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Hi！论坛 | 娄永琪：新设计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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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 娄永琪

时代在变  设计在变

2015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份，一方面我被选为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的执委；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这次会上有着58年历史的、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设计组织，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改成“世界设计组织”，同时，又发布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定义。这个组织每十年左右，就给全世界发一个设计定义。80年定义的关键词是“材料、质感、结构、色彩、工艺”。2015年，新的设计定义是：一个战略性的、解决问题的流程和方法。

设计有什么作用？第一，驱动创新。第二，创造商业成功。第三，把我们的生活导向一个更高的质量。当然，是通过设计创新的产品、系统、服务和体验。

为什么每隔十年设计需要被重新定义一次？时代在变，这个时代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设计要不要跟着变？设计基本每隔十年都会发生变化，包括设计的角色、设计的使命、对象和方法。

同济大学在学科布局上，也做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2009年同济大学把原来在建筑城规学院下面的一个艺术设计系，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学院。学院的名字叫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设计创新学院。从“艺术设计系”变为“创新学院”，其实背后有两个考量：第一，我们想在创新的大情景下，寻求设计专业的发展。十年后，社会会有新的需求，学科发展一定会跟着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第二，设计还能给同济大学其他的学科提供什么样的支撑？事实上，当时的一个假设是所有的学科里都有设计。设计思维可以滋养同济其他的强势学科继续发展。

2014年，在同济设计周上，我和一群知名的学者在讨论未来设计教育的时候很有感触，后来一起发了一个宣言，因为想不清楚未来是怎样，所以命名为DesignX。它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必须是跨学科的，能更直接地面向真实问题的挑战；它是针对复杂性、模糊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的设计，要把创新、技术、商业模式整合起来；同时它也是关系的设计，需要有系统的思维，它是一种新的行动主义。

设计 (n.) 教育

设计创意学院的学生，本科一年级时必须学开源硬件与编程，可以说个个都是编程高手。一年级第一学期设计基础课最后的一个大作业，有学生设计了一个乐器，是用软件控制水滴的速度，滴在传感器上，演奏出音乐来，从想法到制作都由学生独立完成。

工业时代，我们叫原子时代；信息经济时代，我们叫比特时代。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庞迪提出，要成立一个比特与原子实验室，这就是后来MIT的媒体实验室。到现在为止，主流的设计学校的教育基本还是停留在原子时代，然而，比特时代已经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经济，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所以，2013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Fab lab，它是一个创客的基地、聚点。一开始我们用一套临街的房子做Fab lab，非常火，后来在中国又建了6个。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在这发生，教育的方法也很有意思。每个礼拜六是开放日，有人做演讲、路演。比如，你骑车去超市买东西，感兴趣就可以停下来听，不感兴趣就走。未来的教室、教学，可能应该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人工智能实验室、智能大数据可视化实验室、CDI数字创新设计中心。在这个学院里有很多新的玩意在产生。今年2月份我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签署了协议，我们要建一个最前沿的科技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会建到社区里去，我们要为上海而建，不光是为同济而建。 

设计 (vt.) 教育

我在同济比较幸运，如果说同济大学是不错的大学，就是她能容忍各种奇怪的事情，声音总归会有，但基本你想干的事，在同济都能干成。2010年，我们和阿尔托大学一起合作创办了一个同济大学中芬中心，主要聚焦跨学科的创新。因为芬兰的创新，年年排在全世界前三。

中芬中心的课程，是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的学习方式，可能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芬兰赫尔辛基，完成十个题目。所有的学生都在学设计，但是这些学生都是从同济大学各个不同的专业过来的。他们不仅仅要设计产品，还要设计服务、设计商业模式。比如，某国际知名企业与我们合作，题目就是空气污染，没有任务书，就是“空气污染”四个字，给一笔资金，然后我们在同济招募学生做。最后学生不仅仅做出原型机，而且做出了商业模式。这个项目很快会转化。

我们学生的考分很高，但在很多时候，会有缺憾，比如不敢想、不敢做。一般情况下，上课都是从后排往前坐，第一排不坐。再放大一点，季羡林先生数学考了6分，钱钟书先生考了14分，但他们被中国最好的大学录取，现在哪个校长敢招这样的学生？而且他们没有证据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孩子，包括爱因斯坦，也不是好学生。我不是说应试教育有问题，应试教育到现在为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但是教育本身，应该多元化，就是如何为特殊的人群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一个有选择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所以我一直想，既然我们设计有两个使命，一个是驱动创新，驱动新经济，另一个是不是能驱动知识创造过程？设计既然从理论来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不实践一下？所以就想，能不能办一个不一样的中学。

我从2015年有这个想法之后，做了方案然后就到处去说，当时黄浦区规划局的老局长到区长、副区长、书记，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所以2016年我和黄浦区教育局局长签约，在黄浦区把这个想法落地。黄浦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浦光中学和虎丘路的教师进修学校。

这个学校不完全是地段特别好，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很颠覆。我们原来的学习都是数学、地理、化学、历史、物理，分科目的学习。在这个学校，整个结构完全颠覆了。也就是说，把原来基于科目的学习压到了60%，由黄浦区负责，然后把剩下的40%PBL，是基于问题、项目的。然后，通过问题把科目串起来。比如空气污染问题，里面有没有化学问题、物理问题、数学问题、管理问题？从教学法讲，是全新的，我们希望培养学生跨情境应用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答题机器。这个过程中，我们倡导体验式学习，希望在这个学校里培养创意能力、生活能力、项目能力、科学过程能力、应用能力、领导力、服务学习的能力。

这个学校本身是开放的，因为地段太好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所以我们但求所用，不求所有，一方面把学校全部打开给社区，另一方面社区周边的资源都可以变成教学空间。没有学校的学校，也许是最好的一个学校。

因为我之前干了十年的城乡交互，十年农业，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地位绝对高，但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没有被足够认识。所以在这个学校里，我们虎丘路创新教学部建了一个四层楼的鱼菜共生系统，孩子除了上课，还要照顾这儿的鱼、菜。养活这个体系本身，也是他们很重要的40%课程里的内容。鱼菜共生系统是被开源硬件和软件系统连在一起的，比如孩子发现菜好像有点不太好，可以通过手机来调一调LED的光色和水，让小环境有所改善。孩子在这儿三年的学习，他会知道要养活这么一个人工系统，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这里的孩子肯定比一般学校的孩子更有环境责任感。

进了学校以后的状态，都是开放的、小班的，中间是多功能空间。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同济大学中芬中心，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很简单，就是设计创意学院加上四个中芬中心叠在一起，中间是鱼菜共生系统。

我们学院的咖啡馆是最重要的科研场所，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叫“天使学堂”，两层意义：第一，设计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我们希望做好的设计，而不仅仅是做成功的设计；第二，这是很重要的创意场所，也是创意与资本相遇的地方。先有想法，再到实验室、教室把想法落下来。

2013年我开始做这个学院的院长，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写了学院的院训——“为了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而学习和创造”， 最后我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以上内容根据嘉宾在SEA-Hi！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本文图片均来自娄永琪先生的演讲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