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是扎实推进治理现代化的 一场大考

堪称飞来横祸、引起举国震惊举世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是对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真正大考，也是对“不忘初心”的透彻检验。尽管有始发地、爆发地和输入地的区别，经济发达和交通便捷程度、人口密度、流入人口来源等等的差异，但逐日公布的各项疫情数据变化趋势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地的治理水平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更重要的当然是看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和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反映的民意。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难以精确统计但又必然要长期支付的经济、社会、行政、政治成本。与始发地人员往来密切的浙江，尽管发病人数居全国前列，但却被人们夸为这场大考中的“优等生”。

人口已过千万的杭州更是引人注目，靠着多年来扎实推进治理现代化而从容应对。

人们直接看到听到的，是公共管理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未雨绸缪和高度警觉，面对节前节后的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点位，区别对待、严查细管、落实责任、有序防控，管控措施实事求是，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是加强疫情监测研判，规范检测、报告、诊断、医疗、救治和防控措施，一天建起疫情信息采集系统，信息报送发布渠道畅通，让市民安心放心；是通过在线智能防疫系统和健康码进行高效科学精密的防疫管理，做到“早发现、早上报、全覆盖、无遗漏”，并减少一线管理人员感染风险；是尽力保障疫情防控所需的药品器械耗材供应，发动民间力量弥补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力求优化配置确保一线；是如实通报情况，信息公开透明及时更新，加强政策措施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宣传防疫知识，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是及时实施并逐步完善覆盖全市城乡社区和单位的封闭式管理，按风险等级分类管控，举措人性化，通过上门服务、线上服务和志愿行动尽量减少居民不便，满足合理诉求，并且关爱和无私支援处于困境的外地同胞；是对市民建议从善如流，快速及时纠偏，精益求精，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是市民积极主动配合，理解谅解，建言献策，良性互动；是认真倾听企业呼声，安排专列专车定制公交，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畅通人流物流信息流，精准有效地帮助企业解决供应链、人财物、行住吃等实际问题，打通复工复产瓶颈，并对上班后各行各业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作出评估和应对预案；制定由管控指数和畅通指数构成的精密智控指数，促使各级各部门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生活。这些都得到广泛好评和效仿推广。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不仅有有力的技术和组织支撑，如逐步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和初步成型的互联网医疗，线下线上相结合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系统，以城市大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支撑的全国领先的智慧治理，发达的电子商务、智慧物流和移动支付，活跃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而且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和制度支撑，如为了人民、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理念，尊重民意、广纳民智、理性协商的公众参与机制，灵敏有效的舆论监督，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的良好政风，凝聚人心、守望相助、共建共治、识大体顾大局的“我们”价值观，办好民生实事成为各级人大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最多跑一次”改革和“三服务”活动使便民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转化为公共部门的自觉行动。

这场考验告诉我们，治理现代化必须是各个领域紧密配合、协调推进的社会系统工程。

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能有效遏制新冠病毒侵害和传播的药物和疫苗还在探寻研究中。同时，全国大多数地区正在转入疫情防控和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两手抓”的阶段，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现阶段面临的最大治理问题，是在继续严密防控不让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复业。这对那些已经深深融入跨国、跨地区供应链的行业和企业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亿万家庭来说更是紧迫的生计问题。“两手抓”比单纯的疫情防控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历时更久。它既是更加严峻的考验，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这次疫情防控是一场高强度、高难度、高代价的实战检测。它告诫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狂飙突进又不够协调的现代化进程，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高风险社会。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黑天鹅”“灰犀牛”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我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人口高密度集聚，社会分工高度复杂，加上重视人际交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防治传染病的难度大大超过以往，也超过大多数国家。新型传染病难以预测预防，预后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失控，影响范围可能波及全国甚至突破国界，超出绝大多数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它事关千百万人的健康安危，容易造成人人自危的普遍恐慌和大范围的社会生活紊乱，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引发次生风险。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更没有任何理由自满和懈怠。

在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充分吸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高昂的社会成本换来的惨痛教训，大力完善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重点是要处理好四组关系：

既要防范返程中和“系统重启”后出现漏洞导致疫情反弹，又要避免不考虑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一味搞“严”的竞赛，导致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过严管控和繁琐的程序变成复工复产复业和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重重障碍，给人民群众和企业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决不能用各种“土政策”加重复工企业的负担，抵消国家的扶持政策。为此，不但要抓好“严管控”和“保畅通”的相关政策和相关工作的衔接配套清障，消除冲突和扯皮，而且要一视同仁地落实和追究“严管控”和“保畅通”的责任，真正做到“一岗双责”，不容偏废。既要抓牢预防传染的关键环节严守规则、一丝不苟、联防联控，又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疫情、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对症下药，敢于从实际出发作出符合科学的必要变通，并根据疫情变化把握好度，及时调整。处理好这对关系，对于进入应急状态后恢复社会常态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所以造成空前的危害和损失，既有预警预防不到位和重灾区应急管理混乱等主观原因，也有这种全世界首次发现的病毒隐蔽性和传播力超过想像的客观原因。经历这场严峻的考验后，痛定思痛，通过实事求是的深刻反思，以“挑刺”精神找出各个环节上的问题及其原因，对症下药，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补上相关的体制机制“短板”，才能防患于未然。同时还要看到，我省我市不是这次疫情的始发地和爆发地，有幸并未遇到医疗系统和医疗物资供应系统急剧严重超负荷带来的“系统崩溃”现象，但并不能保证今后不会遇到类似的重大风险。因此，还需要研究和借鉴重灾区的经验教训，制定周密的预案，进行必要的储备，未雨绸缪，以防万一。

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机制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疫情的报送渠道和确诊标准，优化决策和预警预防机制，弥补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制定和实施中的缺陷，加强公共卫生队伍的培养和足额对口配置，强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传染病医院和隔离场所的建设、改造和应急扩充必须能适应疫情爆发的局面，救治和防护物资的生产、供应和战略储备也都要有强大的应急能力。公共卫生知识的科学普及要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既要有可操作性，又要揭穿谣言和伪科学。“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传染源的漏检失控有可能使一大片的防控工作前功尽弃，甚至导致大面积的传染，必须研究切断传播链的更加可靠高效的方法。

传染病防治是“生死时速”，必须保障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每个组成部分随时能够投入高效运转，不允许存在任何“卡点”和滥竽充数、上阵“掉链子”的“零件”。传染病防治是一场需要动员和协调全社会力量的总体战，需要在坚决切断可能的传染渠道的同时，有效保障防治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后勤服务畅通无阻，并尽最大可能维持疫情波及地区一切无法暂停的生活生产活动的运转。如何统筹兼顾，周全安排，宽严适度，降低社会成本，是总结当下各地的经验教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重要方面。

这场疫情也是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为今后兴利除弊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强化了动力，提供了样本。需要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结构、功能和布局，建设网络型大都市和田园城市，治理“大城市病”，推进产城融合，降低人口高度集聚、高频流动和“春运”带来的传染病风险。不仅要进一步完善预防为主、分级诊疗、公立为主、合理分工的医疗卫生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而且要通过优化规划和政策，大力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业和电子政务，发展智能化服务，切实降低城市内和城市间人员流量和集聚规模，摒弃片面追求大型活动规模的“作秀”心态，严格控制大型公共场所人群高密度集聚。

这次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举国体制不是单纯依赖国家力量和行政命令的体制。它所指的“国”不仅是国家，还包含国度和国民；其优势不仅在于我们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而且在于我们有能力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打人民战争，弥补政府所掌控的资源的不足。许多地方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社会组织在多元治理中的作用，守望相助，志愿服务，筹集财物，提供信息，建言献策，开展科普，依靠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不断发现矛盾，改善管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解决了不少政府没有想到和力不能及的问题。要积极支持它们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其提供服务平台，加强指导和协调。要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找出基层自治的薄弱环节，加强城乡社区的群众工作，克服社区的行政化倾向，进一步推动居民中的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居住地的社区工作，完善相关制度。

城乡社区和交通道口节点的严格管控在这场“遭遇战”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功不可没。但各地治理水平差距很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各种特殊情况需要区别对待，一线管理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上级管理部门要在支持一线管理人员严格依法依规管理的同时，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到基层一线实干，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基层管理人员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地处理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水平，改进作风，不搞一哄而上、一禁了之、因噎废食，坚决制止简单粗暴、蛮横霸道、违法违规、以邻为壑的管控手段。

通过组织好全覆盖、网格化的主动服务，破解封闭管理状态下群众生活面临的种种困难。自身也在实干中接受群众的检验。政府既要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兼顾人力物力财力运力诸要素的全面落实和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做到心中有数，措施得力，雪中送炭，又不能大包大揽，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及时推广具有普适性的经验。

高传染性传染病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相关信息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恐慌，造成秩序混乱。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社会环境下，强烈而不稳定的社会情绪很容易扩散并被极度放大，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危险传染病是谣言易发易传的话题，各种敌对势力也肯定会趁机造谣惑众，推波助澜，谨慎处理这类信息，防范“信息传染病”是完全必要的。

这次始发地的教训证明，为了一地的“稳定”和“祥和气氛”而对疫情采取简单粗暴的封口措施，导致社会心理普遍麻痹，疏于防范，错失最佳时机。疫情失控后，由于群众普遍缺乏心理和物资准备，行为失当，相关部门措手不及，导致恐慌情绪的蔓延和局部的社会失序，加剧了疫情扩散，造成严重恶果。中央果断决策后频繁发布权威信息，通过媒体平台建立专栏，逐日公布疫情的详细数据和一目了然的图表，及时通报防治举措及其成效，直截了当地回应社会公众关切，以确凿的事实及时公开驳斥种种谣言。同时重视公众号和社交媒体所反映的民情民意，吸纳合理的批评诉求，提高对尖锐批评的容忍度、承受力和消化力，在全面了解社会心态和切实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有效地消除了社会恐慌心理和怨气，扭转了被动局面，积极的社会心态迅速上升为主流，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大量的经验教训证明，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只有信息公开透明，人民群众才能合理应对，主动规避风险，有效降低损失，同时避免情况不明带来的恐慌；只有着力维护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陀陷阱”，政府的举措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为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包括媒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坚持讲真话，杜绝假话空话套话，提高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决不能为了“面子”而损害公信力。在及时封堵网络谣言的同时，必须区分有瑕疵的传言和凭空捏造的谣言，区分朋友圈的信息交流和恶意散布谣言。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只能交给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判断。澄清各种不实传言和拆穿伪科学更要引导公众信任专业人士，依靠专家通过各种新媒体开展生动形象的科普工作。

注：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供稿：蓝蔚青、董雷

审核：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