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老佘独舌|生态都市圈概念下的“三区三线”划定

         

老佘独舌|生态都市圈概念下的“三区三线”划定

高产的老佘

才思泉涌

无法阻挡

遂将其

播种在

一片自留地上

美其名曰“规画思”

这是老佘的独家公号

敬请关注



老佘独舌|生态都市圈概念下的“三区三线”划定




18亿亩耕地说起。18亿亩耕地红线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命题。


 支持者认为,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必须坚持。反对者认为,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全可以通过粮食进口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由此又引发出第二个争议:粮食贸易是否足够的安全可靠?从当前全球化的走势,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式来看,似乎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把一国之粮食安全系于国际贸易之上的确不大稳妥,至少充满着不确定性。于是,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似乎就到此为止了,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但是,18亿亩耕地的争论倒引起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当前全球化为何面临困境?


因为全球化的逻辑出了问题。全球化是一个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框架下的经济体系。按照全球化的逻辑,一个国家只应该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把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交给其它国家来生产,然后再通过自由贸易来满足本国的需求。


这样一套逻辑看似非常公正合理,能够促进全球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它需要另一个前提条件: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贸易是彻底公平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产品,具有非常多元的价值,这些价值有的对本地有益,有的对全球有益,有的对当代人有益,有的对子孙后代有益。


但是,全球贸易却建立在一套单一的价值体系之上。在市场经济下,全球贸易的定价权掌握在资本拥有者的手上,而这些资本拥有者,他们对商品的定价不会考虑商品的真实价值和长期价值,而只考虑它瞬时的投资价值。


回到18亿耕地这个问题上,有人之所以对它质疑,就是认为生产粮食不如生产工业产品有比较优势,因此粮食应该更多地进口替代,把有限的土地用于发展生产力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品。


如果把这一逻辑推广到全世界会是怎么样呢?那就是,但凡有选择权的,都会优先发展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产业,只有那些没有选择权的国家,最终沦为农业国。如果农业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能够享有公平的定价权,那也未尝不可,但实际情况是,他们没有。


因此,在全球化的逻辑下,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那些具有公共服务价值的产品,比如农业产品和生态产品,要么没有地方愿意生产,要么生产者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这样,全球化就必然带来生态产品、公共服务的稀缺和贫富两极分化。


如果在地球之外还有其他星球文明存在,或许我们还可以说,没有关系,从其它星球进口生态产品吧,我们地球只要工业文明。但现实情况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来自地球之外的生态替代品。这就是当前全球化面临的困境所在。


因此,在全球的尺度上,我们很容易理解,地球需要保持农业产品、工业产品和生态产品之间的平衡,我们不能指望从外部进口基本的农业和生态产品。而地球维持这种平衡的路径在哪里呢?这就要求每一个国家也大体维持这样一种平衡。如果不能维持平衡,则那些向全球输出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国家应该获得来自其它工业国家的补贴。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种补贴不但不存在,而且农业国家反倒在贸易中处于不公平地位。这样的全球化逻辑必然会把地球带入不可持续的泥潭。因此,今天的全球化出现颓势,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表明过去的这一套逻辑已经行不通了。全球必须要找到新的治理模式。找不到新的治理模式,则全球化的前景非常暗淡。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出以三区三线为核心的国土空间分区管控,可以说是国家层面生态觉醒的生动体现。把国土按照生态服务、粮食服务和工业服务等主体功能进行划分,保证在国家层面上生态产品、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大致平衡,这不仅是国家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只是,在国家层面上,我们一样会面临和全球层面上相同的问题。那些主要提供农业产品和生态产品的地区,普遍面临弱势和不公平的待遇。不仅因为它们在市场上没有主导权,还因为生态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很多公共价值没有办法在市场上体现。虽然现在国家有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的力度远不足以弥补它们在市场上的劣势。因此,在三区三线的划定中,各地就会尽可能把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画得大一些,而把农业和生态用地画小一些。据说目前三区三线推进仍非常困难,我想难就难在这背后的逻辑困境吧。


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聚落经历了一个去场所化的过程。早期的农业聚落依托于农业腹地生长出来。商业化的城镇聚落则依托其市场腹地发展而来。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城市纷纷脱离本地背景,接入全球网络,形成孤岛化发展趋势。每个城市都想分享全球化的好处,但没有地方愿意为全球化的成本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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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个典型的皖南村落空间结构:中心为生活居住空间,周边为生态和粮食支撑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聚落结构包括两个圈层,内圈是场所生活圈,由建成区所组成;外圈是生态支撑圈,由农林用地组成。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内圈的规模受制于外圈的规模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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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业化早期的城镇聚落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基础上的。此时,聚落的空间结果仍然可以概括为两个圈层:内圈为场所生活圈(城镇实体覆盖区域),外圈为城镇市场辐射圈。


老佘独舌|生态都市圈概念下的“三区三线”划定图3. 到了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追求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上的节点,与地方市场圈失去联系。

 

所谓在都市区的层面落实三区三线,其本质就是要让城市重新回归地方,重建城市与自然区域的生态和经济联系,从而形成全球化时代人居空间的三个圈层结构:


老佘独舌|生态都市圈概念下的“三区三线”划定

图4.全球化时代人居空间空间圈层结构图


第一圈层:场所生活圈。这个圈层是由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空间范围所界定的。其内容包含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地点(场所)以及地点之间的交通网络。


第二圈层:生态支撑圈。这个圈层是由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各种能源、物质供应地及废物降解空间所构成。


第三圈层:认知文化圈。这是我们的认知活动所及的空间,其范围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增长而不断拓展(从航海大发现到外太空)。旅游空间可以算作一种基本的认知空间。


这样一种圈层结构为人类在下一个阶段寻求本地化与全球化平衡的发展路径建立了空间框架。也就是说,在场所生活圈和生态支撑圈,城市必须寻求本地化,在认知文化圈,全球必须互联互通。生态产品和农业产品是生命支撑圈的主要功能,因此需要本地化。而信息、文化产品,工业产品则可以在第三个圈层进行全球化交易。


上述圈层结构也为三区三线在都市区层面的落实提供了概念工具。在都市区层面,可以把城镇开发边界对应于第一圈层(场所生活圈),把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对应于第二圈层(生态支撑圈),第三圈(认知文化圈)层则为城市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的辐射圈。相对而言,第一圈层与第二圈层是具体的,而第三圈层是抽象的。


第一圈层的划定应以行政区划为基础,按照人口规模,配给建设用地,这是传统城市规划的技术。


第二圈层的划定应该以生物区域(流域或者汇水区)为基础,按照生态足迹理论,核算生态支撑圈的规模,或者,最简单的方法,至少把18亿亩耕地,摊到人头上,比如说,18亿/14亿人口=1.3亩/人。这样,假设一座2000万人口的城市,其第一个圈层的规模大约等于300万亩(2000万*100平米/人),第二圈层的规模至少要2600万亩(2000万*1.3亩/人),加上生态红线的分摊和一般农田,面积会更大。这样就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把生态都市圈构建起来,进而以生态都市圈为单位,构建两个圈层之间的合作共生机制,开展国土空间综合治理。


通过生态都市圈的概念落实三区三线,不仅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基于地域的城乡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化解当前三区三线难以落实的矛盾。因为每一个都市区,其利益和责任都是均等的,建设用地规模按人口规模配置,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规模同样按人口规模配置。城市发展到多大规模,就必须担负起反哺多大生态和农业腹地的责任。如此,便再也没有必要去限制大城市的规模了。地方在规划人口规模的时候,再也不会仅仅盯着用地指标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看看自己的生态负担。


结语:


相对而言,当前的都市圈规划也好,城市群规划也好,主流的方法是按照经济联系的逻辑或者说市场的逻辑,构建都市圈或城市群。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市场的逻辑本来就是自然的力量,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并不需要政府过多去干预。恰恰是那些城市与腹地之间的非市场性联系,需要政府的规划高度关注。我想,这才是公共规划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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