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朝林：《规划理论》，好书中的好书

菲利普•奥曼丁格（Philip Allmendinger）教授任职剑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土地经济教授，研究兴趣在规划理论与实践、治理和区域规划、开发和规划法规等诸多领域，已在房地产与规划，规划理论、政策与实践，土地与财产监管，住房与地方政府等领域发表了许多著作，尤其在规划、物权和住房方面成果卓越。帕尔格雷夫（Palgrave）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版《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毋容置疑，这本书是好书中的好书。刘合林教授及时翻译成中文版，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值得一读。

在西方，规划理论的流变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首先，现代城市规划体系也是在战后特定历史时代创建的，当时许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需要共识才能共同努力重建国家，这就要求将规划学科的建构、规划立法和规划目标含糊一点比边界清晰更好，而且规划方案更改也相对容易，相关的社会成本会相对较低。其次，在196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计量革命以及城市与区域问题的复杂性，艾萨德《区位和空间经济：关于工业区位、市场区、土地利用、贸易和城市结构的一般理论》、“区域间线性规划模型1”的工作推动了系统的规划和理性规划的发展，1958年芝加哥和1962年伦敦都开展了大都市交通模型研究，哈格特（Peter Haggett）和乔利（Ronald Chorley）关于区位分析、网络分析还形成了剑桥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到1969-1971年间英国关于次区域（sub-region）研究也做得有声有色。1960年代，对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规划来说，打破学科界线引入空间经济理论与语汇，采用计量和系统分析方法以及交通运输模型等工具，建构区域科学等弥补传统规划的不足，可以说进入到推崇专家技术规划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规划师倾向于选择大胆而令人兴奋的思想来实现他们宏大规模的规划实践，费城规划院长埃德蒙 N. 培根(Edmund N. Bacon)以“城市更新，重建美国城市（Urban Renewal, Remaking the American city ）”登上了《时代（TIME）》杂志的封面。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些新思想与新方法对规划和规划师的过度冲击，即使在公认的规划最灿烂辉煌的时刻，也不得不正视它们的失败。进入197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运动，推动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和激进主义规划的崛起。到1980年代，信息技术大发展，推进了新媒体与大众文化流行，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规划在经历1970年代的理性和科学规划论战、1980年代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右派（自由主义）的交锋，后现代主义规划横空出世，强调自由浮动的表达和多样性话语，最终宣告了规划的科学和理性时代终结。这本《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着眼的是规划的理论（theories of planning），而不是规划中的理论（theories in planning），是基于战后规划思想碎片化和多元化的实际，进行规划思想和大场景叙事集中展现的应景之作，也能说是规划领域的“新《左传》”。

这本《规划理论》的前3章，针对最近规划理论特征，试图从理论、规划理论和规划的理性过程理论三个层面解构规划理论的内涵、价值、个性和结构。从第4章到12章重点介绍了1960年代以来的规划理论。假如与第二版对照，在系统论和理性规划、马克思主义与批判规划、新右派规划、实用主义规划、倡导规划、后现代主义规划以及协作规划等重要规划理论学派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减，包括：激进主义规划（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规划、实用主义规划、倡导性规划、后现代主义规划、后政治规划、后结构主义与新规划空间、协作规划的方法以及后殖民主义规划理念（这里需要提示，第二版和第三版对女性主义规划均没有介绍），特别对新规划空间的驱动因素、规划的尺度、规划的柔性空间、反叛型规划进行了理论和理性的概括，可以让规划学生、规划师和对规划感兴趣的读者，通过不太长的时间阅读，基本全面和系统地了解1960年代以来规划领域的规划思想创新和规划实践价值观渐变的脉络。

中国城市建设的历史悠久，6000年的城市文明具有特有的东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论和方法。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城市化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三次工业化过程的失败和低水平的城市化状态，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国城市规划的话语渐渐丧失，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就是在各种西方规划思潮的冲击下慢慢形成的。新中国建立不久，前苏联援助156项工程，从能源、汽车、重化工、机械加工到医疗和高等教育体系，开启第三次现代化和第四次工业化浪潮，而且取得巨大的成功，从而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重新建立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体系。城市规划，被看作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空间落实，全盘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强调规划是对国民经济计划所确定的具体建设任务进行空间布局和建设安排，对规划理论的探索进展不多。1958 -1961年“过度城镇化”迫使采取“调整、巩固、加强和改善”政策，陆续撤销了52个城市，动员了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建立了中国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以阻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结果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戛然而止，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陷入第一次危机，“三年不做规划”，规划机构被解散和规划管理部门被合并。改革开放以后，尤其1990年以后的中国融入全球化，面对汹涌来临的西方商品、资本、技术、文化的输入，中国的城市规划一开始只能是“慌不择路”，后来是向国外学习，在建设规划范式的基础上分别吸收了发展规划、规制规划的内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胁迫，缺乏清晰的政府部门之间的事权划分，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自身产生的问题，城镇数量翻了两番，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达到3500多个，侵占农田耕地达到亿亩，建设了一些“空城”和“鬼城”，大城市的交通、住房、环境、公平等问题大量出现，对中国城市规划的质疑导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陷入第二次危机。

为什么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不如国外路途平坦？为什么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制度始终处在变革途中而且没有尽头？适合中国国情的规划理论缺失是最主要的原因。要建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体系，不了解西方规划思想史不行，不熟悉当代西方规划理论也不行。奥曼丁格的这本《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正好展现了西方当代主流城市规划的渐进、互动、倡导和激进思想，协调、整合和缝合的理念，增长与发展，效率与公平，可持续与全球化的平衡手段，揭示了城市规划过程中规划理论运用的互补、包容甚至自相矛盾的方方面面。

2019年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规划变革，是对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彻底的中国化变革。如何满足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需要，如何满足学生知识学习的需要，如何满足国家规划行业发展的需要，正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本《规划理论》，英文第三版于2017年出版，对2009年第二版做了大量补充和实时更新，基本涵盖了196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规划理论的最前沿内容，对中国读者和规划行业来说，真是确逢其时，在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的初创时期，可以为中国规划学者、规划师提供一本西方规划理论“真经”对照。

奥曼丁格教授，受到英国城镇与乡村规划实务的培训（BSc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Hons），具有英国特许规划师和测量师执业资格；曾在苏格兰规划援助委员会从事社区规划等实务工作，之后进入牛津大学受到欧陆，特别是法国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鲍德里亚（Baudrillard）和利奥塔（Lyotard）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他也是英国经济及社会研究理事会研究资助委员会的成员、社区和地方政府住房市场与规划专家小组的成员。2010年以来，奥曼丁格还在《英国地理学家学院学报》发表“英国的后政治空间规划：共识危机？”，在《环境与规划》发表“空间规划：放权和新规划空间”，“对空间规划的批判性思考”、“软空间、模糊边界和元治理：泰晤士河口的新空间规划”，在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后现代时代的规划》、《新劳动分工与规划：从新右派到新左派》、《英国的协调空间规划：放权与治理》等。假如全面阅读奥曼丁格的这些著作，会进一步深入理解他的《规划理论》所要传递的声音和三次编辑出版这本理论著作的真正动机。

规划是一门实用的社会科学。由于城市规划的社会经济背景，政策工具和理性工具兼容，当代的城市规划理论是破碎和多元的甚至也是杂乱无章的，很难用严格的编年史的办法来组织内容介绍，与另外的规划理论著作比较，奥曼丁格这本《规划理论》以各种理论的逻辑关系及其时代背景为依据进行内容组织，不仅内容覆盖面广且没有挂一漏万，还采用穿插整合的方法让内容兼具系统性和可读性，真是难能可贵。而且译者，深厚的剑桥英文传统，对老师著作的崇敬态度，既维持了原著原汁原味的内容，又注重了中文语言的阅读习惯和表达，值得赞赏。借此机会，也希望这本译著能够引起更多中国学者对规划理论的兴趣，能够激发更多的学者来关心中国规划理论的发展，早日在国际规划领域建立更具影响的中国规划理论话语体系。

文章来源：《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