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城市文化地标,大概多数人想到的是万国建筑群落、教堂建筑,或者石库门。但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工人新村”,以及1970、1980年代兴建的住宅中心,同样是巨大的历史变动在上海城市空间上留下的烙印,而且直接影响了当下的上海城市生活。

▲解放前工人居住的窝棚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工人新村的建设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很直接的关系。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叫《组织起来》,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不妨引用一下:“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讲的“救国公粮”与“救民私粮”关系也类似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确实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19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在工厂中从事生产,那就必然要求在新村中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活世界”。

195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工作组去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问题,在调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正是以这份报告的内容为基础,政府确定了一个以建造工人宿舍为重点的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的方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解放初期新政权建设工人新村也是一种姿态,但这是一种创造新生活的姿态。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有一个描写很能说明问题,共产党的代表进到工厂里之后,要和资方代表争取工人的支持,但争夺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积极分子”,而是技术过硬、有群众基础的工人。小说中有一个女工叫汤阿英,她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已经结婚了,收入比丈夫高,在工人中间很有影响,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她当时生活在棚户区,条件很艰苦,下雨时炉子点不着,没办法做饭。资方要拉拢她,许诺的只是物质利益,譬如加工资,调离比较艰苦的工作岗位等;共产党却能给她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譬如汤阿英的婆婆一直不满意媳妇比儿子强,但共产党倡导的“男女平等”就给汤阿英的能干出色赋予了合法性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工人新村的建立使得工人阶级的新“生活世界”得以实体化了,所以当时的口号是“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所谓给工人提供一个新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一方面指新村的设计理念和总体规划,譬如是如何规划新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譬如如何安排新村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住宅内部的“生活空间”的设计,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房型”的设计。我们都知道,在“房型”的设计背后,包含了设计者对所谓“理想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控制、分配和使用空间的方式。透过“房型”这种具体的空间生产,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

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从小在曹杨新村长大,2000年以后才搬离那儿,以前我还常去他家聊天。他和我谈过一个很重要的体会,1950-60年代上海的孩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弄堂里的孩子,一种是工人新村的孩子。这两种孩子小时候所居住的空间和周边的环境是不同的:弄堂里的孩子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各方面的条件比较便利,但大多数弄堂里的房子空间比较狭小,而工人新村的孩子居住的空间比较大,这种空间主要不是指房子里面的面积大小,而是新村的公共空间比较大、集体性的业余生活比较丰富。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不同的记忆,在性格上也会有一定的反映。

我在普陀区档案馆查到一个当时选址的材料,负责选址的调查组的报告说,之所以把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建在现在这个地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曹杨地区“毗邻大夏大学”。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靠近大学,意味着教育和文化生活都可能上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当时选址时是有相当综合性的考量的。再譬如说,上海第一班通宵公交车就是开往曹杨地区的,因为有很多工人要上夜班,需要提供方便的交通条件。这些规划虽然是针对工人新村的,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以前没有过的新因素。

本文系作者于2013年重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稿,原题名为《如何创造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 上海社会主义工人新村建设历史的启示》。转载请注明出处。图片转载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