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思考】王世福 | 规划看不见的城市力量

1 病毒全球化拷问城市地方性

仅仅10年前的2010年，全球因中国的城市化而全面进入城市时代，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城市中生活，日益给予人们一种“城市性”的教化。全球城市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类走出“乡村社会”的简单组织模式，迈入复杂化、高技化、专业化的分工合作共享模式，并在信息技术的变革推动下日益呈现去时空的匿名化和即兴式特征。我们一直以“拥抱不确定性”来激发和挑战自我，社会也成了不确定刺激的叠加，并且与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高密度、大规模、异质化再叠加，呈现出集体冒险的乐趣与自信，演绎出无穷大的不确定性集合。

病毒全球化如同各种先进思潮时尚的全球化，但速度更快，至3月3日已感染70多个国家。其恶果也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千城一面，但更加沉痛！城市作为地缘关系共同体的治理单元，各自面对着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安全感的危机，乐趣与自信被新冠病毒修改为恐惧与焦虑。病毒全球化超越了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制度、人文因素，击穿个人心理、家庭心理以及社会伦理的底线，直接拷问城市地方性的内核，即安全性和健康性。

2 城市韧性之不可承受之重

城市韧性是指城市能够凭自身力量在抵御灾害时，快速调配资源、保持运转并恢复正常，并通过应灾学习而创新变革，实现更高质量灾后发展的综合能力。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使城市由日常状态全面地进入非正常应急状态，城市韧性的各种短板显著地暴露出来。

首先，医疗体系结构脆弱。国家调动全国医疗资源驰援武汉及湖北，起到强大的外力支援保障作用，也说明了地方医疗资源的不足。医疗体系的结构脆弱还体现在疾控部门的预警力不足、早期医院交叉感染过于严重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基层卫生资源匮乏等问题。

其次，应急职能未显强效。2018年机构改革成立建制的应急管理部门主要指向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的应急救援，此次突发公共卫生疫灾的应急责任主要通过卫健系统响应和承担，应急职能的力量未能起到强大的作用。

再者，社区治理不堪重压。危机中社区生活圈就是防灾防疫圈，面对超乎常规的重大责任，社区全力以赴的精神可嘉，但也暴露出人力、物资、治理能力、防疫技能等方面的短板，必须予以足够的评估并及时强化。

3 城市规划应对：培育隐藏的空间力量

城市规划，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生的一门学科和一项公共职能，以保障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支撑为核心，统筹各类空间资源的规划建设和治理。这次重大疫情的冲击要求城市规划提升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重视城市韧性所能提供的城市空间潜力。

城市韧性来自于制度安排与治理能力。

制度安排方面，政府依法启动应急响应预案时，城市规划应能够保障提供各种可能的应急空间资源。首先，要把健康影响评估作为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的程序要求，要把综合防灾规划从专项规划置顶到应急状态的空间规划。其次，要通过法律、规范制定公共设施的通用性要求，保障可变性空间容载，构成冗余弹性，并确保其外部支持和内部运行的稳健性，成为城市应急资源的一部分。最后，要确保应急能力与应急责任的匹配，切实保障医疗等应急资源下沉到社区，建立真正的垂直疾控与面域社区联动应急的能力。

治理能力方面，城市和社区能够充分挖掘存量公共空间的潜在服务效能，支撑相对低耗安全的应急状态，减少灾损并储备恢复的力量。空间治理能力的韧性可以通过社区节点建立、日常资源扩充、流动资源支持等多方式协同获得。社区节点依托社区出入口、菜场超市等公共空间建立，并进一步以街道为枢纽统筹社区互相备份，配备相应资源并实现与城市高效协同。日常资源扩充是指社区卫生中心的疾控和分诊能力建设，应急状态时可以迅速参与危机应对，在社区日常工作中增加卫生疾控专业培训，储备应急队伍。流动资源支持是指应急流通能力强的机构以及专业性社会组织等力量，依托求助或智慧识别系统，及时向防疫脆弱社区提供流动支援。

『创建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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