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 | 疫中四则-健康城市：应对新冠疫情专栏

赵燕菁 | 疫中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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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赵燕菁教授授权发布（原文刊载于《北京规划建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一夜之间让喧腾的春节进入“休眠”。和多数中国人一样，那几天我被迫窝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刷手机。当时网上到处都是负面消息，充满恐惧和无力感。我突然觉得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传播、责骂、悲情，而是要对疫情控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用的事，把大家从无益的指责、抱怨氛围中拉出来。1月26日晚，我在UPSC五届理事长群里发了一个帖子：

“我觉得咱们学会可以提个建议，从城市卫生规划角度提出一个将分布式“诊”和集中式“治”相结合的应对危机方式。动员大量流动救护车带上试剂等必要设施就地接诊，病人把位置发给滴滴之类的软件，转给最近的接诊车，不要把病人都集中到医院以避免交叉感染。确诊后的病人立刻送往火神山医院隔离住院，减轻常规医院的压力。如果有试剂等快速简易办法，护士就可以搞定，医生压力便可以缓解。我以前一直考虑用分布式的规划方法应对不确定的危机，只是没能将这一想法模型化。”

我发完这则信息就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早5点多，就收到石楠微信：

“分布式诊断集中治疗的构想挺好的，你能帮着捉刀起草一下吗？”

“当然可以。不过由于我们对武汉前线所知信息甚少，建议石楠把武汉规划局刘奇志拉进来，主要是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武汉的规划数据和疫情。”

初稿由我起草，当天就写好了。孙安军看后提出：

“武汉事已至此，再说什么来不及了。主要是对未来特大城市应对此类问题的建议。”

石楠做了最后修改，马上就以学会的名义上报了建设部、科协和武汉有关部门。没想到这个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急救文，产生了远超我们预期的巨大影响。事后据《科界》网报导，“中国科协书记处领导十分重视这份‘建议’，将其分送国家卫健委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和国家疾控中心负责人审阅，并得到他们的专业认可。”当晚科协就做了推送文章，同时学习强国等网络媒体也即时转发。第二天，这些公众号就收获了数以万计的点击率。

在这里，不得不赞叹一下规划学会快速捕捉战机的能力。我把一个临时想到的主意丢到群里后，石楠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建议的价值，在同一天的上午完成文章，下午上报，晚上就发布出去。其实就在第二天（1月28号）《中国新闻周刊》也以“海外华人病毒学家紧急建议：‘分层管理、集中分筛可疑人群’”的标题文章提出了类似建议。但此时学会提出建议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这就像在战场上，越是混乱的时刻，越要视野开阔，随时捕捉有力的战机。有时平时多少文章、会议，都顶不上关键时刻一个简单决定。

但如果是仅仅满足于抢先露个脸，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成功。石楠的能力在于把一个局部战斗生生扩大成为一个战役。规划学会的建议发表后，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有的要写内参，有的要采访。石楠把这些意见汇总后，让我统一写了一个答复，在更多的媒体上扩散学会的影响力。随后，开通《规划师在行动》栏目，邀请学会内的大腕带头建言献策，王建国、张庭伟、尹稚、吕斌、李晓江、杨保军……还有很多后起之秀龙瀛、田莉、王兰、黄瓴……不仅大腕们甚至我的很多学生都兴致勃勃加入讨论、写作，他们有的利用规划大数据进行分析、有的对危机规划进行反思……规划行业的学术氛围为之一振。

几天前，科协专门报道了石楠“勇于担当，战疫有我”的事迹。石楠特地发微信给我，不好意思地表示“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告诉他，完全没有问题，“you deserve it !”一个行业没有抽象的成功，行业的成功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个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迹基础上。它必须有自己的英雄、有自己的故事。当后人写到中国城市规划这段历史时，会因我们曾经做过的事而自豪，城市规划也只有这样才会在历史中不朽！

现在这场空前的“战疫”还在进行，但规划师们已不再是战疫开始时自怨自艾的键盘侠，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深入前线充满激情的战士！我坚信，经此一役，中国城市规划行业不仅在理论上、技术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更上一层楼。当年伦敦大瘟疫，造就了英国领先世界的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今天，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资源上，中国所经历的都远超当年的英国。中国新一辈的城市规划师中，一定会出文章、出作品、出技术、出大师。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城市规划！

之一：

分布接诊，集中收治：一个减少冠状病毒扩散的规划建议

1918年上半年爆发西班牙流感。这次疫情一共有三轮，最初一轮造成的死亡人数其实反而较后期要少。真正造成了最高的死亡率的，是10月到12月的第二轮大爆发（虽然第二年春季的第三波疫情也比第一波致命，但也比不上第二波）。现在防控冠状病毒的当务之急，是避免第二轮大爆发。

事后对西班牙流感的总结发现，第二轮爆发的原因是“轻度病人被留在家中，而严重的病人被聚集到医院和营地中接受治疗，增加了流感的传播几率”。在没有治疗特效药的情况，阻隔新一轮传染的扩散应当成为重中之重。而最关键的一个举措，就是减少病人向少数医院聚集。城市规划的医疗卫生设施的标准，是基于常规发病概率，这就决定了既有医疗资源（特定医院的特定科室）必定不足以应付突发式的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建议，除了加大医疗资源投入，比如立即集中建设传染病医院，把患者集中到这些新建的和指定的原有医院外，最有效的办法是立刻把散布在各个社区的医疗资源动员起来，将其改造成为应对大量求诊病人的第一道“防波堤”。将大医院的一个急诊室，分解为无数小的急诊室。具体做法是：

一、将大医院急诊程序分解，将候诊-取样这一交叉感染风险最大的环节下放到社区卫生点。同时立即开通地图查询功能，居民通过手机可以查询到最近的取样点，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汇集到少数几个大医院，从而降低交叉传染的概率。

二、社区医疗点将贴有二维码的样品，直接转送到有检测能力的大医院，检测结果第一时间通知就医者本人和疾控中心。检验结果为阳性的病人，通过手机定位，由指定的急救车，就近直接送往隔离医院，集中收治。对于检验结果为阴性的病人，通知其居家观察。

三、统一调配全市的急救车，通过流动急救车在各个片区医疗点之间流动，随时应对新的病情。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大幅降低大医院集中就诊过程中的交叉传染风险。目前大医院接诊量大，超出接待能力，如果分解到各个社区接诊点，每个接诊点的人数可以大幅度降低，从而也可以显著降低交叉传染风险。以本次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为例，武汉2018年有常住人口约1100万，三甲医院32家、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362家（以上为网络数据），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2803家（武汉市政府网站2019年数据，含极少量异地的认定机构）。如果这些人口中的患者、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者集中到32家三甲医院，其交叉传染的风险不难想象，而如果将他们分布到362家社区医院，甚至更多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这种风险必然大幅度降低。

二、可以减轻大医院设施超负荷运转的压力，使大医院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诊疗真正的重症患者身上。如果将候诊-取样环节下沉到各个社区医院，甚至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将可以极大地降低三甲医院的接诊压力，避免优质医疗资源疲于应对一般性的诊疗工作。武汉市截止到1月26日累计确诊病例618例，其中重症87例、危重53例。在院治疗疑似病例2209位，643人在发热门诊留观，其中确诊率约45%。以上确诊、疑似和发热留观者共3470人。通过调动社区资源，可以让指定的三甲医疗机构重点诊治危重、重症和确诊病人。

三、可以减轻“封城”、交通管制等特殊环境下，病人移动的困难，缩短病人候诊时间。武汉市2018年集中建成区面积724平方公里，三甲医院平均覆盖范围约23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每家三甲医院的平均服务半径约2.7公里（这里未考虑三甲医院分布不均匀的因素）。城市规划认为适宜的步行距离为300-500米，对于发热、浑身乏力的病患而言，就近在社区层面就医，不仅可以免去路途距离的压力，还可以节省出行时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的恐慌程度。

四、可以节省新建集中诊治传染病的临时医院的成本。这几年，全国各城市的医疗卫生设施得到很大发展，但医疗机构的规模不可能按照疫情峰值测算，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规划统筹，减少不必要的新建临时医院，不仅可以抢时间，而且可以节省建设成本，减少疫情之后这些临时设施的去留压力。

五、在社区层次筛查发病案例，有利于城市规划大数据系统在更细的“颗粒”上分析病毒的空间分布，实时监控其动态迁移。一方面可以使有限的医疗和管控资源更加集中在特定地区，另一方面更透明的信息也可以减轻非正式局部信息带来的全面性恐慌。

之二

关于《分区接诊、集中诊治》建议的说明

感谢媒体朋友对我会1月27日“建议”的关注，针对大家提出的共性问题，做如下解答：

1、为什么说医院实际上成为病毒扩散路径的关键枢纽？

根据近期披露的相关医学信息，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传染性、相对低的死亡率、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或肺炎区分度不高等特点，即便大规模100%完全“收治”不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目标，也会是成本极其巨大的措施。因此，有限的资源应当首先投入“隔离”，而不仅仅是“收治”。延长假期、停止公共集会、停驶公共交通、强调少出门和戴口罩、甚至“封城”等，都属于切断病毒携带者有意或无意扩散病毒的具体举措，属于“隔离”。

如何切断传染路径必须抓主要矛盾。在病毒传播路径上，眼下最大的汇聚点就在“医院”，医院门诊是短期内人流最为汇集、病毒携带者密度最高的地方。由于符合高水平防病毒条件并有能力甄别冠状病毒的医院数量有限，瞬时集聚的疑似感染者、普通肺炎与感冒患者、以及大量基础疾病患者会短时间内消耗掉这些医院接诊能力，导致大量潜在感染者“堰塞”在候诊环节。就诊人数远超确诊人数，背后其实是易感人群、高风险人群。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播率，按照密度呈指数增长的传染机会，使医院无形中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绝佳平台。因此，在“隔离”环节上，其他环节，如公交、地铁、商场、飞机、高铁……都不如医院来得重要和紧迫，医院是关键的关键。

2、 “分区接诊、集中诊治”设想主要解决疫情防控中的哪些问题？

任何公共卫生规划设防标准都不可能对小概率的超常未知事件进行配置，这就决定了这一道大坝往往难以完全阻遏突发的高传染病毒的爆发。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主要解决的是首诊环节“瞬时过载”和传染概率“人为放大”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初期恐慌性就医阶段最为突出。

首诊“过载”是“瞬时”引起的，用空间对冲时间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城市规划方法在抵御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主要领域。

假设100平方米门诊每天接诊100人，和一天突然涌入1000个就诊者相比，密度增加10倍，算术级数增加的背后隐含着被传染概率可能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果把首诊分散到10个50平米的社区门诊，每个门诊的就诊密度就只增加2倍，就诊者之间传染的机率随之下降。如果算上社区医院医生的加入，抵御第一波冲击的大坝“厚度”就可以大大增强。

“分布式”首诊和“集中式”收治的规划原理，就在于用“空间换时间”——在“瞬时”加厚“首诊”这一大坝最薄弱的环节。为后续的“集中式”诊疗赢得时间。在作为主要矛盾的医院环节中，矛盾主要方面，乃是“候诊”环节。这里是聚集潜在（疑似）病人最多，防护挑战最大的一个环节。解决这一环节的问题，因资源饱和带来的“隔离”难题也就解决了大半。

3、社区医院能替代大医院门诊吗？

社区医院不能代替大医院门诊，其转变为应急门诊并不是大医院门诊功能的简单转移。两者的任务不同：大医院门诊，面对的是危重患者和不确定的病情，对于后者，检测和诊断必须在一起；应急首诊则目标很明确——只需“筛查”是不是病毒携带者。这就使得检测和诊断可以在空间上分离。

社区医院替代的仅仅是大医院门诊中“筛查”病毒携带者、劝退普通肺炎或感冒患者的功能。现代网络技术和交通手段，使得原来门诊必须集中诊治的程序在空间上可以细化和分解。分工后的社区首诊只须重点负责“取样”一道工序，然后送往有检测条件的大医院，确诊后，再由专门的救护车运往定点大医院进行更全面的检测和隔离治疗。这样首诊可以变得非常快捷——只需将病毒携带者和其他患者分开，就算完成任务。这一构想事实上已经一定程度上在武汉等地得到实践。

随着新型检测设备和试剂盒的推出（中南医院发热门诊表示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核酸检测），首诊工作还可以进一步前移——简易的移动检测车甚至可以深入到有条件的单位和家庭，都可以代替“首诊”这项传染性最大的环节。“筛查”结果如果“是”，就直接通过网络“无接触”地报告给社区医院对口的定点医院；如果“不是”，就转移给非定点的常规医院或开药后回家休息。

社区医院任务简化后，防护标准就可以按照冠状病毒特殊的防护要求快速改造。其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当会低于建设大规模集中收治的大型医院的投入。与此相适应，体制也要快速切换：1）社区医院必须由定点大医院统筹管理，将其作为其发热门诊的延伸，确保后继服务无缝衔接。2）与此相配套，大医院发热门诊适当限号，一旦超过防疫上限，就要适时取消大医院发热门诊，代之以分布式门诊（或采用网上挂号排队的办法分流人数），并通过短信、微信等公布社区医院挂号指标，及时引导、反复提醒就诊者首选社区医院，否则，涌向大医院仍会是发热病人的首选。3）补充或改装足够的机动设备，应对空间分散后运输需求的增加。

4、 “分区接诊、集中诊治”设想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城市？

这一建议针对所有城市。“分区接诊”应当是北京这样处于防控阶段城市的重点；“集中诊治”应当是武汉这样疫情已经大规模扩散的城市的重点。

“分区接诊”的核心是隔离。城市进入防控阶段，就要尽快做好限流和取消大医院集中式发热门诊，并将所有社区门诊临时改为定点大医院发热门诊的准备。同时，针对病毒传播特点，完善检测设备配置、提升病毒防护水平。在疫情紧急的情况下，社区医院可以停止其他门诊，只接收发热病人。在社区医疗点不足的地区，可以用临时房屋或配备必要设备和防护的移动车辆代替。同时在手机地图app上公布门诊地址或呼叫车辆的程序，通过医院的空间移动减少病毒携带者的移动。

“集中诊治”的核心是收治。疫情失控的城市在短时间内成倍扩大诊治能力是必须的，其中与规划关系比较大的就是空间。除建设集中式的“小汤山”医院外，也可在主要定点医院周围紧急征用民用资源如招待所、学校、酒店等。如果说“分区接诊”是向前加深防疫战线，“集中诊治”就是向后加深防疫战线。“分区接诊”是优先，“集中接诊”是保底。两者共同构成防疫的纵深。

5、外地务工者较多的城市，面对返城高峰，在城市规划上可以采取哪些临时措施减少病毒在人际间传播。

除了上述的建议外，返城高峰后，社区医院的“筛查”应当进一步前移至“单位”和“住区”，单位要逐日筛查疑似（如发热）的员工，住区要重点对易感人群（如老人）防护提出建议和督查，有条件（如具有便携式检测设备）的还上门排查。

6、应对突发式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面对此类重大疫情防控，在城市规划、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还有什么建议？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自然灾害有相似之处，城市规划不能完全阻止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如何在事件发生后进行反思、加以总结，将其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小，使城市规划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我们要考虑的。这其实和城市防洪规划的原理类似，洪水发生有其规律，城市规划通过设定城市防洪标准可以减轻洪涝灾害。因此，规划只能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为不确定的风险（比如百年一遇的洪水）做准备。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按照所有潜在风险配置完全足够的医疗卫生设施。因此，做好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十分重要，只有那些成本最低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规划，才是现实且“可持续”的规划。

建议一：“平战结合”。社区医院（医疗点）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储备”，平时可以像普通医院那样接诊，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就可以迅速改造为大医院的特殊门诊，承接“瞬时”暴增的首诊。每个社区还可配备特殊车辆，平时作为公交，紧急情况下召回改为应急流动门诊。社区内的退休医生、私人医疗从业者甚至医学院的学生，可登记为“预备役”医生，定期接受相关培训。

建议二：精确定位。国外大学曾经有一个研究项目，通过在污水井里安放试剂和传感器，及时发现污水中的病毒。由于污水收集有明确的分区，通过污水井就可以准确知道城市中那些街区存在传染病毒。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整个城市都拖入高等级的应急状态，将封锁的区域限制在最小范围。

这一思路应用到规划上，就是要想法尽快将传染范围在空间上定位。定位的越准确，突发事件影响的范围就越小，恐慌也就越容易得到控制。通过应急响应分级，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减少到最小。相比集中的定点综合医院，社区诊所发现的病例，可以通过大数据更清楚地在空间上刻画出不同烈度的传染范围。从而在特定的点上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医疗资源。

建议三：“小汤山”备用地。社区医院的作用只能用来最大程度减少集中传染，缓解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第一时间给核心医院带来的冲击，并不能用来承载源源不断涌来的感染者。如果说北京抗击SARS的一个成功做法，就是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小汤山”的选址既要便于隔离（水源下游、远离人口密集地区），又要便于利用城市既有设施（医院、道路）和外部支援（靠近物流、机场）；与城市的接口（电力电讯、给水排水、煤气供热）要预先留下接口；施工图设计甚至施工方案都要完成各项手续，要保持随时可以冷启动状态，短时间内转为“小汤山”。以核心医院为依托，向前迅速建立多个社区门诊，向后则建立庞大的病床资源，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构筑起抵御突发事件冲击波的大纵深防线。

建议四：网络技术。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虚拟空间也应纳入未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规划。像“双十一”考验阿里的能力一样，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为网络技术创新提供了需求。

例如：可以通过确诊病人近期手机移动轨迹，了解其可能的扩散途径与范围，甚至向社会公布使其他人能查询自己与该病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否有交集（如同一时间使用交通工具）。将社区医院发现的病例情况第一时间公布上网，将疫情的分布和进展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这些都可以避免社会对通过行政传递信息失真怀疑带来的恐慌。同时通过现代物流系统对捐赠物资流向进行追踪，可以增强社会对慈善捐助系统的信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之三

此次新冠肺炎的“危中之机”

新冠肺炎让世界媒体的注意力一下子聚焦到中国，这无疑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重创，但同时，世界性的集体关注，也为中国全球公关提供了大好时机。这次机会利用得好，不仅可以大大强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是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案例：

用国际上能够听懂的语言，将中国的危机塑造为全球的危机。可以将新型肺炎对比欧洲当年的鼠疫，武汉就是英国那个牺牲自己阻止瘟疫蔓延的埃姆Eyam村。武汉封城是替全世界抗住致死率最高的第一代、第二代新冠病毒，将外传的病毒降低到流感的水平。也可以将中国应对新型肺炎对比国际上应对H1N1流感等案例。让世界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面对同样危机时的不同负责态度。
国家通过大众媒体（如推特）、商业广告（如时代广场、当地主要媒体）和政府渠道，对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点名感谢国家（比如以色列、日本等）、企业和组织（坚持运营的航空公司、港口、世卫组织等）、个人（如为灾害作曲比利时音乐家、洪森、李显龙夫人等）的无私支援，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一个感恩的国家。用反衬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骂）凸显美国政府的品格低下，让美国自己的人民为其政府羞愧。
中国这次全国动员，其广度和深度都是世界历史上所从未见到过的。这也是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动员能力的一次大展示。像抗美援朝才能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样，用这样方式展示出来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比宣传一万次“厉害了我的国”更有说服力。一旦出现全球疫情扩散，中国体制的优势必定在与国外对比中被更多的人所认识，那些嘲讽中国做法的国际舆论也会逆转，中国今天看似“用力过猛”的做法，反而可能塑造“更安全”的形象。一旦资本相信中国的疫情更可控，中国资本市场反而可能成为避险资本的优选。中美贸易战中被迫开放的资本市场，反而可能逆向吸引国际资本。
多年来，中日韩关系一直在美国设置的钓鱼岛、独岛、萨德这类机关下无法完成东亚的区域整合。这次日本官民对中国疫情的反应出乎意料，为中日和解提供难得的契机。有专家认为：“日本人或许渐渐意识到，中国的强大，是把日本从美国控制下解脱出来的唯一力量。安倍已明确今年九月卸任，也不在乎美国对所有不听话的首相下手了，所以他想干点儿大多数日本首相想干不敢干或想干干不成的事儿。这应是中日共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契机。”这样的契机，往往稍纵即逝，中国应当快速回应，像当年乒乓外交那样，将民间自发的行为引向战略层次。
在这次新冠肺炎危机中，主流媒体表现并不及格。像传统的宣传机器那样大嗓门吼叫已被证明是落后的宣传方式，所谓“正面宣传”的效果常常适得其反。怎样不动声色地展示中国力量，需要高超的传播学技巧。鉴于中国的官方媒体已失去信用，1）尽量依靠新媒体，让外国人（比如火锅大王）、自媒体（比如武汉志愿者小哥）从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视角进行报道。2）学会像川普那样绕过所谓的主流媒体，直接向人民喊话。3）仿效半岛、今日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建立可信的第三方独立声音，与西方主流媒体展开全方位竞争。

国家视野的战略纵深，决定其利用形势的方式。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演员，中国决定不了聚光灯的投向，但却能决定舞台展示的内容。华为成功地将美国的打压转化为全球推广的广告，就是化危为机的成功范例。形象塑造带来的国家资本，特别是在国家和平状态下，国家集体意识的塑造，是多少万亿都换不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在国难当头时，整个民族能共赴国难。

特别是那些平时讲不出多少大道理，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在这一刻显示出高尚的品德。网上流传的河南籍老兵组织乡亲为武汉送菜、火神山拒绝领取劳务费的农民工、全国医疗队年夜赴灾区、海外华侨买光了世界上的口罩、小护士百里归建……都是平时看不到的英勇行为。

灾难是一场大考，再次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和平时期的国家集体意识，只能靠像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大的危机才能塑造，这不是普通防疫，而是伟大而神圣的国家战争，这里面所有人的牺牲都不应白费。

之四

提高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中国千万级的超大城市大多是在短时间内跨越百万级门槛晋升上来的，“年轻”本身就决定了我们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必然经验不足。

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时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作为超大城市的一员，武汉在此次大考中所暴露出来的治理问题，也给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带来一些思考，尤其是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精细化、智能化方面带来宝贵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超大城市应建立一套神经传感系统的规划。这次武汉疫情暴露出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信息传导与决策系统脱节。作为一个超大城市，事先规划一套信息发布系统至关重要。同时，这一系统应该将信息的发布者与使用者分开——由具有专业技术、专业资质的人员通过预先规划的权威渠道发布，避免使用者发布可能带来的信息迟滞和扭曲。比如：目前上海已经建成多个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和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通过采集密集分布在住区的智能传感器的终端信号，实现应用场景分析数据更新，监控居民小区车流量、人流量、停车状况、人员出入状况、消防状态、环境监测状态，并可进行预测分析、“算法治理”，及时将潜在的运行风险传递到城市的大脑。

第二个启示是通过规划大数据，在空间上建立起对超大城市信息的精准捕捉。当超大城市的局部出现危机时，倘若决策失误往往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时，危机在空间上的精确定位就变得极为重要。笔者受邀到麻省理工学院学院规划系进行访问时注意到，他们的“规划”和我们的“规划”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研究方向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利用现代科技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比如，研究遍布城市的路灯系统，设置各类传感器，提高精确捕获城市信息的能力。这里面涉及利用污水井对病毒进行监测，由于排水分区互相闭合，一旦发现病毒，就可以对该排水分区进行医学封锁。精确的疫区定位，可以极大地降低行政部门应对潜在风险的成本，缩短评估危险等级的时间。

第三个启示是在超大城市空间治理中，应急规划设置必不可少，应急预备空间要有完整的配套，能在最快时间内“冷启动”。这就需要通过规划让为紧急状态准备“备胎”在日常处于激活状态，一旦需要，就可以立即进行功能切换。就拿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来讲，社区医院、医疗点，三甲医院周围的酒店、学校甚至公交车辆都要按照应对突发事件的标准进行设计并“储备”，平时可按照各自功能运转，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改造为特殊门诊、隔离病房、临时急救车等。通过短时间内“向前”和“向后”加大防御纵深，确保瞬时暴增的需求下防疫大堤不会溃决，为外部支援的响应赢得宝贵的时间。

低成本维持相应设施的应急功能处于激活状态，这样的做法也适用于超大城市防洪、抗震、人防等一系列需要快速响应的城市危机规划。比如应急空间平时可能是绿地、操场、停车场，但从选址到周边配套都要准备好功能的紧急转换的可能。比如应急医院的选址要位于水源下游、远离人口密集地区；与电力电讯、给水排水、煤气供热等城市接口要预先留下接口；施工图设计甚至施工方案都要完成各项手续，要保持随时可以“冷启动”状态。当然，抗震、抗洪的预备空间针对的场景不一样，有的需要应对电力断绝、有的需要应对饮用水不足……但规划的基本原则都是一致的，要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支撑起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超大城市在依托周围资源供给的规模和难度上远超一般城市，因此需要国土空间规划中要预先加以考虑。

第四个启示是将新出现的城市能力纳入国土空间应急规划。像“双十一”考验阿里的能力一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为网络技术创新提供了需求。一旦灾情发生，指定医院、就医人数、候诊时间乃至确诊病人移动轨迹，可能存在的扩散途径与范围都应及时公开。而实现这一点，离不开网络技术的支撑。在此次灾害初期，商业物流较好地解决救济物资处理的案例，也提醒国土空间规划要将新出现的物流组织纳入其中，随时能够转入“战时状态”。网络和物流都是新出现的城市能力，都应纳入超大城市的国土空间应急规划。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好的治理不会来自于图板，不会来自于办公室，而是来自于城市的实际运转，特别是来自于极端条件下的城市需求。此次疫情给超大城市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一次实战机会，也提醒我们，越是超大城市，其空间治理越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超大城市治理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将一个个危机转化为规划升级的台阶。

注：

在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我写了一些文章，以上这四篇是从中挑出来的。前两篇是我执笔，石楠修改，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义发表；第三篇是通过厦门民进系统根据全国政协题目上报的建议；第四篇是根据《中国自然资源报》约稿，在《澎拜网》发表。感谢我的学生沈洁利用假期帮我进行的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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