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市
老孙说上海之九
上海文化的基因
海派文化
上海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海派文化”，这是被看成是上海独特性的重要方面。因此，要认识这个城市，也就必然需要认识这种独特性。
“海派文化”之所以被认为具有独特性，显然是因为其与周边地区和城市具有很大不同的内容和精神特征，那么，这是什么？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有关海派文化的讨论，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过多次讨论，而最有意义的、最触及根本的应该还是1930年代的那次“京派”、“海派”大讨论。但这次讨论，学术前辈、文化巨匠们辩论得死去活来，也没对究竟什么是海派文化得出个结论，所以我这里也不想再就此进行宏大叙事似的总结归纳了，而是从上海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看这种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
就我的认识而言，海派文化是中西社会中的边缘文化或者说弱势群体文化、底层文化的混合体，绝对不是什么中西主流文化之精华的结晶。这里有几层含义：
首先，上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核心文化圈的边缘。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尽管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但由于是濒海边邑，从未成为主流社会的核心，在以农耕为主体的社会中不具有任何的优势，也未成为兵家争据的目标。因此，始终处于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处在吴、越文化的边缘地带和共同影响圈。当然，也正是由于这样，才更加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才有可能在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调和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
其次，上海开埠后，传入了西方文化，但从国外来上海居留的人口来看，除极小部分是外交官和传教士之外，绝大部分是海军士兵和商船水手以及来自各国的冒险家或小职员，即使在租界最繁荣时期，有一些外国银行中的大班等，但就他们在其本国的职位而言也主要是中低职位的职员，另外还有不少是在母国无以谋生者甚至罪犯。这些人群在母国基本上都处于相对比较边缘化的地位，而其所携带来的外国文化显然也是底层的。李天纲在《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一书中指出，真正向上海人普及欧洲主流生活方式的是20世纪20年代大量从俄国十月革命中逃离出来的白俄难民。
第三，上海开埠后快速发展，构成上海城市人口的主要是移民。按照1910年的统计，租界内的华人中的80%以上都不是出生在上海的。而这些国内移民，主要是经商、务农者或者手工业者，都是传统社会中的非主流或者说是社会中的底层，其中有不少是在家乡无以糊口或遭受灾难后才来上海的。他们对主流文化的享有性极低，更遑谈对此有所体验了，其所携带的必然是非主流的和底层的生活方式。几次区域性动乱或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一些乡绅进入上海，但战争结束后大部分人均返乡了，留下的往往还是较为底层的人群。
上海的城市文化——海派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基底上，在市场规则和西式管制的匡正下而演变成为市民文化。
当然，我们说上海文化的基因是来自中西方的非主流文化，或者说是社会底层文化，这并不带有任何的贬义。任何移民国家和移民城市引进的就是这样的文化，因为绝大多数的移民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迁移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受到挤兑的首先就是社会的底层。 也正是这样的在原先社会中遭受到排斥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作用，才带给了移民国家和移民城市勃兴的机会，或者说，正是这样一种杂交的文化才是这些国家和城市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这是由世界各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
海派文化的流传和被人认知标志着上海终于崛起了。1930年代“京派”对“海派” 的一番狂轰滥炸，看上去是对上海文化的彻底否定，实际上却是给上海做了一次大广告，而且体现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意欲扼杀之的迫不及待，却又对之无可奈何的意味。经此一役，上海才算是真正的崛起了。
原文刊登于《T+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