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信息学”(又称“信息科学”)诞生于早期情报收集、文献研究和知识传播中。进入20世纪,随着电子通信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信息学逐渐演绎出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广泛的分支领域。1950年代,欧美相继提出Informatics这一概念。1970年代,结合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信息学不断发展,信息学理论与技术不断成熟,衍生出物理、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等一系列分支,为“城市信息学”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其中,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泛在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和城市计算(urban computing)等分支成为城市信息学的演化前身。
城市规划师、管理者和相关学者也敏锐察觉到信息学在城市中的巨大潜力。早在1987年,赫普沃思提出“信息城市”(the information city)和“城市信息学规划”(urban informatics planning),关注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对大都市区的发展研究和政策的影响。福思(Foth)在2008年指出导航、无线通信和移动应用的位置感知技术对城市系统实时评估的作用,将城市信息学为“收集、分类、存储、检索和传播与城市有关的特征或组成城市的记录性知识/见闻”以及“城市中的记录”,将城市信息学的关注范围扩展到人、场所和技术。更多学者进一步意识到大数据对城市信息学的推动作用,并由此拓宽了对城市的认知范围和精度。随着城市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和数据类型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复杂系统和交叉学科问题被纳入城市信息学范畴;城市信息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完善,并在城市的建设、规划和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脱胎于城市研究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城市信息学的诞生和发展既是城市科学和信息科学研究的主动探索,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技术的进化催生了大量城市相关的应用场景,也促使城市相关工作者在技术实践中完成了从使用者到开发者的角色转换。这使得城市信息学自始就具有显著的技术和应用导向,致力于探索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场景,并运用技术手段解决城市中的复杂问题。
作为新兴学科领域,城市信息学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2010年之前)、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7年)和学科专业化阶段(2018年至今)。在2010年之前,城市信息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研究和实践活动往往限于小范围的个人和团体中。2006年在昆士兰科技大学(QUT: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成立的城市信息学研究实验室(Urban Informatics Research Lab)是第一个明确旨在城市信息学的研究团体,2009年出版了第一本城市信息学专著——《城市信息学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on Urban Informatics)。这一阶段成果相对单调,并未形成统一的语汇。2010年之后,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促进了大数据的“爆炸式”发展,基于位置的数据和行为数据海量涌现,物联网(IoT: Internet of Things)进一步沟通了城市中不同的系统,城市信息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交通、城市设计到公共健康等方面被广泛实践,全球范围内成立了大量的“城市大数据”“城市分析”“城市信息”“城市计算和数据”等实验室。这一阶段主题多元,方法日渐规范,并逐渐达成城市信息学的共识。到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开设首个城市和计算科学双学位,标志着城市信息学的专业化。此后,城市信息学迈入成熟的发展阶段,通过系统教育不断输出相关的专业人才,建立统一的语汇,完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图1)。

图1 城市信息学发展阶段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信息学由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和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两部分构成,既包含数据、模型、计算、可视化、决策系统、优化等软件部分,也包含储存和计算的硬件系统。
信息学与城市学科群(城市科学、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有机结合后,部分学者认为城市信息学是“城市可见基础设施与无形基础设施之间的无缝过渡”,或是“大数据”的延伸;另有部分学者认为该领域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城市地区”。相较于城市科学、城市分析等类似领域,史文中提出“城市信息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的不同和互补之处在于,计算是城市信息学的核心”。现有的城市信息学文献大多侧重阐述城市计算和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而探索、描述、预测,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城市现象。康托科斯塔(Kontokosta)将城市信息学描述为通过城市传感、数据挖掘、建模分析和可视化的数据科学框架对城市现象进行研究,以便了解现象,同时推进计算科学方法并解决特定领域的城市问题。国内学者提出“城市信息学是基于地球空间信息学、信息科学和城市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测绘与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发展方向”。总的来说,城市信息学内涵多元,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同样,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和方法论也呈现多样化。在早期萌芽阶段,城市信息学的突破主要是技术主导的,即新的信息学技术引发城市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相关工具得到发展,但理论相对欠缺;在快速发展阶段,信息学理论引领城市信息学快速发展,工具体系也逐步得到完善;到学科专业化阶段,城市科学理论与信息学交叉支撑,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与城市规划的结合应用更加成熟完善。
城市信息学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城市规划的能量,使得城市规划在研究尺度、精度和客体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尺度方面,传统的案例和抽样研究拓展至全样本大尺度;精度方面,物理空间和社会行为的分辨率大幅提高。这使得大尺度、高精度的城市研究和决策成为可能,城市规划能更高效地关注城市中个体的活动,同时兼容全球视野。客体范畴更加丰富,传统的城市规划对象多聚焦在土地使用、经济、交通、生态、空间形态等物质环境,城市信息学则将对象扩展到人、社会、行为、健康、虚拟空间等。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的主体也发生变化,体现在多元性、广泛性和代表性等方面:多元性体现在除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界,计算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专家学者也参与到城市规划决策中;广泛性体现为出现更加高效便捷的公众参与方式,城市中个体的声音被听到;代表性表现为城市信息学能更快地发现热点问题,捕捉关键民意,监测薄弱环节,使得核心决策者的认识、情感和价值判断更具代表性。
不同科研团体对城市信息学给出了多样的分类和解释。从参与的主体和要素出发,昆士兰科技大学城市信息学实验室等指出城市信息学旨在探索人、地点和技术相互交织的城市环境中的现象和挑战,关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服务如何影响并塑造城市基础设施、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从涉及的理论与方法出发,国际城市信息学学会(ISUI: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rban Informatics)等提出城市信息学涵盖了城市科学、关键支持技术以及在城市设计、规划、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总结上述概念并结合中国的发展特征,从城市研究的视角,结合实践和应用,城市信息学可定义为:利用复合方式全面感知城市,收集和处理数据信息,并利用数据信息对特定目标展开研究与实践。因此,城市信息学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城市感知(urban sensing)、城市大数据(urban big data)、城市分析(urban analytics)和实践应用(含规划决策)四个方面(图2)。其中,城市感知是基石和首要环节,城市大数据是中心和关键支撑,城市分析是核心和应用基础,规划决策等应用是重要的实践部分。这四方面相互支撑、促进、反哺约束,协同构建城市信息学的集合。
国际上,与城市信息学有关的研究中心大多依托高等院校,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如MIT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可感城市实验室(MIT Senseable City Lab)、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进步中心(CUSP: Center for Urban Science and Progress)、昆士兰科技大学城市信息学研究实验室(Urban Informatics Research Lab)、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分析实验室(Urban Analytics Lab)等,并且主要以城市数据可介入的城市问题为研究对象。就架构而言,国际研究中心以跨专业合作、校企合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组成人员大多为校内教师,将实践项目、研究主题与教学有机结合。
城市感知是规划的重要数据来源,用于辅助规划监测和决策的过程。在城市规划领域,城市感知研究大量聚焦于监测城市发展和环境影响,其中生态指标如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个别斑块或离散分类等常出现在文献搜索中;城市热岛是另一大热点话题,研究者多关注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关注城市中气候变化趋势,然而对于土地使用、公共信息和规划议程方面挖掘较少。但随着无人机和城市无限传感器网络的建立,更低成本和更高分辨率的数据能帮助人们更精细地捕捉城市中的时空变化。认识到复杂系统变化,将进一步扩大对社会经济—建成环境—技术综合体系的考量,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监测,而是对城市建立全面的感知体系,向综合感知方向发展。同时,数据来源更为多样,分辨率提高,研究方向和方法体系更加跨学科,在生态和环境监测的基础上纳入更多对社会和行为的感知,且由影响分析扩展到决策规划议程上,进一步促进透明治理和权利共享。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在离散分析、地理对象分析等传统方法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机器学习等前沿方法将愈发普遍,数据融合方法重要程度不断提升,以结合不同的传感器时空范围,兼容多源数据。
随着城市感知技术的发展,城市大数据也更为多样,传感器系统数据、用户生成内容、行政数据、私营部门交易数据以及混合数据源(包括链接数据和合成数据等)成为大数据重要来源。新形式、大体量的数据将颠覆对经典城市问题的思考,也将拓宽城市研究范围,使得复杂系统研究成为可能。借助新形式的数据,研究者得以重新思考经典城市问题,实现小样本静态数据向多源时空数据、单一尺度向全域尺度、“物质空间”向“社会经济空间”的升级转变。传统研究多基于人口普查、土地测绘等静态数据,而新兴大数据使得模型和研究模式发生改变,比如用GPS数据估计人流量,用社交媒体数据衡量劳动力市场,用行政数据研究产业发展等,极大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同时,多维度城市模型的建立,有效地将过去难以量化的问题数据化和指标化,诸如居民时空行为研究、城市交通网络研究、城市功能分区研究、区域联系和城市等级研究、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城市开发边界、生态红线划定研究等领域的科研实践迅速兴起并取得丰硕成果。未来,更高性能的计算资源在处理实时动态数据和多源异构数据方面拥有更大优势,可结合数据驱动和理论探索帮助城市规划师发现更多有趣的城市议题,捕捉多维度动态数据。然而,数据也带来了更多关于安全和隐私的思考,因社会或个人原因被数字时代抛弃的“数字难民”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因此,亟须建立对数据所有权、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的完善体系,实现数据公平共享。
城市分析的核心是数据的融合、挖掘和分析,主要任务是发现城市问题,理解各种城市现象本质,预测城市未来,优化决策和规划政策。基于上述任务,城市分析的科研实践覆盖多个领域,在智能交通、环境保护、能源和碳排放、经济和社会安全、健康和公平、气候景观等方向均有广泛的科研实践。通过对城市复杂系统的研究,城市分析能快速发现和评估城市问题,比如发现路网缺陷、城市不合理分区,对城市噪声进行评估,分析城市健康隐患,识别情感地图等;在历史数据和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预测城市未来,比如预测交通状况、空气质量、房价,计算碳排放等;同时,城市分析能模拟城市在不同情景下的发展,比如模拟车辆行驶、能源消耗、景区人流等;进一步地,城市分析可揭示因果关系和机制,并通过动态规划等算法辅助决策,比如计算车辆的最佳行驶路线、最佳能耗方案、无人驾驶方案、最优出行路线等。城市分析在城市规划各方面的广泛科研实践不仅提高了研究者对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还更多介入优化决策阶段,而技术的升级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动力,人工智能的发展降低了复杂动态城市过程研究的门槛。随着人们对更高算力的追求,诸如量子计算的革命式发展,识别复杂非线性关系,解读因果和机制,追踪动态实时变化,优化动态规划和决策将成为城市分析的新趋势。
城市信息学支撑规划决策中,一方面实现了四维时空间上的动态规划与管控效果可视化,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和大模型提升了复杂规划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例如: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建设的实施监测网络(CSPON)大量融入城市信息学要素,以求打通规划编制和实施环节,有效支撑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决策。其中的城市决策模型体系涵盖土地、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等复杂系统子模型与指标矩阵。在工程实践中,城市信息学直接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中,优化了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在21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和日韩新加坡等国家相继展开城市信息模型发展计划,我国也推动多批智慧城市试点,杭州、上海等地建立“城市大脑”,提高了城市运营治理和服务水平,取得显著成果。国外主要是企业和科技机构主导,针对单一或个别项目展开,没有整体规划,而我国是在政府领导支持下,展开总体全面的智慧城市布局,全方位实施智慧城市项目。城市信息模型(CIM)是以 BIM、GIS 和 IoT等为基础的三维数字空间城市信息有机综合体,整合数据、方法和多种功能,为多尺度和场景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应用提供信息支持,帮助城市“规建管服”向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和动态化方向发展。完善的CIM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核心。

表2 城市信息学相关课程整理
注:*表示这门课程使用英语授课。
科研实践的突破和贡献促进了城市信息学的学科建设和教育完善。在规划教育中,更多高校和机构意识到信息学的重要性,开设相关课程,成立相关实验室,并建立专业学位,培养专业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信息学体系化、专业化、多样化发展。
笔者对35名城市规划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进行了城市信息学相关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城市信息化与可视化方面展现出了较强的兴趣,并且普遍认为其对于专业学习有益,是未来学科发展的导向之一。96.88%的学生迫切需要了解数据处理分析方法,90%学生希望了解国内外规划技术前沿。但大部分学生仅停留于少量了解、对数字孪生概念并无认知的阶段,并且缺乏除SPSS、GIS外的高级数据分析能力,整体认知水平较低,基础较薄弱。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过半的学生认为是数理统计和编程语言学习困难,缺乏相应的学习资源。因此,加强城市信息化教育对于规划学科的发展和学生成长至关重要。
根据资料整理,国内规划相关的教育学科体系尚未对城市信息学给予足够重视。尽管目前增设城市信息类课程,但大多为选修课形式,更缺乏相关的教育项目认证或学位。并且,国内城市信息学的发展土壤不足,社会发展对于城市信息学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和广泛,例如公共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基本不对外开放,也影响了城市信息学的传播与运用。未来可以借鉴国际办学形式,以多学科合作的形式开设相关项目与课程,培养学生的数据采集、集成、分析和智能决策技能。
吴志强(通信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wus@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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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城市信息学在规划科研实践与教育中的进展研究【2024.1期优先看 · 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