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修补 ︱雅典历史街区修复，一栋一栋慢慢来(两则)

2017

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图一、 这一位于Metaxourgeio的历史建筑目前由Communitism使用，这是在其到来之前的景象   (Samuel Treindl)

如果一个城市之中美丽又陈旧的建筑在逐渐坍塌，仅仅坐等主管部门采取行动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有时候，人们需要自发行动。

希腊雅典开展了一个小型但却颇具启发性的项目，自发保护就是隐藏于这一项目之后的理念。一个名为 Communitism的团队，致力于把破旧的历史建筑加以修复以供社区使用，他们正在投入工作以修复和激活雅典历史悠久却在逐步衰落的Metaxourgeio 街区。

这一团队已经接管了一栋恢弘却面临威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得到了房主的同意) ，以供作为艺术与社交中心使用。现在，团队计划开发一个逐步推动整个社区修复的平台。其目标在于：把那些常住居民们团结在一起，组建团队，包括匠人和难民扶助志愿者在内，确保这一区域的建筑物得到保护并投入良好的使用。目前，Communitism因为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家喻户晓，而并不是因为其规模。而是因为把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提供一种模式供积极行动者去学习，让他们在政府无法提供资助或者并无良好声誉的城市之中开展工作。

Communitism希望解决的问题相当大。在雅典的旧城区走一圈 (除了吸引游客的普拉卡区之外，这一区域保持不错的状态) ，你会看到很多典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破裂坍塌。尽管很多建筑还可被修复，但有些建筑物的屋顶已经全部垮下，剩下建筑物的空壳需极高花费才可修复。

Metaxourgeio正是Communitism积极开展活动的区域，此区域之中房屋废弃的比例远远超出平均水平。这一曾经繁华的区域自1870年开始建成，目前的名声是安全性差以及破败不堪。

Metaxourgeio的街道上随时可见坍塌建筑，估计占据其街道肌理的20-30%。

在遍布的涂鸦和摇摇欲坠的石膏之下，这些建筑旧有风光难觅。它们毋庸置疑仍是极美的，但是，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有所不同。可能因为原来的经典模式如此接近 (在Metaxourgeio的某些位置你可以看到万神庙的影子)， 希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们所营造出来的式样与古代模式更为相近。希腊城市新古典主义建筑上点缀着装饰屋瓦以及建筑山尖，这在其他地点是相对少见的，独特复古的俭朴特征使其特色鲜明。

图二、雅典城市美术馆, 位于Metaxourgeio经过修复的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中。 Kathy B111/Wikimedia Commonns

到底谁愿意任由这些美丽建筑坍塌？这些建筑并无必要清空，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们。希腊持续经受财务危机，导致现金极为匮乏，人们都在竞相争取微薄的基金资助。正如Communitism的创立人Dida Dourida向CityLab所说，这些被抛弃的建筑都有可进行修复的底子。但修复过程的花费和耗时（以及日后盈利的可能性甚微），让房主打消了采取行动的念头:

“制订并批准通过修复计划会花费甚巨且需投入很长时间— 一位房主可能需要等待18个月才能够开始实施修复。这就意味着，很多房主都放弃修复，宁愿任由房屋倒塌，这样就可拆除并重建新屋。 但是Metaxourgeio是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区，因此他们不大可能得到重建新屋的许可。”

这就是Communitism希望参与其中的区域。这一团队能够促进并简化房主对旧建筑的修复过程，同时为这些建筑作出计划和引导，使其投入艺术性的社区友好型用途之中。在实际之中，这就意味着要做很多文件准备，基于专家观点制定修复方案，并尽可能为房主引来基金。作为补偿，Communitism可把建筑物作为社区之用，至少能够使用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会永久性使用。

目前为止，这一组织使用其庞大又破旧的总部为本地和外来艺术家、社区积极分子以及积极的市民营建网络。这并非遥遥无期的事情。雅典市中心已经有多位积极人士开展行动，他们可能是社区艺术家，也可能是在弃用的建筑中为难民提供住宿地点。围绕在这些团队身边的，还有那些被Communitism称为 “创意观众” 的成员——这些成员乐于参与并支持社区艺术项目，但自身却并不在行动之中承担重要职责。借助于与这些社区组织之间建立起的密切联系，Communitism正在探看社区里其他建筑，并准备制定计划，启动修复并吸引投资。这是需要一步一步投入精力完成的过程，但是如果他们不付出努力的话，建筑将进一步破损。

对于诸如此类的所有住区更新项目而言，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为谁在进行更新？是为了本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还是为了吸引新到来者？当然，两者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但是，这也会引发老生常谈的问题——建筑修复之后，租金增高，把现有居民排挤出去——这样的情况令人沮丧，但却必定发生。考虑到希腊当前的艰难时局， Metaxourgeio 不大可能迅速变身为威廉斯堡，但是这一地区已经变成了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之家，还是酒吧和餐馆聚集之地。Communitism能否成功推动这一转型，同时不至于引发通常见到的绅士化置换过程呢？

图三、Metaxourgeio区域中正在进行修复的一所住宅。(DIMSFIKAS/Wikimedia Commons)

“绅士化与居民置换也是我们考虑极多的事项— 但是本地社区对此颇多抵触。”比如，一位房产中介努力想在Metaxourgeio的一栋弃用的建筑中举办一个艺术项目，但他面对着来自于本地居民非常严重又精明的抵制。他们向到访者泼水，或者在艺术品上喷漆。但是，我们努力想做点儿不同的工作，想为社区营造空间，而并非是从事营建奢华住房的商业项目— 社区看上去是信任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怀疑最终资本也会进入（甚至有可能是来自于希腊之外的资本），从而对社区加以修复。在资本进入之前，我们必须到位工作，并尽可能积极参与，从而确保这些投资可服务于社区。”

显然，Communitism自身已经成为其正在努力推动的社区转变的“受害者”。在对本地房东允许他们免费使用的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进行修复的过程中， 这个团队的努力被证明如此成功，以至于房东反悔了。通过项目的实施，房东发现他的房产极富价值，现在团队不得不另选他址。得益于与社区的良好联系，找到了附近可用于会议的另一个适合的地点。这个例子说明此种模式失败了吗? 未必如此，Dourida说：

“我们希望人们意识到这些建筑物是富有价值也可供使用的——看上去我们成功了!”

图四、儿童正在新开发的摄政公园社区开阔的绿地上玩耍。 (DanielsCorp)

摄政公园，一个温暖的八月早晨10点钟。这一街区位于多伦多城中心的东端，因为其公租房以及贫困，使得这一街区与周边有明显区别。Nadha Hassan是多伦多卫斯理学会的一名年轻研究人员，与她的同事在主持一项徒步之旅活动，试图让摄政公园社区的居民出来谈谈公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也可从整个社区的角度出发。

社区居民并未参与。Hassan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轻松自如，但她却不断查看手机，看上去有点焦虑。终于来消息了：上午早些时候这一社区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以对情势进行评估。随着 505 Dundas有轨电车的隆隆驶过，位于整个社区中心的大公园差不多全空了。这次徒步之旅( Hassan 称之为WalkLab) 参与的人大部分是发起人和记者，而非客人。但是考虑到研究的主题——如何量度公园的品质与社区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些未出席者表达的态度与出席者的表达同等重要。

这对于社区的居民来说屡见不鲜了，这些居民每天面对的是诸如失业、贫困以及社会援助现实。摄政公园社区中46%的居民属于低收入人群，社区居民16%是失业状态。

摄政公园及其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挑战与它周边的社区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多个社区都是绅士化的热点区域。位于其北部的是Cabbagetown城市贫民区。曾经与摄政公园视为相同类型，但是无论是在名称上还是在其经济发展轨迹上两者都出现了背离。位于其南部是古酿酒厂区，这是一个传统街区，到处都是酒吧、餐馆以及高端店铺。

在摄政公园社区的中心，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公园。放在多伦多市中心来看的话，这个公园是个大公园。沿着新街区的中心，位于社区东侧，占据了整整一个城市大街区的地块。 2011年，公园和社区中心作为为期15年，投资5.61亿美元的城市复兴项目（参考文献1，请联系我们索取）的一部分进行了重建。此项目于2003年经由多伦多市议会批准通过，项目开始于2005年。

但是，在更大的项目之中投入10年，也难以量化取得的整体成效：并无任何最新的统计数据，用以评测在健康结果、收入或者社会公平方面取得的改善。多伦多市2014年发布的被称为“社区公平指数”的综合分数显示，摄政公园社区是本市得分最低的8个社区之一。尽管这一城市复兴项目承诺要对摄政公园（参考文献2，请联系我们索取）进行彻底改造，但2011年（也是可获得的最新的）数据把其列为多伦多贫困社区之一。(施工建设使得很多居民从这一社区搬出，从而让针对复兴项目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价近乎不可能）。第一阶段开发的重点主要在于社区中心的公园—也就是因此，Hassan和她的同事来到公园，试图了解诸如此类的公园开发如何对居民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

经常重复的一句格言—即使在规划师和设计师中也频频提及——公园有益于心理健康。比如，在多伦多，2013年的官方城市公园计划中写道，“获得可供使用的绿色空间，可缓解紧张，减少负面情绪，消除抑郁感，并为心理健康及幸福作出更多贡献。”

城市官员总会以毋庸置疑的态度来提及上述关系。但是，学术研究关于公园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却是有所不同的。“实验证据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多,” Roland Sturm和Deborah Cohen在其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中写道, 论文题目为“城市公园的邻近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参考文献3，请联系我们索取） 他们的研究指出，搬迁到拥有更多绿地的区域，通常会改善人的心理健康，而搬迁到拥有较少绿地的区域，则产生相反的效果。但是，一年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 ，题目为“在一个热带城邦中自然公园的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成立”，作者为Le Saw, Felix Lim以及Luis Carrasco，他们发现“在绿地的使用，绿地的邻近度以及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 […] 研究发现，并不先入为主的去考虑让关系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得到增加绿地供应就能够直接增进人们的幸福感的结论是过于草率的。”

多伦多可供作为指示性的切入点，用以探查在心理健康与增加特定社区的绿地量之间达成关联所存在的固有的局限性。根据多伦多城市HEART提供的数据，在这个城市排名前25%的社区中(按照可达的绿地量排名)，但其平均心理健康得分却低于绿地量排名后25%的社区：两者分别为72.1分和73.5分。另外一组数据可供对比，心理健康得分前25%的社区，并不比心理健康得分后25%的社区平均拥有的绿地量更多。诸如Thorncliffe 公园等区域，拥有多伦多第二高的绿地量，但其心理健康评定处于中等水平；对照更为鲜明的是Elms-Old Rexdale区域，是全市绿地得分最高的社区，但其心理健康评分为倒数第17名。

这些数据肯定有其自身的缺陷——自己所报告的心理健康状况肯定是不可靠的 (“影响并不重大，但却的确存在,” Hassan说)。这些数据很明显表达了一点——也就是说，很难去证明在公园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直接认为绿地有益于心理健康完全太简单化了，”Hassan说。“我们必须做深入的研究。” 她在卫斯理学会的研究，目标就在于开发出一个如何对绿地空间品质进行评价的理论框架——单一指标已经被证明难以进行准确测度。城市规划者习惯于对可利用土地量及可达性进行评价，而并未对空间的品质进行评价。原因部分在于，难以进行客观的评测，还在于对更为严重的城市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

有趣的是，Hassan的初步发现表明，规划不善的公园甚至会导致某些地点的心理健康变差，这一点与其计划达成的功能完全背离。原因看起来是显然的：那些面对诸如药物滥用和犯罪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社区，公园只会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但是，这并不代表反对在低收入社区修建公园。“只需要在修建公园时意识到社区存在的问题，”Hassan说。“你希望把公园建设成为安全的场所。你不希望看到的情景是，人们知道公园里不会有好事发生所以对公园避而远之。

在诸如摄政公园这样的社区，贫困和犯罪行为都是常见的问题，负面的事件——比如所报告发生的枪击事件，似乎让人们不愿意参与WalkLab—这样就使得公园在社区中发挥的作用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公园成为了破坏性影响的催化剂，而并非社区建设的动因。

这种类型的微妙思考通常并未在官方规划文件之中出现。认真思考绿地与心理健康改善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未呈现出系统的关联，Ronald Macfarlane说，他是多伦多公共健康局健康公共政策经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是一个相对新的研究领域。Parks People,这是一家倡导多伦多公园开发的独立慈善机构，将在2017年2月发布一份社会发展与公园的研究报告。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审视了我们的引发变革的报告。毫无疑问为了确保公园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及社区效益，含改善心理健康在内，必须保证公园高品质且得到良好维护，并保证公园中的活动能够让人们汇聚于此，减少社会隔离。如果无人使用，或者人们感觉并不自在，那么空有一块绿地是无用的,” Jake Tobin Garret说，他是 Park People的政策与研究经理。

尽管多伦多的公园管理部门拒绝作出评论，但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也很快就意识到，虽然发布的文献综述支持绿地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达成真正的理解。“人们开始把绿地视为不动产，视为一种我们需要加维持的资产，” Macfarlane说。但是，他继续说，“心理健康并不能与绿地达成直接的重要关联。”就公共健康官员而言，涉及到其中关系时，有太多变量需要考虑。“导致挑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当你在讨论心理健康和绿地时，有时小块绿地可能就足够了，而有时则需要大块绿地。”  Macfarlane说。 “某处的一棵树可能会带来好处，如果你身边只有一棵树的话。[…] 但是对某些人而言，进入绿地之中实际上是很胆战心惊的。这两种情况都并非普适的。”

仅仅修建公园远不能达成目的——哪怕是数量众多，规模极大的公园——希望这样做的确能够使得健康状况改善。

居于其核心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心理健康而创建政策是充满挑战的。与众多社会指标类似（比如贫穷或者依赖程度), 心理健康既是社会因素更大的网络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一网络的产物。因此，那些公园有益于心理健康的断言（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难以落实到社区水平之上。“部分原因在于，心理健康自身就是极为复杂的，”Hassan说。“让公共绿地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的，可能在于社会因素彼此之间存在更为强的关联。”

仅仅修建公园远不能达成目的——哪怕是数量众多，规模极大的公园——希望这样做的确能够使得健康状况改善。正面的心理健康通常得益于绿地及户外的诸多方面，而其产生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多种因素。某些因素，比如对公园特征、品质和计划的谨慎评价，都处于城市公园管理部门的控制之下。而另外一些因素，比如犯罪、药品滥用以及经济等方面，则并未处于城市公园管理部门的掌握。公园政策并非向我们认为绿地带来的好处那样简单直白。

像摄政公园这样的社区面临着非常艰难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往往与公园的获益相左：具有最多绿地的社区并非总是最健康的社区。绿地并非必然能够显著减少那些对衰败社区带来严重影响的社会问题。但是，高品质的绿地——也就是在设计时就定位于提升心理健康的绿地（尽管其机理并未得以充分明确）——却可以做到。

但是，公园倡导者以及城市管理者们必须清楚的理解，他们对于公园的简单化的认识，有待深入与扩展。营造公园时，应当谨记心理健康，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心理健康有着深刻的认识。不回避这一难以应对的问题，就能让我们建成更好的公园，并有待让人们更加幸福。

1、《摄政园复兴-融资战略》

2、《摄政园规划报告》

3、《城市公园的邻近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