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乡村治理超出我们的想象

 2020年新春假期伊始，疫情突发，从湖北席卷至全国，辐射至你我身边，北上广深、名镇偏村皆备好防疫防御之势；留京过节寸步难行，几次外出均是点线往来，仅是为老人驰援保障物资，更多时间是谨遵中央要求，居家防疫。有限的几次北京乡村之行，得到几点观察结论也是管中窥豹，仅供大家探讨。

在这次疫情防御过程中，北京市的乡村与城里社区比较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

乡村反应时间迅速

北京乡村地区在大年三十或正月初一基本上启动了村村封措施，电话了解，到初一晚上几个远郊区县基本上全覆盖了，有的是接到上级通知、有的乡村则是通过新闻自行决策，快速果断采取措施也许是因为经历过03年非典经历。相比较城里社区或居住区启动慢了些，周边几个居住区都是初五左右还能自由进入，初七逐渐完成居住区封闭管理。

二

乡村责任边界清晰

乡村封闭管理自行分为村域和村庄建设区两个界限，以村庄建设区边界范围为管理核心。村域范围边界以墩子等物理隔离为主，基本上外来车子进不去，村庄建设区范围，白天两个出入口，夜间保留一个出入口，周边几个相连村庄都是同一模式，零星有进出都能做到登记测体。反观城里街道或社区边界虽然有清晰划定，但只能存在于行政区划图中，现实城市街道、社区边界做到物理隔离是非常困难的，智慧城市监控网络恐怕也无法起到警示隔离作用，更多的市民是以居住区为隔离边界。社区功能不完善街道，缺乏必要保障物资供给，跨社区流动现象普遍，容易传播感染，加剧了防疫工作难度。 

三

乡村管理主体明确

乡村防疫防御管理机构主要是村支两委，村领导往往又是有威望号召力强的村里能人，简单说，村领导就是村子防疫安全最主要责任人。村书记（主任）负责传达中央精神，大喇叭宣传防疫措施，简单有效；村民委员轮班上岗，全村巡查；号令来源唯一，秩序稳定。城市街道办、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管理服务机构应有尽有，传达精神发布各委办局文件的人多，楼道电梯、社区布告栏都贴满了（其实这些新闻已经反复播报了），但居民情况统计登记，尤其是对节前来京人员追踪查询统计关键工作甚少，甚至没有开展；业主委员会更是选择性消失，如此重大疫情，仅依靠市场化的物业实在令人担忧（物业部分人员还是返乡休假状态）；城市基层机构在疫情初期关键控制阶段管理主体不清，相比较乡村疫情防御措施服务也不到位。

中央文件已明确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以上三点观察并不是要做发展乡村还是发展城市的观点比较。我国城镇化发展到现在呈现出城镇群、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几个网络层级，城市的形态、规模和密度也有多样、大小、疏密不同组合，其实都是人类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也只有在这样多种组合下，个人才能有多样的选择，才能构建一个稳定富有活力的城乡融合发展空间体系。

农村也有其特殊的安全问题，如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疾病。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在这次非常态紧急事件下，乡村展现出迅速有效管控，而在疫情更容易传播的城市社区，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矛盾。上述观察，乡村自治管理反应速度、管理机构给予了在本地居住村民更多管的住、看的见、有温度的措施，各项管理要求村民也容易接受；而城市社区，存在政府公共服务与市场有偿服务划分不清、存在社区个体自由权利与社区集体利益保障矛盾、存在行政性宣讲和精细化服务等多多有待改进的工作和问题。

虽然我们城市基层管理与服务在市场化改革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逐步建立起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但不得不说建立在熟人社会、宗族关系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在紧急事件下管理更为有效。以农民为主体形成的乡村治理模式是延续乡村发展不可失去的基因，疫情之后的乡村振兴推进方式也应优先尊重村民自治为主的建设方式；农村、林区不仅是我们粮食保障后方，也是严禁捕杀食用野生动物的第一道防线，更是现代社会自治、德治教育发源地，要加强教育，管控前端，建立城乡各具特色的现代治理体制和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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