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文献中窥见古代农村战“疫”历史

中国古代农村遭遇了无数次瘟疫，往往伴随战争、自然灾害而来。

古代先民很少有胜数，每次几乎都是大败，人口大幅衰减，不免背井离乡，甚至遭遇灭村的惨剧。

很多书籍记录了自古以来的几个朝代的大型瘟疫，例如，明清时期的瘟疫几乎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对于最小的聚落单元——传统村落，只能一一从村志族谱中挖掘文献。

可能对疫病的惨烈不堪回首，这些记录往往发挥着文言文般得简练，战胜疫病的尚可详述，大多数仅仅是只言片语，已然灭村的更是语焉不详。

即便这些简单的信息已经透漏出，在脆弱的乡村卫生环境下疫病、病魔何等凶残，也窥见我们的先民是如何勇敢地与疫病斗争，使中国传统村落得以化解瘟疫的肆虐，涅槃重生，生生不息。

一疫灭村的噩耗比比皆是

明代以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龙寨塘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姓氏合居的地方。这里古树葱郁，人丁兴旺，非常繁华。然而，清朝中期一次大疫之后，村寨很快衰败，将近一百年只剩一户龙姓原住民。直到民国初年，分散在周边躲避瘟疫的村民才陆续搬回，逐渐发展成现在的苗族村寨。

据山西晋城月院村的《月院村志》记载，1939年村里瘟疫流行，死人过半，几乎灭户，死了人无人抬无人埋。这场瘟疫在当地称为 “大家汗病”，实为一场严重的伤寒。

云南红河州的三道水村以村北三条放射状的深潭而得名，因清末一场瘟疫，又接连遭遇山体滑坡，压垮房屋无数，凋落了多户人家，最后只剩下20多户人家。

福建福鼎的桑海村原名桑园村,根据《桑园翁氏族谱》记载，最早定居桑海村的翁氏家族是885年（唐光启元年）迁徙而来。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氏族鼎盛的大村也难逃瘟疫肆虐。民国版《福鼎县志》记载1276年 (南宋景炎元年)春，桑园村发生瘟疫，翁姓将近一百户约300多口仅一人幸存。

山东章丘的东矾硫村在元末遭遇连年战乱和瘟疫，最终全村再无人居住，直到明初才有移民迁入。现村中有一条黄家胡同，但村内并没有姓黄的人，说明黄姓一族已经消失。

在医疗水平严重落后的岁月中，瘟疫对于一座毫无招架之力的小村来说，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大灾必有大疫

山西晋城通义村的石碑记载，1834年（道光十四年）村里遭旱灾瘟疫，“八月不雨……十五年无麦禾”， “十月至十六年六月大疫……丧亡相继殁者四百余人”。在之后40年间又遭遇两次蝗灾和旱灾，“掘古墓盗卖首饰，刨新坟刮食人尸，父子不相顾，兄弟妻子散”。

此时，1800多人的村子仅剩120余人。

四排村是黑龙江双鸭山的赫哲族乡聚居而成的民族村落。

“排”一名来自民国初年 “会”“排”建制的行政组织， “会”下面为“排”，从“会”所在的地址起按顺序依次排列。四排，就是属于某一个“会”的第四排。

1932年，赫哲族所居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同年八月间就爆发了松花江干流特大洪水灾害。赫哲族被洪水冲毁的村屯有泡子沿、竹板屯、音达木等10几个屯子。待洪水退去，接踵而来就是大规模疫病，使得赫哲族村民又病死许多人。

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大灾过后必有大疫”，但是受到科技落后的限制，往往是疫情初步爆发后才有所行为，预后措施有一定的滞后性。

战争和瘟疫也是一对儿死亡兄弟

安徽金寨是明末起义军在大别山地区的主要区域。

根据天堂寨前畈村村志记录，1641年明末活动于大别山区的农民军与张献忠合兵围攻天堂寨，最终寨内粮尽又逢大疫，最终造成全寨饿殍遍地，白骨成堆。前畈村居然有个别称“饿殍垸”，可见当时惨况多么严峻。至今遗址还能辨识。

歙县徽州府衙中的黄连木、女贞等6棵古树都是来自于歙县晔岔村，而晔岔村在明清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徽商，族谱记载村内 “青瓦白墙、队列如屏；层叠马头墙、巍峨壮观；店家、当铺、医馆达数十家；人流攘往熙来。”

但是自同治年间的水灾瘟疫之后，晔岔村大伤元气。第二年晔岔村又被太平天国军队侵犯，“八间源”等大族建筑群被尽数烧毁，随之血吸虫病肆虐，全村人亡屋弃从此一蹶不振。

广西灵山县马肚塘以刘氏家族的祖屋两全堂闻名，祖屋建筑群还包含三多堂、三才堂、四宝堂、五福堂、六彩堂，形成了现有的6个群落，占地总面积上万平方米，规整实用坚固，朴素不奢华。

明末清初，灵山县反清战火一直延续到1679年（康熙十八年）才完全熄灭，已经是“城厢内外阒其无人” 。战乱期间旱灾瘟疫横行，“死者相枕藉，流离殆尽”，县城附近的乡村几乎十室九空。

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与清军在宁国县展开拉锯战，仙霞村同年五月爆发瘟疫，兵燹、瘟疫、灾荒接踵而至，以致土著民户十不存一，百姓几乎灭绝，仙氏人口锐减。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明清两朝是瘟疫的高发年代，甚至每隔一两年就有一次疫病的发生。有的村落遭遇多次瘟疫。

湖南靖州的塘保寨是一个苗族自然村，曾经是明代靖州锹人族群九寨的中坚力量。，在清代中期时一度繁衍到300多户，1500多人。

然而，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民国丙寅年间（1925）三次大瘟疫横行，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锐减。

一次瘟疫持续的时间很长

福建宁德县志记载，有“宁德好西乡”之称的蕉城芹后村在1508年(明正德年间)遭遇大疫，从当年八月至次年二月才结束，跨年长达7个月之久。虽然县志并没有记录这次灾难的危害，但是可想而知，长期的经济停滞、人口减少给小乡村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

先人们在春节之前储粮，打扫卫生，喝屠苏酒，过年贴桃符、放鞭炮辟邪……都是历年战“疫”的经验之谈！

建国之后，由于乡村地处偏远缺医少药，也会有瘟疫发生

云南保山的拉攀自然村是建村于清代，以制作香料、烟叶为主，汉族、彝族、白族和谐聚居。

拉攀海拔1200米，时至今日距离最近的集贸市场20公里，距离最近的车站也有9.6公里。这样一个山区的相对闭塞的小村一旦发生疫病，就是封闭连锁传染。在1987年这里发生瘟疫，短短时间就传染了全村一半的人口.。

瘟疫造成大量的人口锐减，成为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瘟疫造成大量的人口锐减，成为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写道，元末明初，水旱蝗疫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正是这个原因明朝实施“移民屯田”战略，从此开始一场历经数朝50余年的大规模的移民高潮。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孟冲村的程氏族谱记载，1673年（康熙11年）孟冲爆发一次重大瘟疫，死了不少人，大量村民逃离迁居他乡的也不少，有迁往本县的，有迁往外县，最远还有去云贵川。那些远去的村民在外面扎根繁衍，至今还有人来孟冲寻根问祖。

在战胜瘟疫的阵地上需要民间和官方措施双管齐下。

一方面乡村医生在瘟疫暴发之时医者仁心，勇于面对。比如，明代医家余淳“值万历戊子岁大疫，出秘方，全活不可胜纪”。

他在乡间直面瘟疫，研制汤药药方，投身救助现场，而且医术高超，治愈率很高。

另一方面乡村中的宗族救助发挥重要作用。

村内的乡贤、士绅、富户等人未必精通医学，但在疫情、灾荒中施药送医，拯救村民于危难之中。山东枣庄的前西仓村《古滕皇殿孙氏族谱》记录1866年5月山东布政使丁宝桢阻击捻军，双方死伤殆尽。正值初夏，气温升高，为防止疫病传播，孙氏家族出钱埋葬尸体，现存一座枯骨碑记录历史。孙氏是当地大姓，院落共有建筑考究的房屋400多间，在鲁南地区首屈一指 。

“施药、施棺、施汤茗，岁以为常”，将施药与施粥同样视为救济贫弱的措施，当时这种救灾手段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岁以为常”，不仅说明瘟疫肆虐程度的反复强大，也得见这些措施已经成为地域性的救助体系中固定常见的做法。

官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医药制度、卫生体系和管制措施的建立和执行上。

在宋代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乡村就设置了惠民药局，实际上是一种官办的医疗机构，免费或者低价提供针对性药物，为贫民治病。在徽州地区每个县都有一所惠民药局，每当瘟疫流行之时，施医送药救民于水火。

针对瘟疫等传染病的机构则是在近代才有。在清末东北已经成立了初步的防疫机构，明确规定霍乱、伤寒等8种病为接收治疗范围，对病人隔离、消毒、看护、死亡尸体处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类似今天的方舱。显然上文提及的四排村地处偏远，没有纳入防疫机构，没有采取公共的预防瘟疫流行的措施。

古代也有非常超前和科学的防疫意识，建立正确合理的管理措施.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

作为文人，曾巩文采斐然，作为父母官，这份答卷不仅漂亮而且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

如果疫后灾后治理措施跟不上，必然民不聊生、雪上加霜。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款词记载，当地的地坪村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遭遇大饥大疫，一月之中每斗米由860文升至1200文，通胀率为90%。这样经济崩溃使得周边大多数乡村“户不为炊，野有饿殍，人口减半”。

我收集的乡村文献在在数量和地域上都非常有限，难以涵盖三千年来中国乡村抗击疫病的历史。

上述村落都是现在依然存在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它们古老质朴又生机勃勃。幸而留下那些丰富的村志族谱，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历史。

如同火灾后的森林和草原，只要气息尚存，待到一场春雨就又能生气蓬勃，甚至更加苍翠浓郁。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被掩盖的能臣.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1022/c198307-23288698-2.html.

2.吴浩. 侗族款词[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