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一座古墓,墓的主人叫虞弘,是旅居中土的外国人。墓中出土的汉白玉石椁,既有浮雕,又有绘画,精美绝伦,各种人物、建筑、器物、动物和植物等构成的生活场景,充满着西域风情——宴饮乐舞、火坛祭祀、骑射搏斗……

虞弘墓石堂结构图
虞弘墓的发现,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它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曾有一个叫“鱼国”的神秘王国,首次以实物确认了萨宝和祆教(拜火教)圣火的关系,再一次证明了古代社会之丰富多彩,远远超出我们贫乏、狭隘的想象。
确实,它的发现,为我们揭开过去的迷雾,填补了历史空白,然而,于我们来说,它更大的魅力却是带来的一连串新的疑问——
外国人为什么要移居中国?
祆教的圣火是否曾在中国燃烧?
异域的宗教神话如何在中国流传?
东西方文化怎样交融?
……
《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收录于“山西与丝绸之路”丛书,由全程参与虞弘墓挖掘的张庆捷教授执笔,采用通俗轻巧的写作形式,辅以大量图片,为我们解读虞弘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披露墓里墓外的故事。
胡商、胡腾舞、祆教、柔然、波斯、粟特、吐谷浑、萨宝、鱼国,这些生疏的词,在书里,渐渐揭开了它们的神秘面纱……







虞弘墓石堂浮雕选
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距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东北6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墓的主人叫虞弘,是旅居中土的外国人。古墓发现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立即展开挖掘工作——这座即将引起世界性轰动的古墓踏着历史沉重的脚步向我们缓缓而来……
考古发掘进行到中期,新问题接连出现,迷雾疑云,层层叠叠。这到底是什么人的墓葬?来自何处?葬于何时?这些问题,将考古队的注意力自然吸引到寻找墓志上。
再明白不过,虽然石堂图像价值无比珍贵,但仅有图像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墓志,对图像的理解将倍加困难,必将阻碍研究的进展,甚至会走入误区。时至今日,大家回忆此事,依旧一致认为,若非墓志出现,图像上的神秘面纱将会更加厚重,至今也难揭示。
考古人都清楚,墓志相当重要,它不仅会告诉我们墓主人的身份和履历,也会告诉我们这些图像产生的基本背景,比如,我们因为读到墓志中关于虞弘“检校萨保府”(萨保同萨宝,为保持所引文献的原貌,萨宝和萨保不作统一)的经历,才看懂图像中火坛的宗教意义,找到了解读祆教图像的途径,首次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萨宝和祆教圣火的真正关系。总之,墓志与图像是相辅相成、互补有无的珍贵资料。
面对一幅幅陌生的、充满异国风情的石堂浮雕图案,墓志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清理工作接近墓底时,大家都企盼自己“手气”好,第一个发现墓志。谁都明白,如果没有墓志,读懂图像异常艰难;如果发现墓志,应当会事半功倍,等于找到了开启图像境界的钥匙。
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清理过程中,忽然在石堂前出现了一方墓志,经过辨识,是墓主人虞弘的墓志。工地上顿时欢喜雀跃,干劲倍增。真是好事成双,当天下午5点左右,又在石堂西侧发现了虞弘夫人的墓志。两方墓志均是细砂石质,有盖有志。虞弘墓志盖完整无缺,为盝斗形,长、宽均约73厘米,厚约8厘米,四周带杀,志盖顶中部先阳刻九个边长约11厘米的方格,再由右至左,由上至下,阳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九个篆字。四杀上阳刻忍冬和带叶莲花纹饰,盖侧四边另有细线刻的蔓草纹饰。
虞弘墓志长、宽均约73厘米,与志盖相同,厚约7.5厘米,右下侧缺一角。志面上先阴刻小方格,每格内阴刻一字,共25行,行26字,除右下角缺25字外,还存字625个(包括左边上部残缺严重的铭文),分志与铭两部分,志文基本为隶书,铭文为楷书,志文由右至左竖写(配图二)。
果然如考古队员先前期望的,墓志内容向我们揭示了许多重要信息,并与石堂雕绘内容相互呼应,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雕绘图像的注解和说明。
据墓志记载,男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死于隋开皇十二年,即公元592年。
墓志中所载墓主的国籍鱼国,是一个史书失载的古国。志中记载了虞弘一家三代人的概况,透过他们的职务变迁,可窥测古代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融。志中还有许多史书少见的内容,对研究柔然的职官、外交及与北魏的关系,对研究北朝的民族政策等,都有很大价值。
墓志中有两处较为特殊,反复观察,可以肯定这两处是被改刻的。为什么要改刻呢?说明这两处很重要,不改不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处经过改刻的字,同为“鱼国”的“鱼”字处,一处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也”,一处为“鱼国领民酋长”。仔细观察这两个“鱼”字处,明显比其他处低凹,色泽也不一样,用手指触摸,感觉更明显。
可以肯定,这两处都是改刻的,原先所刻二字肯定不是现在的“鱼”字,而是其他字,墓志刻成后,主家发现不妥,又将原先所刻之字凿去,重新刻上现在的“鱼”字。原先是什么字呢?妄自揣测,可能是“虞”字。主家改刻的用意,估计是想在墓志上恢复本来的国名。
虞弘既然是鱼国人,按照姓随国名的规律,虞弘原来的姓名应该是“鱼弘”。因此宿白先生读罢虞弘墓志,提笔写下“鱼弘”二字。“鱼弘”为什么要改为“虞弘”?死后墓志改正了国名,但墓志盖上为何仍然保留“虞公”?这和当时的政治有什么关系?新的问题蜂拥而来。
今天看来,主家的“一念之差”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一次改动,我们看到的就是赝品“虞国”,而不是“鱼国”,就不会看到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国家名称,甚至可能被导入歧途,使学界对鱼国地望的考证难上加难,事倍功半。
通过墓志上“鱼”“虞”改动之例,我们注意到《隋书·虞庆则传》的一段记载,该传云:虞庆则“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虞庆则“本姓鱼”,却将姓氏由“鱼”改为“虞”,其情况与虞弘相同,推析当时存在着一段现在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两人都将姓氏由“鱼”改为“虞”。
美术遗产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美术遗产):图书资讯丨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