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疫情日记
法国与德国自二战以来便缔结了紧密的外交联系，基于两国在欧洲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对欧盟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两国常被媒体戏称为“法德夫妇”。
然而在新冠疫情下，“夫妇”双方的表现可谓大相径庭。
截至4月22日，法国新冠死亡人数高达21340人，仅次于意大利（死亡24648人）和西班牙（死亡21717人），成为目前欧洲新冠死亡人数前三的国家。而德国死亡人数仅为法国的四分之一（5211人）。
论人口数量和结构，德国人口总数大于法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高于法国。论病毒入侵时间，法国（1月24日第一例）和德国（1月27日第一例）仅相差3天，因此，面对高出数倍的死亡人数，法国没有任何开脱的理由。
4月18日法国《世界报》公布的一组比较数据也印证了法德两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高下之分：自今年2月疫情开始以来，60%的德国人对德国首相有信心，而仅有34%的法国人对法国总统有信心；同时，在严重疫情下法国民众的负面情绪比重也远远高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德国（图1）。
图1 “以下选项中，哪一种更好地描述了您目前的情绪？”之法德比较
本文结合一些统计数据和专家点评与大家探讨法德两国抗疫表现迥异的四大原因。
在欧洲各国中，法德两国在医疗卫生上的总花费分别占各自GDP的11.2%和11.3%，高于欧洲平均水平9.8%（来源：Eurostat）。2017年，德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4459欧元，法国为3883欧元，前者比后者高出15%。可见，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德国高医疗支出的基础。
当然，这还不足说明两者在医疗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不少法国媒体认为德法两国的医疗支出相对接近。从下图来看，法国和德国均不属于支出最高的第一梯队国家（瑞士、挪威），却也领先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三梯队国家（图2）。
图2 2017年欧洲各国人均医疗支出费用（欧元）
但如果进一步比较两国的住院系统和城市地区医护人员数量，就可以发现，德国每10万居民的重症监护病房为法国的两倍，每10万居民的护士数量为法国的1.6倍（表1,表2）。充足的病床位和医护人员保证了德国在整个疫情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医院床位饱和的情况。截至3月31日，德国尚有45%的重症监护病床没有得到使用。而法国在大东区和大巴黎地区一度出现重症监护病房饱和的情况。从3月末开始，法国不得不转移这些地区的病人，其中部分危重病人被转移到德国的医院。
表1 住院系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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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万居民病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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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万居民重症监护病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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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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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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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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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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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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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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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地区医护人员数量比较
这里提一句，法国初级护士的收入约为1300欧元，仅比法国最低工资1219欧元高一点。低收入和繁重的日常工作使得护士在法国成为一项没有吸引力的职业，这是法国护士从业人员数量较低的原因之一。
德国充足的医疗资源得益于强大的工业实力。法国的德国问题专家爱德华·于松（Édouard Husson）指出，德国的工业部门为法国的两倍之大。下表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德国的工业出口总额为法国的两倍以上，而两国相近的就业人员比重则显示了德国工业部门生产效率显著高于法国（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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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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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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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额（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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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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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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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值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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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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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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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门就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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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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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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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德法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工业战略。德国保留了完整的工业生产链，并且在精细制造业领域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而法国则不断推进“去工业化”战略，将大量工厂搬迁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
德国拥有完善的医疗工业体系，尤其是强大的医疗器械产业。全球主要的呼吸机生产企业位于德国，比如德尔格（Dräger）和律维施泰因（Lowenstein）。相比之下，法国的医疗器械的产量较低。2018年全球医疗设备销售总额中，德国占比9.9%，法国仅占比4.4%。对于口罩、防护服等普通医疗用品，在去工业化背景下法国本国的产量很低，主要依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详见过往日记：绕地球N圈的口罩）。
当然，法国也不乏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先进制造企业，然而在疫情下，这些大型工业集团更多地选择享受政府提供的“部分失业”条款，停止了生产。即便对于口罩这些基础医疗物资，法国大型企业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内实现转产。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政府资源调配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型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足。
疫情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四次电视讲话，称这是一场“战争”；德国首相默克尔从未提到战争二字，却运筹帷幄化解了这场医疗卫生危机。
于松先生比较了两国政府面对疫情的决策方式和效率。他认为，法国政府从疫情初期就缺乏一个战略性的视角，无法协调各方面的资源，被大众舆论牵着鼻子走。而德国政府更有决断力，迅速地制定了应对危机的战略，并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实施适合当地情况的抗疫措施。
就切身经历来说，我认为以上对法国政府的评论十分中肯，具体表现在两大方面：
再看德国方面，早在1月17日，德国就成为全球率先对新冠病毒进行检测的国家之一，可见反应之迅速。从2月27日发现第一例新冠患者之后，德国政府就果断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检测，以便第一时间隔离患者，医治重症，发现无症状者。3月26日，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表示，德国每周进行30万~50万例测试（平均每日检测接近10万例），从绝对数字来看是全球每周测试数最高的国家（法国的最高检测量发生在3月23—29日，一周共检测9万例）。基于大规模的测试，德国当前的公布的15万确诊案例基本接近实际感染人数。而根据法国巴斯特研究所（Institut de Pasteur）近日公布的研究结果，法国实际的新冠感染人数达到300万，远不止公布的12万确诊人数。很大程度上，这是法国测试不足，大量轻症患者继续传播病毒的结果。
此外，德国卫生部在3月份向本地呼吸机生产商德尔格紧急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相当于该厂年产量的若干倍。该公司总裁承诺，尽最大力量完成订单。这一措施使德国原本就充足的医疗资源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大规模检测和充足的医疗资源的保证下，即便德国“封城”晚于法国5天，期间居民外出也不像法国一样需要通行证，德国还是更好地控制了疫情。
一些法国专家将德法两国抗疫表现的优劣归结于德国联邦制的分权化优于法国共和制的集权化【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每个联邦州都有类似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在卫生防疫和文化教育领域拥有高度自治权；法国是中央集权度相对较高的共和制国家，尽管经历了1980年代的分权制改革，但是中央政府（Etat）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还是有自上而下的领导权】。对此，我深表怀疑，两国政府执行力的差异才是问题的关键。再高明的决策也需要执行才能生效。
在疫情下，德国的联邦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联邦政府的命令不能强制施加于各联邦州。比如，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并没有权力直接下令关闭德国全境的学校并取消大型活动，而只能提出建议，供各联邦州自行决定。对此，默克尔的表态是，呼吁德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联邦制不是说把责任推出去，而是每个机构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罗伯特·科赫研究所长洛塔尔·威勒（Lothar H. Wieler）表示：只有各地卫生部门知道当地的实际状况，只有它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无论是“封城”令，还是关闭学校令，德国都是由各个联邦州自行制定规定并执行。
按理说，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在危机下更有效地统一步调，“集中力量办大事” 。然而，法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执行力不足，中央政府的指令由于缺乏地方适应性和灵活性，往往得不到贯彻执行。
就口罩问题来说，法国政府的执行力让人大跌眼镜。由于口罩库存不足，前期准备不足，法国政府终于在3月4日成立了跨部物资协调工作小组（CCIL），然而，这个小组在3月21日仅采购到4000万个口罩，相当于法国一周口罩的用量。3月3日法国总理宣布征购法国领土上的所有口罩库存和工厂出产的口罩。事实上，这一政策也未能实施，还出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扯皮的闹剧。
就检测问题来说，法国中央政府坚持仅对住院患者、高危患者和医护人员检测。如果说口罩不足被法国医生称为“没有武器上战场”的话，那么检测不足则是“蒙着眼睛打敌人”。直到3月23日，位于马赛的地中海拉蒂默大学附属医院打破了法国政府规定的测试条件，免费为大众检测新冠病毒。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马赛成为法国检测最多的城市，占全国检测量的20%。可见，如能发挥地方政府的执行力，防疫工作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执行。
作者：李明烨，城市规划师和研究者，《国际城市规划》法国站联络员，现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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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海外行思 | 法国疫情日记（十）欧洲抗疫战场中：为何法国远逊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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