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际土壤年在中国”高层论坛 四部委共商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大计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土壤资源与安全利用

当前守住我国耕地红线的形势非常严峻，2012年中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亿亩，直逼18亿亩警戒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大量优质土壤资源转变为非农用地，部分地区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同步下降;我国农村大量耕地撂荒现象普遍，许多传统的商品粮基地已不复存在。这些都说明，我们急需加强土壤资源保护，保证耕地土壤资源数量，提高耕地资源质量，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土壤退化与生态安全

我国土壤面临着水土流失、荒漠化、盐渍化、石漠化和酸化等诸多土壤退化突出问题，严重威胁我国生态安全。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4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万平方公里；盐渍化土地近5.5亿亩；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实现水土资源保育和综合利用，是当前土壤科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全球变化中的土壤问题

全球变化与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密切，土壤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全球土壤有机碳库是全球大气碳库的两倍，全球植被碳库的三倍；大气中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一半以上来自土壤过程，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影响降雨、温度和养分沉降等过程，影响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如何协调土壤资源利用与全球变化，是当今我国土壤科学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土壤与国际环境外交履约

我国已签订的与土壤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协定书，有《京都协定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探明我国不同类型土壤退化机制、土壤污染特征、退化与污染防治技术体系，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是提升国际地位、确立负责任大国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

最后张副院长说到，我们相信，面对复杂的土壤安全问题，土壤科学的快速发展，在保障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嘉宾简介：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农业部副部长。

张副部长首先介绍到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以下挑战：基础不牢，靠天吃饭局面未根本改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重大突破性成果储备不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新型生产经营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农业资源环境具有总量不足、配置不协调、农药利用率低、地膜回收率较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低、区域土壤污染及土壤健康问题突出等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政策、科技、体制、人才、资源、环境等多种自然和经济社会因素，需要多措并举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

嘉宾简介：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历任国家核安全局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李干杰副部长指出现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和水、大气污染防治均面临严峻的形式，在土壤污染防治中耕地污染防治更是重中之重。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报告演讲：

一、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要意义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生态文明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有效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的关键环节；是明确并落实各方责任的客观要求；是提高公众土壤环境保护意识的现实需求。

二、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思路

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散见于其他有关的法律文件或政策文件中。这些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有：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明显滞后。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思路上应抓住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核心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环节、明确责任划分。在《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使各法律法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全。

三、建立以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为统筹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1、要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进程，其中包括草案建议稿的形成过程、草案建议稿的内容框架和主要制度设计。

2、统筹做好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部署。首先，要确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总体思路。第二，要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第三，要加快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第四，要积极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

嘉宾简介：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盐渍土分委员会主席，国际土壤学会土壤环境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际山地研究中心理事,江苏省和南京市科协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及世界土壤地理与土壤资源研究。

2015年7月1日，人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第三十条：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赵其国院士指出土壤保护战略意义为“6+6”，关乎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社会稳定、投资贸易、环境外交、国家食物安全、持续利用保护土壤资源、改善土壤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粮食数量安全、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城乡人居环境健康、促进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

赵其国院士说明了我国土壤存在的主要问题：1、土壤资源减失，土壤退化加速；2、土壤肥力失衡，耕地需加培育；3、土壤污染加速，区域污染突显；4、科技支撑薄弱，急需技术创新；5、保护意识薄弱、法规有待健全。

针对这些问题，赵其国院士讲了中国土壤保护的宏观战略：1、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2、六大战略任务，包括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利用潜力、加强耕地建设，促进“三农”发展、保护生态安全，防治环境污染；制定科技战略，突出环境管理；健全完善法制，确保项目实施；突出区域特点，加强环保对策；3、创建土壤安全工程，保障国泰民康。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973”项目首席科学家、Pedosphere主编。

全球正面临着土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生物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等重大挑战。如何协调发挥土壤的生产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成为土壤安全急需解决的重要任务。土壤安全是基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种土壤系统认知，是关系到粮食、纤维和淡水等相关的全球土壤资源的利用与保育，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并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土壤安全面临以下挑战：粮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减缓、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我国“土壤安全”正处于国家需求的巅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将发展以提高土壤肥力、减少土壤污染等为主的生态农业;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如何构建我国土壤安全保障体系，既是土壤科学国际前沿问题，也是我国紧迫现实需求。

沈仁芳所长指出土壤安全保障与功能提升综合技术的六大战略重点为：土壤安全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土壤安全检测、评估与管理；农业主产区土壤安全保障与生产功能提升；生态脆弱区土壤安全保障与生态功能恢复；土壤安全与国际履约；污染土壤修复与安全利用。

高端对话围绕本次活动“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的主题，旨在通过点题发言、思想碰撞、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并带动全体参会代表踊跃参与对话讨论。具体内容如下：

1) 国家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土十条”、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粮农产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体制建设思路、进程和意义；

2) 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重大项目与技术成果应用现状与问题；

3) 土壤修复产业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PPP模式探讨、地方管理经验分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全程主持本次高端论坛，对话嘉宾为：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王衍亮、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环保处博士马铭锋、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胡清、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挚萍、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投资拓展中心总裁黄吉欣、中节能中资环境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云生。

嘉宾简介：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土地利用工程、土地规划、土地整理、土地评价和土地管理咨询研究工作。

郧文聚主任从与健康土壤有关的几项技术工作；对健康产能与不健康产能的认识；生态农田建设必须从健康土壤做起这三个方面展开了演讲。

对健康产能与不健康产能的认识

“健康”是耕地利用过程中各种功能的正常体现，始终具备持续、稳定地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具备自我调节和对损害的恢复能力；生产的农产品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健康的产能要求耕地要有高的产能、好的质量，稳定的产出；同时要求有好的环境状况、没有污染。

不健康产能指利用不当，包括退化土地、污染土地、次生盐碱化、坡耕地、生态脆弱区及水资源不足地区的耕地利用等；利用不当，包括耕地细碎化、稳定抛荒地等；利用过度。

生态良田建设必须从健康土壤做起

要依据耕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和标准，严格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评定和验收，有针对性地采取培育肥力等措施，稳步提升新增耕地产能。要树立全面的耕地质量观，以数量为前提、以产能为核心、以健康为保证、以用养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以监督为手段。

在新时期，我们应以保障土壤安全为基础，以土地整治为手段，以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来支撑更好更快的发展，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的明天。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壤环境质量与风险管理、土壤污染与修复。

在中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与监管需求方面，骆永明研究员指出了四个方面的污染问题：耕地土壤污染加剧，严重威胁国家“米袋子”和“菜篮子”民生工程；全国工业企业搬迁遗留场地土壤总体污染状况触目惊心，场地人居环境安全与健康令人担忧；矿区和油田区及其周边土壤环境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严重威胁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土壤污染复合化或混合化，流域性和区域化态势凸显。

骆永明研究员建议启动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科技重点专项，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行整体、系统和有机联系的链条式设计，研究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理论方法、治理修复技术、管理支撑及产业培育等体系。

骆永明研究员说明在未来5—10年，争取在土壤污染的源解析、界面机制与修复原理；农用地、建设用地、矿区土壤及含水层污染控制修复技术、功能材料及装备；土壤环境分析检测、评估及预测预警技术与装备；土壤环境信息化技术与平台构建；土壤环境质量基准与标准制定方法；土壤环境分区、分级、分类管理的关键技术方法；土壤环境管理整个法规体系等这七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将会大幅度提高国家土壤环境监管水平和土壤污染防治科学决策能力，有力推动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化的稳健发展，提升土壤修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兼任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多样，空间分异明显，但耕地面积小，总体质量不高；受人为活动强烈影响，土地垦殖率高，耕地后备资源有限。总体上，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于严重制约性，主要限制因子有：土层厚度、有机质、坡度等，人地、人粮矛盾突出。近20年来，由于利用管理缺乏合理的布局和规划，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工程占用耕地使优质耕地减少过快；生态脆弱带土地退化势头没有遏止，土壤污染有加剧趋势。

全球面临的主要土壤问题为：土壤数据多元、破碎、 陈旧；土壤研究者减少；土壤研究知识不能转为技术；土壤修复管理投资不够等。我国土壤资源调查工作基础薄弱，土壤资源现状不清，缺乏科学有效的土地资源评价方法。需要加强土壤资源科学的基础研究，深化土壤功能与安全的内涵，更新我国土壤资源清单，为多目标土地利用提供基础数据、模型和决策。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实验室副主任，环境修复与资源工程研究室副主任。

雷梅研究员从农田土壤修复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与应用前景展望等三个方面展开了报告。

农田土壤污染状况堪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16.1%，耕地超标近20%，严重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土壤污染以重金属为主，重中之重是镉、砷、铅、汞等，有机污染较少。

雷梅研究员指出了农田土壤污染特征，修复重点：耕地超标率较大，但主要为轻度超标；分区治理：多集中连片分布(湖南、广西、江西、云南、广东、贵州、河南等的局部地区)；修复需与农业生产结合：轻度超标农田仍需在耕种，具有修复诉求。

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试点示范少。我国土壤属性差异大、重金属污染类型多样、作物不同，应针对典型区域、典型污染类型和典型耕种方式，建立更多具有推广价值的样板。

2、示范规模小，工程应用少。资金分散，上千亩的规模示范仅十几个；小规模的示范经验难以应对推广问题。需要探索农民参与模式，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示范规模，建立综合示范区。

3、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尚未建立。

4、管理体系、规范和评价标准不健全。这方面雷梅研究员提出总结试点示范样板工程；建立健全农田修复标准、规范体系等两个对策。

在研究与应用前景展望上，雷梅研究员提出区域化、标准化、装备化、资源化四个观点。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天辰云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之一。2011年被聘回中国科学院从事微生物农业系统研究。

粪水在全世界都是污染，世界各国推介的办法都是沼气方法。从中获取沼气，再转化为沼液和沼渣，送往农田。

曹志强研究员提出粪水转化有三大难题：

1、粪水中本来就有几千种杂菌，菌量非常巨大，品质不稳定。这样的液体能适合作为培养基吗?

2、培养什么样的菌样，采用哪种工艺才能把粪水转化成为包含这个菌群的液体?不再是污染?

3、经过这样处理得粪水对农作物和土壤有用吗?农民肯花钱买吗?

关于为什么要钻粪水这个牛角尖?曹志强研究员给出了三个答案。

1、全国猪粪水大约15亿吨，干物质7500万吨。粪的数量6000万立方，干物质不到2400万吨。猪粪水的数量和粪水中干物质的数量都远远大于猪粪。

2、猪粪水中的干物质大部分是溶解于水的，猪粪中的干物质许多是不溶于水的，对于微生物和植物来说都需要溶解于水的营养。因此，猪粪水的有效利用率可能是猪粪的几十倍。

3、猪粪是可以卖钱的，但猪粪水是禁止堆放的，因为粪水治理太难只有偷排，不断出现环境事故。

因此，转化粪水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回避的使命。

曹志强研究员在实践过程中在土壤里看到了许多新现象，如土壤中出现蚯蚓、不打农药的农田、土壤板结当年改善、作物的根腐病获得改善。

嘉宾简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业污染土地（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与环境修复研究工作。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并获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李发生研究员指出国家实施的“退二进三”政策，使得城市出现了大量遗留、遗弃场地，亟待开展风险评估与修复治理。全国范围内受到工矿业活动(重金属和有毒有机污染物等)以及农业活动(农药、化肥和农用高分子地膜等)影响，污染的耕地数量呈加重趋势，使部分耕地丧失生产力，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产生压力。

我国土壤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重点关注土壤肥力；1978—1992年开始关注土壤质量和土壤污染问题；1992—至今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关注不同类型用地土壤的环境质量。近年来尤其关注污染土壤的风险管控和土壤修复问题。

修复技术的选择和决策因国家或地区而异，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环境修复文化，对修复决策的结果影响很大，对待定修复技术的接受程度差异较大。

从自然条件看，我国地域辽阔，土壤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多样性丰富，不同地区土壤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水平区别较大。与此同时，气候等环境条件差异显著，在全国范围内适合于不同修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从社会发展看，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不同，污染类型和污染物具有明显差异，不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对待定修复技术的经济成本的接受程度也很不一样。这一点也决定了我国修复技术应用的多样化要求。

最后，李发生研究员表示，土壤修复技术的选择和修复决策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过程，修复决策的结果受自然社会条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存在东西方差异和区域性差异，这一点应当引起管理和决策层的关注。

嘉宾简介：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环境保护土壤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土壤污染防治学科首席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体系是顶层设计，长期规划的，主要包括土壤环境管理政策法规标准；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土壤修复产业发展；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等五个层次。

林玉锁研究员说明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土壤污染控制标准、土壤环境评价技术等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推动了我国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标志着我国当时对土壤环境问题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构建了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我国现行标准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适用范围小。二、三级标准主要适用于农用地土壤，没有考虑住宅、工业等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2、项目指标少。现行标准规定了8种重金属和2种有机氯农药的标准值，污染物指标偏少，不能满足污染场地土壤中污染物风险管理的需要。

3、定值欠合理。全国采用统一值，未考虑土壤背景水平的空间分异性;部分指标存在偏严、偏宽现象。

4、完善方法学。采用风险评估方法。

土壤污染面临着“防”与“治”两大任务。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的思路和原则有三个：立足国情、满足管理；体系设计、科学修订；有限目标、持续改进。

嘉宾简介：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院长。兼任广东省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中法联合土壤污染修复实验室中方主任，法国洛林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我国铅锌矿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由以云南、广东为主。我国因采矿占用、破坏土地达743万公顷。全国受矿业影响的土地复垦率只有13.3%，其中主要为煤矿山的复垦率贡献，而金属矿山的复垦率相对较低。

金属矿区具有以下污染特征:酸性废水加速重金属污染的延伸、铁硫氧化还原过程交替加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重金属生物地球化学活动具“热点”区域。

土壤过程对金属转化迁移的影响：

一、不同金属胶体的形成机制不同：Cu的迁移和短期变化动态主要受控于微生物有关的胶体，而Cd/Pb的动态则是微生物相关胶体和自由分散胶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金属胶体形成与硫酸盐还原过程高度耦合：超滤分析揭示了含Cu和Pb(Zn除外)的分散胶体颗粒是逐渐生长的，暗示了自由分散胶体主要是通过溶解态的物质反应产生和生长的，且耦合了硫酸盐的还原。

三、胶体迁移可能是矿区土壤金属迁移单位重要方式。

土壤微生物对重金属的生理响应机制主要有：生物吸附过程、胞外沉淀过程、生物转化过程、胞内积累过程等。

最后，仇荣亮教授对矿山及周边地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注重源头控制新技术的研发、重金属迁移与吸收途径与机理的研究、AMD治理新技术的研发等。

嘉宾简介：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工程实验室主任，环境工程学科组组长。主要从事土壤环境保护领域的污染治理与修复、区域环境学研究。

郭书海研究员指出土壤环境质量使土壤环境指标优劣的一种评述，评判依据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或环境质量基准，最简单理解就是土壤中有害物质含量的多少。

关于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郭书海研究员也给出了说明，自然过程包括继承性母质和地球化学迁移，有气候、生物、母质、地形、时间等；人类活动包括污染物排放和活化态增加，有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以及生活污染。

郭书海研究员介绍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得出了五个结论：全国土壤统计点位超标率为16.1%以无机污染为主；南方地区土壤污染重于北方地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耕地土壤的超标率高于平均值，点位超标率为19.4%；长三洲、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污染问题突出。土壤环境背景值在全国表现出南高北低，西南地区为镉-汞-砷为主的区域复合污染。

嘉宾简介：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陈蓓女士

现行的土壤修复市场项目多为“救火式”修复，普遍缺失生态文明和绿色化的理念及管理规范，更忽视了生态景观美感的要求和提升土地利用价值的重要意义。“绿色化”把修复前期、过程和结果的生态文明摆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修复方式的“绿色化”，而且要使之成为高级别价值取向。土壤绿色修复，开始有了理论上的“抓手”，也有了时间的路径。“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修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成为土壤修复的阶段性目标和要求。

绿色修复是指在执行修复中考虑所有的环境影响(比如土壤侵蚀、生态变化等)，并增添选项使修复活动取得最大的环境净收益，比如商业开发、资源利用、绿地、居住等。绿色修复的核心理念是：提供“全过程、全领域”的修复，同时保护和增强生态多样性。绿色修复从初期规划阶段开始考虑，贯穿整个修复过程，包括但不局限于：建筑拆迁、移除，清污、治污、截污，废物管理，土地再利用的设计和建设等。

陈女士详细讲解了德国鲁尔区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后工业景观公园的典范等绿色修复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