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这样的布告在这次防疫战中经常见到，不少城市的疫情也没能在第一时间做到让市民空间检索，武汉封城后的疫情动态以及个体救援方面似乎也没看到新技术手段，这让已经习惯了扫码刷脸、地址打卡、远程工作……的人们有点意外。
另一方面，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2014年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智慧城市为：“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幅增强，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那么，这场防疫战里，是人们的感知错觉，还是“智慧城市”失灵了？为此，我们开展了如下问答供大家参考。
现在高铁、机场都人脸识别了，乱穿马路的人的信息都能在大街上被秒公布，那为什么这次防疫战里还只是用传统方式寻找特定乘客呢？
首先是存在显著的场景差异。日常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两种场景差异很大，像高铁、机场、路口这类日常管理的场景普适性强、高频次，也更好检验结果，因此在高商业价值的推动下解决方案迭代很快；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次低、不易开展检验成效对比，因此一般集中在基础保障方面，以及部分成果缺少实战检验而迭代慢和少投入使用。但相信本次事件会对相关应用的发展有极大推动。
其次部分原因来自“错觉”。人脸识别代表的人工智能等新概念引起的所谓“惊奇指数”更高，更容易被人们关注到；而面向政府（俗称toG）、政府咨询服务机构的应用市民日常接触机会少，尽管已经在诸多环节中得到应用并不大引起普遍关注。例如在本次病毒防疫事件开始后上海的移动运营商就测算外省市的流动人数等大体情况报送政府，浙江等地新闻也提到开始用手机寻找感染者（目前应该是小范围使用）。从了解的大数据行业来看，多地已经有不少基础，同时针对这个事件在积极推出优化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也不要对新技术抱有过高的期待。传统人工方法在复杂城市工作中一直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人的机动性、灵活性，以及在处理问题中能够持续发现和优化问题的能力不可替代。包括比较常用的网格化管理等城市管理手段，日常运维就是依靠信息平台（后台支撑）+传统人工（前端收集信息）的人机合作来完成。
现在手机里的很多app以及地图软件等都能追踪人的行动轨迹，难道就不能利用它们实时反映特定人的行动轨迹吗？
的确，定位技术主要针对的感染防控问题是控制疫情扩散的关键环节，也是很多人首先容易想到的环节。这里首先需要对基于移动手机电话的定位技术手段有所了解。目前共有三种定位技术：
一是基站定位。即通过运营商部署的基站进行手机定位（手机英文为cellphone，正是因为每个基站的服务范围可以近似为蜜蜂的蜂巢cell），定位平均精度在城市化地区一般200-500米（5G估计在50米左右），其优点是技术非常成熟可行、数据标准化程度和连续性好（只要手机开机就会有位置记录）、有注册人身份信息，不足是定位精度偏低。
二是基于手机自带的GPS辅助定位。精度在20米左右（所以叫车软件可以准确的定位打车位置），其优点是定位精度高，缺点则是需要安装APP并授权持续处于激活状态（会增加耗电），存在推广难度和数据隐私问题。
三是基于运营商三角定位或WIFI、蓝牙等辅助技术定位。定位精度可到10米内，但这类方法在当前基础设施背景下难以突破，不具有普适性而多限于研究。
传染源确诊后快速对可能产生的传染空间的确认是采取防控措施的核心基础信息。在当前一般做法就是询问感染者过去能够回忆的活动和场所，然后快速反馈给当地进行人工排查。这种感染路线回溯方法存在几个显著的弱点：一是仅凭患者回忆无法避免存在偏差和遗漏；二是确认感染者后的新增布控区域划定工作量大、及时性差，尤其是当一天内有多位不同患者被确诊后，这些信息在空间、时间上的快速叠加和决策存在问题，更不要说研判特殊的异常情况（如确诊者间的关联性）；三是基于新增的确诊案例和前期积累，还难以动态快速评估和更新城市各类重点防控场所的风险级别，以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
尽管现在的定位技术还存在局限，但理论上仍然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当前各大移动通讯公司都已经通过手机自带信令来实现手机使用人在空间上的定位，且都保存7天至1个月的连续移动位置信息，为这方面的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应用得当，可以极大提升感染路线图和接触者信息链的测算精度和效能。
以上想法以现在的技术条件能实现吗？还是说跟防疫药物一样，从实验室研发成功到批量生产还有一段距离？
用药物研发来类比的确很形象，难度方面也类似，越是精准，需要的代价和周期越长。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拥有数千万人的超大型国际大都市，城市停摆代价太大，平衡好城市发展与防疫的关系是重大命题。因此，通过新技术实现快速回溯、评估和预警，让有限公共防控资源更高效和合理分配，具有很强的急迫性。
从我们过去运营商、BAT数据的合作经验看，技术路径上是成熟和可行的。在当前情况下，使用成熟的手机信令基站定位实现快速自动化评估城市空间传染风险和防控，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人工问询方法补充，完成快速迭代，都是能够实现的。
将来如果条件允许（本次最佳时间已经过去），建议预留使用前述第二种手机自带的GPS辅助定位方法，定位精度在20米以内。即在特殊紧急状态下公共部门号召全市安装某款公共属性APP（例如集中疫情等公共事件的咨询、信息），授权连续记录个人全时间、空间信息，关联航班、火车班次、酒店住宿等注册信息，明确好使用该信息的特殊相关条款。那么，在确诊病患后，可以快速生成病患高精度轨迹，同时快速推送至社会，开展自查和评估空间上、时间上的叠合时序预判感染风险。
方案落地的首要条件是数据协同机制。要完成这个工作需要快速统筹三家移动运营商资源以及运营商总部与地方公司、卫生应急部门以快速联动患病者个人信息、和公安部门以解决好涉及隐私和安全问题。同时还需要跨界多行业有实施和研究能力的专家团队的快速反应（建议由数据、政策、城市、卫生等领域组成），分别处理相关技术、建模和决策问题。
从更长远的类似公共问题应对来看，非常需要大力推动数据共享与开放机制。从国际经验看，治理模式创新的主体是政府，应用创新的主体则是研究机构和社会，两者需要开展互补促进。
这里想强调，智慧城市很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在技术维度的软硬件一体融合外，城市正在成为载体，政府及公共运营机构正在成为重要的运营方，公共运营机构掌握较多的数据资源，如何有效的分级分类的与专业机构共享拓展社会价值，需要政府治理模式上的创新推进。
从这些年国际经验来看，开放的趋势已不限于数据维度，也包括算法、代码、标准和思想等多维度。例如前不久微软收购的GitHub，是具有强大行业影响力力的世界最大开源代码平台。当前世界社会和前沿演进的速度之快和综合性要求之高，使得已经没有全能性选手的团队或机构存在，这就非常需要开放性的心态，快速连接合作，同时提供丰富的公共资源以应对。
如果每个人的动态信息都如此透明，会不会有数据伦理的问题？
是的！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喜忧参半的部分。2008年后中国大数据、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良好局面背后，除了政府和社会的诸多努力，数据共享机制（产生推力）和隐私保护力度不足（产生拉力）也是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8年百度CEO李彦宏“中国人对数据隐私可以更开放”、“中国人愿用隐私交换便捷性，没那么敏感”的表述引起了海内外的很大反响和讨论。
无可辩驳的是，隐私保护现在已经是中国亟待加强的部分。我国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立法，BAT、运营商企业已经多次开展内查，同时该法已经引起征信等涉及个人隐私较多的行业的剧变。
我国很多城市都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这场防疫战面前，“智慧城市”失灵了吗？
“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源自于IBM在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的概念，通过使用ICT（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技术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参考百度词条）。
同时，智慧城市自身的发展一直在迭代升级，也常能注意到伴随的质疑声。比较多的质疑集中在过去实际应用中智慧城市近乎成为信息化的代名词，较大偏向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受到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城市问题解决方面的效用效能低于解决方案提供商所声称的预期。
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开始也提出了方向性变化的判断，即从smart city到Urban intelligence，从注重设施的智慧城市到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的城市智慧，也就是更加注重可以感知的、针对问题解决的思维落地。
举例来说，“智慧公交”建设里包括电子站牌、基于GPS定位的报时与速度监测等，于是一个尴尬的质疑点出现了：我们使用领先于香港地区、日本的信息技术手段来监测、播报，但是公交服务品质里面非常核心的准点运行却没有做到（香港地区、日本的公交时刻表只需要一张纸头即可）。
同样类似的，近年出现了诸多称之为“城市大脑”的平台，具体看偏展示的功能为主。从很多平台自身发布的宣传描述来看，并不具有研判、干预和控制管理的权限和功能。这个其实不是“大脑”而应该称之为“脸面”。其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经费效用易受到质疑。
在这里也辨析几个若干容易混淆的概念，这样理解后有助于解释应用所对应的层面。可以将智慧城市应用分为信息化（狭义）、数字化、互联化、智能化四个维度：信息化（基底，像身体）一般为硬件设施为主，技术进步快下迭代折旧和更新很快，一般需要量力而行和考虑扩展弹性；数字化（元素，像细胞）一般针对业务模式的提升；互联化（模式，像语言）强调内外资源的连接、协同和服务；智能化（管理，像大脑）则强调功能、服务、管理、决策等环节的自动化和合理化适应能力。
在这次事件的应对中的确有让人有新技术手段发挥不及预期的感觉，个人认为除了前面提到的阶段性历史原因，估计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为发生频次很低导致的准备不足，同时很多智慧应用，如精细化的网格化管理主要针对设施类，社会运行和软性服务方面偏弱，加上突发紧急状态，其实也是让传统的智慧城市模式较难开展，需要的人机互动部分在人员工作状态也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很多常规管理需求会退居其次。
但是在本次病毒疫情发生后，很多机构的行动反应是非常快的，有新型智能检测设备出现（信息化层面），有信息播报、发布和联系应用快速出现（互联化层面），有社会团体在将社会分散各处的信息归纳整理成标准化的数据发布（数字化层面），有研究者快速推出监测app、基于实际公布数据的风险研判和建模预测（智能化层面），都在快速的推进，这些正是“urbanintelligence”所更强调的具体场景的问题解决。
总体看，智慧城市是社会发展不可逆的趋势，在落实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内涵，更具建设性的推进是围绕具体场景的解决方案。本次防疫战，在前期因为前述的各种原因确实有针对性的准备不足，但马上可以看到行业快速反应、快速迭代的推出解决方案，后面的应用过程和成果还是需要请全社会多多支持、理解和监督。
回过头来看，智慧城市经常与“建设”搭配使用，说明大家目前多将其视为基础设施的角色（信息化层面），类似城市建筑。但智慧城市的下一程，就像城市的每一栋建筑有其特定的用途、功能和使用人群需要开展针对性设计和服务一样，需要面向各个具体的应用场景开展定制性持续深化，因此相信经历本次防疫战后，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会有一个质的跃升，提升未来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最后引用加缪的《鼠疫》中的一段话，致敬那些为本次防疫战正在努力添砖加瓦的同行们：“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作者：刘淼
策划／编辑：骆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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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持续高度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早在2013年（《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住建部就启动了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目前已有数百个地级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
2015年，国家标准委、中央网信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应用实施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实现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实施和应用；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2017年国家测绘局印发《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建设技术大纲》（2017版），明确了测绘地理信息部门的任务是开展智慧时空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时空基础。
2019年11月第九届(2019)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结果在京发布，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广州获得智慧城市建设综合领先奖，成都、西安、厦门、武汉、合肥获得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示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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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Passcity）：这场防疫战里，“智慧城市”失灵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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