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城市：应对新冠疫情专栏关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带给人的灾难与舆论的混乱，恐怕已经说得太多。作为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的积极推动者，我曾向身边的朋友、媒体人征集面向城市规划者的问题。不少朋友都提到，针对类似的疫情，城市规划可以做什么？
因为并未参与过武汉公共卫生设施的规划编制工作，本文只以一个普通市民和城市规划工作者的角度，提供一些泛泛的回答。
1月31日，排队买口罩的居民。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规划与人——口罩来自何处？
城市规划可以做什么呢？所有救命的医生、药材、口罩，我们一概生产不出；所有外卖、快递、测量体温的服务，我们一概负责不起……感觉城市规划师在这种关头只能望洋兴叹、隔岸观火，发挥不出任何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价值。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职工作就是给城市所需的一切活动提供空间。
比如，城市规划师会给一座城市安排工业用地，只有在工业用地上，才能建工厂，有了工厂才能生产医疗设施和口罩。那么一座城市该有多少土地用于生产口罩呢？这就涉及到复杂的产业规划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现在，中国口罩的产能据说是每天两千万只，平均每65人每天可以用上1个口罩，或者一个人平均两个月才能用到1个口罩。
这样一算令人出一身冷汗，但是一定程度上这是必然的，因为产能是根据市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按照社会需求峰值来设计。如果按照社会需求峰值来设计，每天工厂最多可生产一亿个口罩，那么平日就会有大量口罩卖不出去，或者大量机器闲置，长此以往会导致企业破产，这是社会资源和就业者的共同损失。
不仅口罩如此，所有的工业都涉及同样的问题，因此，每座城市该有多少工业用地，是一件复杂而令人头疼的事情，城市规划者每天就是与这样的事情打交道。
许多商场都开始测量额温进出
当然，相比这些把“救命粮”送上门的服务，我们不妨看远一点，看看救命粮是在哪里生产的。那就是农田、果园、菜园。这次很多公众号报道了菜农、果农的损失，令人心里十分难过。农业是第一产业，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靠农业吃上饭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弹药，可能会任人宰割，如果没有粮食，必然是自寻死路。因此，一个国家必须拥有的耕地面积是有下限的，若低于这个下限，粮食对于这个国家就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个下限叫做“耕地红线”，所有关心自己是否吃得上饭的人，都不妨抽时间关注一下中国的“耕地红线”。
说完了一二三产业，我们再看看连接产业和人口的“血管”，也就是中国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在这次疫情的应对中，很多地方采取了“封路”的方式，甚至把路挖断了。看到类似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心情很复杂。隔离是抵御传染病最有效的方式，但是道路本身是国家宝贵的公共设施，造价很高、功能很大，怎么能说挖就挖？运输蔬菜、口罩、医疗设备都需要道路，运输患者、医生也都需要路。这就提醒了我们一点：道路是城市的血管，只要城市中还有人活着，就不能断了给活人输送物资的血管。
以上讲的是城市对于人的影响。那么人的活动对于城市有怎样的影响呢？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感染了新型肺炎，应该做什么呢？凭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第一反应当然是去大医院。可是，考虑到肺炎的感染性，这位疑似患者去往大医院的一路上，就可能感染给许多人；如果万幸这位疑似患者其实并没有生病，那么他（她）到了大医院之后，将遇到许多其他疑似患者，从而暴露在相对较大的感染风险之下。对这位疑似患者本人或者全社会来说，“大医院”的就诊路径都是有风险的。那么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身边几公里内都有一个小的门诊或者医疗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备检测和隔离患者的一切设施与服务人员。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医疗点的存在，如果觉得自己感染了新型肺炎，第一反应是去这个小的医疗点。一旦患者确诊，就会有严密的隔离交通措施，将其移交送往集中的治疗点（大医院）。这样的话，由于医疗点较小，会造访的患者较少，那么到这里之后自己感染的风险也比较小，而抵达它的路径上感染别人的风险也比较小，整个城市的公共环境就比较安全。这样不是比较好吗？（1月24日，武汉市发布了《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7号）》，要求对发热病人进行分级诊疗，减少定点医院的医疗压力。——编注）
夜晚的街道，一位小哥在直播喝酒
可是，现实中我们发现，家门口的“社区卫生站”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就促使城市规划者反思——我们花那么大力气规划小的医疗服务点，政府花那么多精力管理这些服务点，关键时刻这些基层卫生服务却发挥不了作用，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防疫意识的不足。全国各地的防疫动员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开始的，小社区卫生站物资、服务水平长期缺位，一时补不齐，而居民也没有去这些地方看病的意识。于是，这些本可以协助整个城市发挥分区隔离作用的小医疗点，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管理制度的封闭。这里有个“有趣”的案例。笔者的同事是一名“外地务工人员”，大约半年前，这位同事曾经找到自己家附近的“社区卫生站”接种流感疫苗。这样的行为可谓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然而他被拒绝了，理由是“外地户口”。
“户口”这件事对城市生活、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影响太过广泛深刻，以至于所有人提到“户口”自然心有戚戚。可是所有管理人员似乎都忘了，病毒是不讲户口的，以至于医疗服务如果将“外地人”拒之门外，就会给病毒大肆传播的可趁之机。
这就不由得令我们思考，公共服务的根本职能是什么，难道不是服务社会吗？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当公共服务的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区别对待时，影响的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教育、文化、医疗无不如此。可悲的是，这件事却是一个大肆传播的病毒“迫使”我们正视的。
在这次疫情中，我有一个感觉，听到了很多“中国加油！”的口号，可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似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割裂、隔离的城市、社区、小区，在它们的夹缝中，很多“外地人口”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我不由得想，人类防控病毒其实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人分成感染病毒的人和待观察的人，救治前者，隔离后者；二是将人分成本地人和外地人，服务前者，驱赶后者。
再怎么看，都应该采用第一种方式，才能有效地甄别和消灭病毒。然而，“户口歧视”之下，许多个体和集体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们忘了，针对户口而非病毒的区别对待，攻击的不是疫情，而是人。而每个所谓“大”城市的运转都离不开外来人口。
等着接单的出租车司机
更别提所有医院、家庭都在“抢”的医疗物资，生产者是谁呢？几乎全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聚集在大城市或劳动密集型城市，不是为了占资源，而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钱的方式，就是给大城市乃至全社会提供人人需要的服务。
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等同于市民拒绝吃、穿、用。因此，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几乎是来者不拒的，但好像只想用外来人口的劳力，不想为其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因为公共服务需要政府花钱来买。
对于户籍人口，政府只好责无旁贷；对于非户籍人口，就能省则省，能甩就甩。于是，学校、医院都不考虑外来人口的使用需求。直到疫情爆发，政府才会发现，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无法对抗“无差别攻击”的病毒。我不由得希望，在席卷国家、城市的下一次灾难来临前，政府和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允许人用脚投票，平等的公共服务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城市自保机制，缺的不止是口罩
在这次疫情中，还有一些声音在攻击“食用野生动物”。吃野味自然应遭批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这次疫情真的是吃野味引发的，是不是该惊醒更多人：我们的城市真的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今天因为吃野味引发传染病，明天会不会是抽烟，后天会不会是喝水？从个体的行为失误到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之间，有没有什么机制在保护我们？还是说任何人都必须谨言慎行，否则自己一着不慎，就可能引发全社会的动荡？
我想这也是本场疫情中最让人失望、恐惧的一点：本该发挥作用的城市自保机制层层失灵。
从防疫意识的缺乏，到疫情讯息的阻隔，从应对手段的迟缓，到医疗物资的缺失，再到物资分配的不均，更别提“逆行天使”被患者攻击，微商贩卖假口罩了——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仿佛有人故意给病毒作“神助攻”，令人不由得想问：“你究竟搞清自己站哪边了吗？”
原因很简单，太多人习惯了“向上负责，一手遮天”“只管自己，罔顾其它”，而病毒却来自政治链条之外，威胁社会整体。恐怕就像口罩短缺一样，我们没有储备足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来应对忽如其来的恐慌。
执勤的保安
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工作者，我想问，我们该为这些正直又诚实的人规划怎样的城市？有没有可能让城市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遇、服务和尊重，让每个人在其中有权利为自己发声，也有义务听取其他人的声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城市成为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共同体，而非只顾私利、只往上看的一盘散沙？
或许这是城市的真正使命——让人走到一起，从而活得更好。而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
（作者系城市规划工作者，现居北京。）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市政厅）：“隔离”日志｜疫情攻城，一个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