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的故事与演义

村的历史很长，但“村”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诞生的时间却相对很迟。农耕文明是5000年，“村”字的历史只有2000年，其中近3000年无“村”。

村是怎么经历一次次的历史演变呢？

据考证，村在西汉魏晋之前相对成熟，因三国战乱，村民流动，村庄的迁徙，在这个过程中分化，村可能渐渐的形成。

从炎黄游牧，黄帝分州制井田，西周到春秋为采地制，春秋后土地制度逐步瓦解。秦殃商鞅变法，废除贵族的采地制，“开阡陌封疆”，推行“耕战之策”，这个期间由庐、邑、丘、聚向村一步一步而来。

村作为名（人居区域）的演变，历史上曾有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文字演义也经历了部落、遂、屋（庐）、井、聚、邑、庐、丘、甸。其名称也多样，如从穴、舍、堡、沟、里、亭、村正到村的演变是漫长的过程，其中由井到庐，再由里到村的演变是最为重要。井到庐是奴隶向封建时代分别的趋势，里向村是城与村的分水岭。

据说，最早研究里与村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日本宫川尚志，他认为东汉末年动荡的背景下，乡亭里随着国家权力的瓦解而消失，乡村出现了堡、壁、坞，这里都带有防止土匪与战争带来的不安，村渐渐变成“村”，这时的村有了早期的土司、算卜、营造、记事等功能，这是从汉代的“里”发展而来。

夏商至周朝是奴隶制，农民没有自由，作为商品买卖，农民是贵族的附属品，故那个时代基本天子封分天下，各个大大小小国家与诸侯，以城邨制的贵族时代，秦灭周以降，以百亩制取缔均田制，建立中央集中，重农抑商。

原有的秦国天下设置为“集小都乡邑聚为县”郡县制，大小国家一律归秦统治，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乡以下为邑与聚，实施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有乡代治。进入魏晋南北朝，居住在城内的邑、聚落、城郭边缘统一称城外之丘邑聚落开始大面积“村”，这期间民间出现“邑义、里社、佛教社邑、行”等民间组织，大面积建造佛像与石窖。

北朝时期使用村的称呼很普遍，里与村庄在这个时代有了重要的分段，按宫川尚志先生的理论“村”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都市国家的崩溃向着中世共同体转化。

村，首见于三国，源于各国以帝王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官员选拔遵循任贤使能，上至皇帝下至乡吏基本确立。而乡吏至下更是“里”。一般认为是汉代的“里”破坏后出现村，而新出土的长沙三国吴简发现大量与“里”并存的“丘”，证明在汉代也应该是“里”与聚落的地方名并存，汉代的“里”大部分是行政编制，不是行政村与自然村合一，“村”的出现不能视为社会结构的时代变化。

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中可以看到村与庐的出现，《晋，陶潜归田园诗》暖远人村，《桃花源记》村中闻此人，威来问讯。他的另一首歌《饮酒·结庐在人境》，诗中已有“村、庐”字，庐肯定是村的前身，应该说“村”比北朝会更早一些，村已经普遍使用了。

侯旭东先生在书中再次说到，自“村”出现，它在官方制度中的地方为起伏不定，三国至初唐，“村”一直未入官方的正式制，基本属于民间的称呼，唐代则成为制度中的一部分，在田野者，里正之外没有“村正”。唐以后以“村”为代表的自然聚落是历代基层制度的基础，但绝大多数时期朝廷都是在其上另起炉灶，建立名目各异的制度，如宋代后设乡、里、管，保甲：金代的乡、里，元代的乡都、社制，明代的乡、都、图（里）等，清代的里甲、保甲制等。

随着商业发展，人口增多，官员回避籍贯制度的推行，人口流动在加速，一个村落中不同姓氏在越来越多，这就影响自己治理与稳定，宋代实行保甲制是为募兵，明代施行里甲是为征发差徭，清代实行保甲制是为稳定，目的都与宗族朝廷对乡村治理的要求（参观冯尔康《宗族和祠堂》）。

“村”以三国至今民间引用最持久的，近两千年不变的村名有很多，很多改了又改回去，可见人们对“村”名的认同与“村”的价值的认同。“村民”一词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比较准确，不过在帝王将相的时代极少出现 ，据侯旭东先生记载唯一一例是北周周明帝的诏书。历史上通用是“民”，其中庶民、百姓、平民、细民、黎民、农民等，这些主要是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总体上说，从春秋时代孔子至降，“村民与民”都属于愚昧与教养之例。

“村”所以如此被社会广泛认同，是“村”这个字与意本身的价值在，“村”由邑与屯形成，邨（篆书）与村通用，从字面上来看，屯与邑是周与汉之间常用的“村”的代名词，屯与邑为何合并，没有解答。“村”又为何时出现也不得知，我推测邨的意思更精准于里与社区，是新聚集的村落，如：邨墟、邨肆、邨鸡、邨酒，邨寺、邨店等，可能为了有别原有的屯与邑，便把两个字合并造字为“邨”，而传统编制屯、邑、里、堡、沟、丘等均含“村”的概念，到西汉晚期，“村”这个字应该随着行政制度的确定，“村”这个字也就逐步固化邨这个字，也一直伴随着或者并行使用成为村与邨的通用。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字是由木+寸组成，也就是又很多树木的地方，就是村。“村”可能是当时一部分聚落或里的人口增长，需要新建居民点，新建居民点，依然需要仿旧聚落，种大量的树木，后来以形象字来组字，就有了村的概念。人与树木关系应该源于上古有巢氏，人类仿生鸟，观天地以像形文化是我们文明的来源之一，至今保留如巢、樓、亭、店、門等。

村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主要是方便朝廷更好的治理村民、收税、征役。秦以后，村就开始实现自治，自治不是不管，是如何利用宗族制、都户制、三长制、保甲等进行监督，朝廷对乡吏与村领导人行为认可是最大的政治嘉奖。 

这种互动式上为中央集权，下为村民自治，用毛泽东的话“先民主后集中”，维系了这个民族近 3000年。这其中村的作用是核心，后在北朝以三长制期待“宗主督护制”，切断了村落中豪族乡绅的旧势利，加强中央集权。

“村”字的普遍使用，其实是对曾经的丘、邑、庐等自然形成的小聚落的终结。

“村”应该是在“里”的基础上确定了“村”作为乡吏以降的一个行政单位，正式使用的名称，其中各地名称与习惯叫法不同，“坞、堡、穴、沟、川”等都是村的代名词而已。

历史上因为社会的发展，战争，朝廷权利平衡，以村为单位，出现过多次弃村，弃乡，弃城的迁移。《北齐书》第63页说道，东汉建或留，撤并有400余县，北朝天保七年撤了153郡与589县，隋唐、明清等都有民间所说的我家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榆树”就是如此，这些撤并，建，移的主要内容都是“村”是其中主要内容，在迁移过程中，“村”的名就渐渐取代了，堡、坞、穴、丘、邑鞥（数据资料从大被村民的生活世界）中摘录。

“村”从有人类开始就是一种形对化的形成，到了西朝以周文王姓氏，公爵分封天下，大小各国以儒家周礼治国，运行以宗族与自治，以父系社会的遗风就基本形成，从此也开启了“天地君宗师”乡村文明之路。秦汉两朝以把村以丘、邑、里推向一个成熟的行政单位至今没有太大改变，至今韩国乡村依然保持着里的行政村的名称。

而在这个过程中，“村”的内核又是什么？

中国上至朝廷，下至村落是一个相似的两个集团，日本谷川道雄称为“村”共同体概念，其中朝廷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更是比如次。

中国从西周至今一直不太关心“村”与“民”的历史，学者与官吏绝大多数记录与描绘的是皇帝、承相、官吏、县州的历史，很少研究平民百姓。历史上对人、家、村的记载最多是来自百姓家的《家谱》。正因如此，家谱在研究中国乡村中就显得重要，再一个就是“村民”在乡贤、乡绅组织不会从事大型乡村祭祀，供奉，奉天承运中的黄帝勅封等，这些互动，很多是以石碑，石刻，石坊等记录下来，这也成为村史与民历，只是记录非常有限。 

从西周至清末，虽然历代者有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在现实中唯有毛泽东先生从他的革命之初至夺取政权，再到治理国家，一直表现出他对人民的尊重与信任，“为人民服务”成为一个政府的工作宗旨。

为何村有如此的生命力？这就需要从“村”内在思想谈起，也就是说什么叫“村”？“天地君宗师”这五个字就是村庄的全部内涵，上“奉天承运”，下承载宗祠、宗谱、家谱、祖坟、中堂、乡村小学。核心是自治、伦理、收族与道义，敬天尊地，天人合一。村落中最多的帝国符号便是敦、笃、孝、伦、淳、睦、思、德、忠、本、善、义等。这一个个字似懂非懂，如“敦”是“厚道，勉力而为”的意思，“笃”的意思是“深厚、诚恳、忠实”，诚实、厚道、诚信、礼仪渐渐地融入到每个村民的生活方式之中。

村既是一个崇尚“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社会，又是一个追求安居乐业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纵观村发展历史的维度，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总是离不开土地，土、房、人与村，不论中国与外国，历史的遇见都是一样。中国自辛亥革命，进入工业化阶段，传统农业也随自改变，村也与过去有着较大的不同。

工业革命、石化产业、机算机运用、电子信息等，只重视硬件建设，丢掉了文化、生态与乡村宗亲文明，失了灵魂，乡村终究成为城市人的“三农问题”。一次次的改革城市，也冲击千千万万个乡村。让一个原来封闭与固守的村民迈出村落，在迎合全新的，东西方融合的世界，“三农问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乡村从来没有停止前行，村在变，农民在变，农业也一直在进化，变是原种原产原种（种子、基因、改良），变是农业的后端（加工、品牌、品味）。不变是永恒的自然（阳光、雨露、土壤、微生物），还有村落中的精耕细作与维系9000年农耕文明的农民与农村，而维系农耕文明的是伦理、道德与宗族文明。

此时，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乡村因传统农耕文明转入工业文明下的市场经济，曾经的乡村自治转入城市法规下的乡村管理，乡村在自治与法制之间变得无法适从。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传统小农经济与大规划的西方现代农业发生巨大的冲突，5000的村落、村民、农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村，也有悄然改变。村的改变是由城市的快速发展而被迫改变，村里的村民也因城市化、信息、5G等革命，村不在是以家族、熟人社会，乡村教育、小农经济、宗亲文化、乡村自治的材庄。

与此同时，在乡村的另一端，因为乡村的没落，城市发出了“乡愁”呐喊。

村，随着社会的快速的发展，村民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与城市形成一种痛楚。今天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由城市标准化意识下的食品标准化与城市语境下的“城乡规划法”等，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发展、忧郁、迷茫到自觉的重生，这也是“村”本身的生命力所在，也经历了近几千年的磨砺。这个过程在我们这个民族前行中一直围绕着村中的土地为战争，从未停止，今天、昨天、未来还是这样。

      （2019年5月13日于吕梁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