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 | 014 马学亮：煤气事业片段回忆

本文选自“首都城市规划事业60年纪事”征文。谨以此篇向马学亮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马学亮，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煤气组副组长，原北京市煤气公司经理原北京市公用局局长

北京的城市煤气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这样全市气化的规模，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建设起来的。

多少年来，北京的居民生活、生产和公共福利设施一直都是用煤作燃料的。直到1953年，当时的市长、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提出北京要上煤气，并要当时的公用局主办，这个改变北京市燃料结构的大事，才正式提上日程。若从1957年的第一个北京煤气发展规划和1958年石景山区古城煤气试点算起，至今整整五十年了。时间过得快，事业大发展，实在令人高兴。现谨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开端阶段的一些情况，简要回忆为后：

1954年春天，我刚刚在一位自来水老工程师的指导下做完了北京市自来水发展规划方案。一天，当时主持公用局工作的副局长王镇武同志（局长贾庭三同志去市财经委员会主持工作）找我谈话，大意是：“彭真同志早就提出北京要搞煤气，并要咱公用局主办。可是咱们没有懂这个事儿的人，至今也没动。最近市委又要求尽快开始工作。我想你还年轻，这事就交给你办，边学边干。”当时我出于一个技术干部想钻研专业的心态，有些不大同意。就说：“一会儿让我搞电、汽车，一会儿又让我搞自来水，我工作时间不长，可工作变动太频繁了。”王局长笑着说：“学的方面多，知识面就广，是好事儿。这叫艺不压身”嘛！”又说：“党员个人要服从党的需要嘛！在延安的时候，党让我唱戏，我就唱戏（原来他唱过京剧青衣），进城了，用不着咱唱了，党让管企业，咱就管企业。这叫个人服从组织。我看你就干吧，相信你会干好的。”这样我就接受了党给的任务。这次谈话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那时起的几十年来，我基本上一直没有离开过煤气事业这个专业。王镇武同志这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使我终生不忘，它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鼓励。一者，党和彭真同志交给的任务，对我来讲那是神圣的；二者，镇武同志的谆谆教导，使我摆正了革命事业需要与个人专业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开始，那真是白手起家，一无任何资料，二无任何人指导，我就天天跑北京图书馆。不仅了解了我国四川、台湾、陕北有天然气，而且逐步知道了中国使用天然气的历史悠久，大概始于秦汉时期。那时有的庙宇用天然气照明，因为它昼夜不熄，故名“圣灯”，四川还有“圣灯山”。古代四川有所谓“火井煮水井”，即用天然气烧盐。有的古书上还记载着诸葛亮视察天然气的情景。

可是，天然气虽好，但毕竟离北京太远了。从现实考虑，还得研究用煤制气。我开始学习煤制气原理，原来煤气用于人民生活始于英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开始用于点灯照明，即皇宫与街道上的煤气灯。在电灯发明以后，才逐步用于做饭烧水。

为了搞清楚北京附近哪里有可以制气的煤，我开始搜集煤的资料，乘公共汽车到门头沟京西矿务局，平生第一次下了矿井，后来又去安定门外的国家煤炭总局捜集华北地区的煤炭资料，但资料很少。王镇武同志担心由于保密的原因，搜集不来某些资料。一次，他就亲自出马，带我一同去煤炭总局。那是1954年冬天，我们乘的那辆老掉牙的英国奥斯丁牌微型小汽车坏在半路上了。我们只好顶风北上。寒风凛冽，镇武同志身高体瘦，他那冒风前进的背影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位为党的事业，不论工作大小，冒着寒风前进的党员领导干部形象。

后来，又让我去当时在六部口双栅栏胡同办公的市政建设委员会，向佟铮同志汇报过一次煤气资料的搜集情况。

这年年底，当时在市委办公厅工作的徐卓同志奉郑天翔同志之命，到公用局找我了解有关煤气方面的工作情况。我如实以禀，表示当时还没有能力开展煤气规划工作，还得搜集资料，加紧学习。

从这个开端可见，当时市委、市政府的各级领导同志对北京要发展煤气事业是非常重视的。这是北京煤气事业能够很快上马，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条件，非常重要的条件。

为了开展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为了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1955年春，市委请来了十几位苏联专家，在市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后来了为了工作方便，在政府系统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郑天翔同志，副主任是佟铮、梁思成，后来还有冯佩之同志。

在请来的这些苏联专家中，有一位煤气专家安・费・诺阿洛夫。

1955年4月，市委从各有关单位抽调技术干部作为组成专家工作室的骨干。公用局抽调五个人，带队的是副局长朱友学，我和孙英负责城市煤气，潘泰民、陈广彻负责公共交通。我们一同到正义路二号（现市政府）开会。到会的共三十六人，天翔同志亲自主持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事情的原委，规划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重要性。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天翔同志要求大家勤奋、认真、专心、诚恳地向苏联专家学习，号召大家“外行变内行，内行变专家。”这十个字一直是专家工作室，以及后来规划委员会所有工作人员的座右铭。

我们煤气组开始只有我和孙英两个人，后来陆续调来陈绳武、田蕙玲、祖文汉、杨泳梅、李聪智、张润辉、李梅琴以及从沈阳调来的凌松涛，共十个人。1956年又来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刘月初、王卉芬、凌天琪，建工学校毕业生战仲信、张盛源、王秉仁、刘雅君、石玉华、李素兰、王秀芝、王树学、黄秉浦、崔兴业和工业学校的郭迺江、宋明廉等。朱友学同志是规划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还兼煤气组、公共交通组两个组的组长。煤气组的副组长是陈绳武、田蕙玲和我，后来又调来一位副组长王照祯（原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

翻译由专家工作室翻译组派来，口译主要是惠莉芳，笔译主要是陶祖文。

煤气规划组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人（包括描图员）。

就是这些根本不懂煤气，或知之甚少的人，要完成北京市的第一个城市煤气规划方案，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怎么办呢？当务之急，就是学习。当时的专家工作室，所有专家都在给中国“学生”上课，简直成了一所大学校。所有专业技术干部，不论年龄大小，不分职位高低，都在听专家讲课。我们煤气尤其突出。煤气专家诺阿洛夫，下车伊始，与我们做过简短的相互认识之后，就拿起教鞭登台授课了。我们这些“学生”，更是本着天翔同志“外行变内行，内行变专家”的指示，认真听讲，座谈讨论，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硬是把苏联著名学者、教授斯塔斯凯维奇的厚厚的两大本苏联大学教科书《城市煤气供应》基本上学完了。当时的学习方法是学以致用，认真讨论，专家答疑，既是学习会，也是业务会、工作会。紧密联系北京的实际，讨论北京的煤气怎么搞法。所以效率较高，掌握知识也较快。

煤气组组建后不久，我们就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开始边学习，边搜集资料研究问题，边动手规划工作。兹将规划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做的主要事情回顾如下：

当时大家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不能再烧煤了，因为这污染环境，而且直接烧煤其效率很低，不足12％，是很不合理的。这个状况必须改变。这是大家共同的一致认识。

怎么改变这个现状呢？这就出了问题，因为列宁有句名言，叫作“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既然是电气化，何必再搞煤气化呢？

我们在专家指导下，做技术经济比较和讨论分析，从事煤气、电力和经济工作的大多数同志一致的看法是：在以煤当一次能源的前提下：（1）把煤气化供应居民生活用，比先用煤发电、再把电供居民生活用，其能源利用总效率高；（2）从整体看，煤气化比电气化国家投资较少：（3）用煤气比用电居民家庭开支较少。因此，煤气、电力、集中供热要合理分工，各用其长。具体分工大体上是：

煤气用于：家庭做饭烧水；食堂饭店等公共福利设施，和某些工业必须煤气的生产工艺过程中。

电力用于：工业动力，照明和家用电器。

集中供热用于：建筑采暖，大饭店热水和工业用蒸汽。

当时，在规划委员会各专业组的煤气、电力和集中供热规划方案，就是在这个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

当然，当时如果知道有充足的天然气一次能源，这个争论也许不会发生的。

规划要建立在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在规委统一布署下，开始了北京燃料供应和使用情况的现状调査，和国内外煤气使用情况的搜集。

我们去煤建公司、石油公司和市计划统计部门，调查北京每年用多少燃料，这些燃料都是从哪里调来的，又用在哪些方面。我们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煤铺，最后统计出北京每年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公共福利设施以及采暖，各用多少燃料，以此作为推算北京煤气需要量的依据之一。

用煤气和用煤毕竟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两者使用方式不同，应用方面不同，效率不同，所以我们又搜集苏联和其他国家不同城市的煤气耗用定额，日、月使用不均衡系数，作为推算北京煤气需用情况的参考数据。

我国在1949年以前，英国在上海，日本人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八个城市，也搞过城市煤气，但规模很小。除上海有一万多户外，东北的都很小，一般只有几百户。主要是供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使用。而且东北的基本上都已停产。虽然这些城市的资料很不完整、也不可靠，我们也尽量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作为参考。

我们把这些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作为规划的参考。然后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推算未来不同年代的煤气需要量，据以编制各期煤气发展规划方案。

北京需要的煤气从哪里来呢？当时拟订的基本原则是:

1、北京是个大城市，煤气需要量很大，预计发展中必然是几种气源并举的供气方式。

2、从发展远景上看，将来北京必然要引进天然气。

3、当前，第一期最好利用石景山钢铁厂的焦炉煤气。

4、下一步再考虑建煤制气厂。

当时，我们国家缺油，汽油还靠进口，所以没有考虑油制气和液化石油气。直到我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以后，才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搞重油裂解制气和发展液化石油气。

在规划中，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和长远发展的考虑，决定北京的煤气输配系统采用高、中、低压的三级市区管网；市区外围要有一个高压环（当时预计压力可达12个大气压）。储存煤气的方式，则要以高压储气罐为主。

当时所以这样决定，主要是考虑到：一、北京是个大城市，地广人多、用气量大。如用中低压管网，则管径要大，耗钢铁多，投资也大。经济上不合理、技术上不可靠；二是北京将来一定会用天然气。天然气要高压长输管道，到北京后仍余较高末端压力，加以利用，才是经济合理的。

这在当时也引起一场争论，因为我国已有煤气的城市都是中、低压级管网。所以兄弟城市和国家主管部门对我们的决定持异议。我们坚持了自己的方案。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方案是合理的，我们的坚持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煤气规划基本完成的时候，煤气组的同志们日夜加班赶制一期、近期及远景的规划图纸，整理汇编规划资料。此时，我就开始撰写规划文件了。我先写一稿。陈绳武同志在这稿的基础上改出一稿。后来我又接手继续撰写。先在正义路，后来又把我们这些执笔人集中到畅观楼。在撰写与修改规划文件的过程中，天翔同志、佟铮同志、冯佩之同志给予我许多坦直而恳切的教导，特别是天翔同志，他从原则到具体、循循善诱，亲切感人。他指示我说：“写煤气的规划文件跟写其它专业的文件不同，因为大家对这个专业还不熟悉，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所以，你要从钻木取火写起。阐述人类使用不同燃料，取得热能的不同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论述。当然也要写具体的，写煤气的现实优越性。要讲科学、讲道理，以理服人。总之，我是要你写成一篇博土论文。”他还对稿子的章节和一些具体提法，亲自动笔修改。在编写规划文件的日日夜夜里，领导同志们的理论修养、工作热忱，以及和我们打成一片的作风，使人没齿不忘，时常怀念。

在规划图纸和文件基本完成以后，规划委员会在天翔同志主持下，接连几天举行规划汇报审议会议。全体苏联专家、国内有关专家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根据专业大小和重要程度，每次用一天、两天甚至三天审议一个专题。煤气专业较小，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在我汇报完后，开始大会发言。所有苏联专家都肯定煤气规划，并赞扬了煤气组的工作。天翔同志在总结发言时说：“煤气组的同志们是边学边干的，克服了许多困难。全靠苏联专家帮助，规划完成得很好。在规划委员会，煤气组的同志们年纪最轻，工作却出色。煤气翻译小惠同志（指惠莉芳）也很出色，应该表扬他们。”天翔同志对煤气这个新事业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娃娃给予了热诚的鼓励。其实，煤气规划是在苏联专家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没有这一条我们做不出这个规划。所以，这份功劳的确是市领导同志和苏联专家诺阿洛夫的功劳。

在规划基本完成的时候，正值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召开。规划委员会在日坛南侧两个刚建成尚未交付使用的大使馆里，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会，请“八大”代表和领导同志们来给北京的规划提意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除毛主席外，几乎全来参观了展览。出席八大的各兄弟党的领导也来参观展览。

在这个展览会上，煤气规划所占的比重很小，布置在走廊里。而且因为它专业性较强，所以发表具体看法的人很少。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曾任过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元帅。他看了以后笑着说：“老天爷，五十年太久了，我这辈子还用得上吗？”他的意思显然是希望快点搞。我们向他解释说，长远规划是五十年，但一期工程将尽快上马。他满意地笑笑走了。还有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乌布利希。他说德国对搞煤的气化有经验，回国后又寄些资料来，给我们北京作参考。

“八大”闭幕，国庆节后，在展览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彭真市长亲临现场，召集会议听取汇报。当时主要是天翔同志汇报，有问题时，各组长作补充、备问。当天翔同志汇报到希望煤气西郊试点工程尽快上马时，彭真市长问：“要花多少钱？”我汇报了大约投资数。彭真同志说：“要把投资说够，不要往少里说。”又开玩笑似的说：“你可不要在这儿钓鱼。”又说：“你们不要担心煤气上不去。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打算搞煤气的事。主席说：煤气是个好东西，不只北京人要用，将来全国人民都要用。”彭真同志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北京煤气事业的积极支持。他所转达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对中国煤气事业的唯一指示。对此，我一直铭记在心，它是我们这些毕生从事煤气事业的工作者的指路明灯。

在煤气规划方案完成以后，苏联煤气专家诺阿洛夫因国内有事（据说是他职务提升，要到新职视事），于1957年3月提前单独回国了。规划做完了，专家也走了，北京的煤气搞不搞？什么时候搞？一时又成了问题。刚巧，就在这时，组里两位搞煤化学专业的技术干部又调到大连煤气化研究所去了。煤气组的一些同志思想上有些动荡。

大约是4月16日或1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的办公室通知：要王照祯同志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到了以后，刘仁同志正同西城区委书记杜茗同志谈话，内容是关于毛主席迎接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车队，在天安门前被热情的欢迎队伍阻挡的事。看样子他很生气。在他握手送走杜茗同志以后，就过来跟我们俩谈话。首先，他问我们俩是学什么专业的。我答我是学机械的。照桢同志说他是学数学的。然后，刘仁同志说：“你们俩都不是学煤气专业的，可又把学这个专业的人放走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相信你们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内行，成为专家，但毕竟不如学这专业的人来得快，对不对？”我二人点头称是。后来，他激动地说：“把学煤气专业的人放走了，咱们北京的煤气还搞不搞呢？！”他越说越气，就说：“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刘仁，我就主张留人！（刘仁和留人刚好谐音）你们要把放走的两个人给我请回来！”我们二人没敢吭声，只是点头，从他办公室怯生生地退了出来。其实我俩人谁也不知道刘月初、王卉芬二人是怎么走的，而且他们学的也并非城市煤气专业，而是煤化学专业。当时我们俩也没敢解释，回来后，把这事报告了郑天翔同志，算是了结了。

刘仁同志的这次谈话，充分说了市委要上煤气事业的决策不变，任何动摇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从而坚定了我们干煤气事业的决心。同时也可看出刘仁同志很重视专业知识，尊重专业人オ，爱护技术干部。他鼓励我们一定要把煤气专业知识学到手。

挨了一通批评，我们当时有点委屈。但是后来我们却高兴了。因为我们回到组里，传达了刘仁同志的谈话，很快就稳定了大家的思想。当年五月，我就带着一些人去上海煤气公司实地学习去了。

1957年底58年初，我们煤气组跟着佟铮、黄昏等同志，一同搬到规划局来办公。一天，我们和规划局的同志们都去西山巨山农场劳动。天翔同志派车把我从农场叫到他的办公室。路上我才知道天翔同志刚从上海回来。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张口就说：“你这个马学亮总跟我说要搞煤的综合利用来发展北京煤气。你也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这回我去了一趟上海煤气公司，一看就清楚了，人家那就是煤的综合利用。你们快组织人去上海学习；同时开始筹备，咱们北京也要搞焦化厂。”天翔同志这个指示，是北京煤气事业上马的关键性的一步，由此揭开了北京煤气事业大发展的序幕。

从天翔同志办公室回来以后，我马上向朱友学同志汇报。当即决定把煤气组的人ー分为ニ，一部分人去筹建焦化厂，尽快出发去上海学习；一部分人筹备城市煤气输配系统建设，尽快动手上古城煤气 “试验田”。

这样，就把煤气组的王照桢、陈绳武、田惠玲、杨泳梅、张润辉以及陈尚荣、王玉琛等派去搞焦化厂。后来又调来几位领导干部，成立了以李霄路同志为首的焦化厂筹建处。又把我与祖文汉、孙英、李梅琴、战仲信、张盛源等人分配来搞城市煤气输配设施。后又调入几位领导干部，成立了以李德华同志为首的煤气热力筹备处。

煤气热力筹备处在1958年4月成立后，即开始进行古城煤气试点工程。试点是用石景山钢铁厂的焦炉煤气，送给古城地区石钢职工宿舍使用。建了压缩机车间，高压煤气储罐，调压站和几公里管道，供18幢楼，522户使用，并于1958年12月16日开始供气。试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上是按规划的技术方案建设的。试点取得了实践经验，为煤气事业的大发展做了准备。

为了确保煤气建设技术上的安全可靠，市委又先后请来三位苏联专家。第一位可巧仍然是诺阿洛夫，佟铮、朱友学和我接待他，并把办公室设在规划局三楼。第二位是煤气管理专家哈尔拉莫夫，他来得较晚，诺阿洛夫已回国，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公用局了。第三位是炼焦专家（恕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一直在焦化厂筹建处办公。到1960年6月，他们都奉命回国。

1958年秋末冬初，时任北京常务副市长的万里同志，在中央电影院（即现在北京音乐厅的前身）召开大会，布置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筹备工作，动员大家全力以赴搞好十年大庆，按照市委指示，北京的煤气、热力事业的筹建工作也纳入国庆工程。这样，北京焦化厂、城市煤气供应系统，也就乘国庆工程的强劲东风，迅速上马了。

先是焦化厂第一座焦炉，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于1959年3月18日开工。随着相应地建设煤气储配站一座，调压站若干座和26公里煤气管道。经过职工的辛勤努力，仅用8个月的时间，于同年11月17日，焦化厂第一座焦炉和送气配套项目建成投产。时值严冬，职工战斗在冰天雪地，送到工地的窝头都结了冰，要放在怀里化化冻オ能吃。但大家斗志昂扬，热情很高。1960年1月25日，煤气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在那里点燃了蔚蓝色的火焰，这是北京市内的第一个煤气用户。以后，煤气陆续送进了饭店、使馆和工厂的职工宿舍，从而结束了北京没有城市煤气的历史。

北京焦化厂

焦化厂建成投产后，朱德总司令数次亲临现场视察，并亲笔给焦化厂题写了“北京炼焦化学厂”的厂名。这就是后来一直挂在工厂大门上的牌子。

北京东郊媒气罐站

后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也曾来厂视察，不久，蔡畅、康克清、曾宪植等十几位革命前辈老大姐们，在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张晓梅等同志陪同下来煤气储备站参观，她们边看边问，有说有笑，非常高兴。有的说，你们真是给人民办了好事。有的说，这对减轻家务劳动，解放妇女更是一件大好事。

北京是首都，中央国家机关对北京建设事业的支持与关怀是北京煤气事业大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也有波折，如1960年的困难时期和1966年“文革”开始的阶段，但总的形势是不断发展，积极向前的。

首先是焦化厂，尽管有困难，仍于1963年、1967年、1973年有三座焦炉投产，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好，焦化厂在1987年，1989年又有两座大的焦炉，和20台煤气发生炉投产，使日供气量达到150万立方米。

其次是751厂，1970年起仅靠焦化厂的气已不能满足用户需要，尤其焦化厂产气是均衡的，而城市用气，冬夏之间相差很大，一到冬季只好停工业、保民用，给工业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失，1971年，市政府决定，在酒仙桥的原751厂建重油催化裂解制气炉，并于1972年、1980年、1981年有三台制气炉投产，1990年又有两台炉投产，形成日供气50万立方米的供气能力。因为它可以按需要开炉停炉，发挥了季节调节的作用，这对保证城市煤气供应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首钢，市委为了建设北京城市煤气真是费尽了脑筋。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让时任石景山钢铁厂厂长的周冠五，占用北京一个发言名额，在党的“八大”大会上发言，说要把该厂的焦炉煤气送进北京，发展北京的煤气事业（见“八大”文件），可是，除了古城煤气试点工程的那点煤气以外，一直拿不出气，到了1980年前后，环保人士开始建议，让首钢搬家，离开北京。到1982年，首钢又拿出方案，说它经内部能源平衡和必要的技术改造，可以每天供给城市100万立方米煤气。据此，煤气公司在古城修建了煤气储配站，建设煤气储存罐，又从复外大街往西铺设煤气管道，一直修到首钢厂东门。到1984年7月首钢开始向市区供气，起初5万立方米，后来是8万立方米，直到2000年让它停止供气，也没有超过15万立方米。

虽然首钢的气不多，可毕竟有三个厂子，从三个方向往城里送气了。

这时，主要煤气管道已经贯通，三环路内城区的管网已基本形成，加上三个供气厂附近又建有三个储存煤气的储配站；总的城市煤气系统已然大体建成，为整个城市的煤气化打下了基础。

大港油田发现以后，我们听说石油部康世恩部长让油田给北京送天然气（石油伴生气）。我们先后四次去大港了解情况。互相熟悉以后，大港的负责同志对我们说：“请你们不要跑了，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呢！康部长说，他要从北京往大港修管道，修成以后若还不给北京送气，就让我们顺着管道往北京爬。”我听了深受鼓舞，同时心里充满对康部长的尊敬和感谢。

1983年我们开始了引进天然气的准备工作，并在煤气公司成立了天然气筹建处。

石油部于1984年开始修建从河北省永清县的一个集气站通向北京的天然气管道。这条74公里长的管道，于1985年10月通到北京东郊的王四营门站，并开始向化工二厂等三个工厂供应天然气。每日5万立方米。接着根据市政府的布置，按照规划，从东郊向西北郊建输气管，并于1987年11月建成投产，在当年12月23日开始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千多户教职员工宿舍供应天然气，这是北京第一批天然气用户。1988年10月又找了一个离天然气管道近，而使用焦炉煤气的小区，进行天然气顶替焦炉气的置换。该小区有五千多户居民和十个大食堂，一次安排置换成功。这也是首都煤气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开始了北京使用天然气的时代。

北京东郊天然气罐站

陕甘宁天然气进京，为北京煤气事业的大发展开创了新的大好的局面。

1996年3月，列为国家“九五计划”重点能源建设项目的陕京输气工程开工。相应的北京市内配套工程也同步开工。

1997年输气工程完工，并于9月10日在北京举行天然气输气工程竣工投产典礼。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吴邦国为投产剪彩。来自长庆中部气田的天然气在北京天然气控制中心点燃。

从此，开始了天然气用户快速发展时期。不仅用户发展快，而且用气的方面也广，扩展到工业、服务行业、锅炉、取暖，以及用天然气开汽车。与此同时，用天然气置换人工气的步伐加快、范围扩大。

随着天然气置换的进展，人工的用量逐步减少，原来的供气厂也逐个开始停产、停气：

首先是首钢于2000年7月从气源厂中退出。其次是焦化厂较老的两座焦炉于2002年3月停产。

再次是751厂于2003年4月制气炉停产。

为了确保对北京天然气供应的安全可靠，第二条陕京天然气长输管道于2005年建成投产。

陕京输气工程竣工典礼

2006年7月4日，北京使用焦炉气的最后一个小区，即朝阳区双桥小区，用天然气置换完成。至此，北京就没有使用人工气的用户了，成为全国第一个天然气化的大城市。几十年来担当首都主要供气任务的焦化厂也全厂停产，按照市政府的决定，搬迁转型，在唐山沿海建新厂去了。

几十年来，三个气源厂为首都城市建设、为首都人民生活做出了积极而光荣的贡献，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北京煤气事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民用液化石油气。

那是1963年，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四国时，看到有的国家的老百姓使用罐装液化气，既方便又干净。当即指示使馆搜集资料，希望在国内进行试验。

1964年，国家科委根据总理指示，找北京、沈阳、上海讨论试验液化气的事。当时有人认为煤气公司搞液化气是不务正业，故不积极。

后来，国家科委提出要搞一个民用液化气的中间试验项目，中央和地方各出资一半。北京和沈阳谁肯出钱，就由谁来办。那时北京城市建设资金十分困难，真是希望渺茫。一天我鼓足勇气去找建委主任佟铮同志，向他汇报情况，表示若痛失良机，将十分可惜。当时，佟主任也很为难。他问：“今年需要多少钱？一共需要多少钱？”我说：“总共需要260万元，北京如出一半是130万元，今年只要15万，其余的明年用。”他沉思片刻后兴奋地拍板说：“今年的15万我给你。其余的钱，我找市计委去要。你可以向国家科委说，咱们北京干！”当时我乐得几乎要跳起来。回来赶紧向朱友学局长报告，他也很高兴，当即电话报告了国家科委张彦宁局长。随后就正式向科委上报中间试验报告。1965年1月，国家科委正式下达了“北京市进行液化石油气作为民用燃料的中间试验项目”的任务书。

南郊罐瓶厂球罐

同年5月，国家科委又组织北京、天津两地的有关人员赴罗马尼亚考察，在技术上、安全上学习实践经验。

北京的、也是全国的第一个液化气灌瓶场是由石油部北京设计院设计的，地址在西郊的五路居。1965年4月1日开工，于当年12月11日投产。当时是从锦州、锦西的炼油厂往北京拉气。汽车槽车、火车槽车，以及家用钢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当年就发展了四千多户。北京的民用液化气事业开始了。到1970年位于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成投产，北京的液化气事业就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几十年来，北京的煤气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迅速发展，到2006年底，北京燃气集团所服务的用户已有436万多户，其中：天然气用户321万多户，年用天然气34亿多立方米；液化石油气用户115万多户，年用液化石油气15万吨。北京市已基本上煤气化了。据不完全统计气化率在96％以上。

刘仁同志在谈到煤气事业时说：“煤气事业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确，煤气事业作为一个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的事业，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它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工业生产、服务设施以及改善城市环境，都做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党的为人民的宗旨的生动体现。

往事如烟，有些事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如从1958年8月5日北京市煤气热力公司成立算起，至今刚好五十周年。这些往事都已成为历史了。已是老龄老头的我，硬要回忆，实感吃力。有些事可能很重要，或被遗漏了；有的事记得，也不一定准确。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的具体工作者，把它写下来，供人参考。不当之处，作者负责，并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