情信息，对城市社区，都市中心区包含办公楼区与商业区等进行合理的城市分区管控与建筑内的空间隔离，这是规划行业需进行分析、预警的重要课题。

面对新冠病毒，大多数欧美国家认为80%的患者可以自愈，初期没有在城市空间进行必要的隔离，致使疫情严重扩散，纽约，伦敦，意大利全境都因疫情不得不实行紧急封城措施。

目前在日本东京，都知事也面临封都与否，推迟奥运会等艰难抉择。

这次武汉疫情，不仅对外封城，对内也进行了封闭社区管理。外卖、快递等网络服务行业保障了物流供应，稳定了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一些公司通过居家办公努力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比尔·盖茨曾说：“对人类而言病毒或许比战争更危险”。各类建筑与城市空间里，如何有效进行空间隔离，保障日常生活物资供应，或也将是规划师亟待解决的非常时期应急规划课题。

非常时期，保障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供应，完善疫苗及药物，试剂，救治医药等应急物资的调运机制与规划也是不可缺的。

目前各国相继停止空港与海港的客运，但也需要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各项义务，加强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保障各国之间的医疗救治物资互助，因此越境的救治物流应急规划也必须得到保障。

今后，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总结我国传染病疫情应急举措的各部门经验，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相关应急规划，在平常时间不忘非常时期，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应急处置预案与应急规划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