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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很早之前就已经观察到了自然山川对各地风貌的影响。早在《山海经》的记载中，不同地带的物产和人群便是由一座座山和一片片水域隔开。从现实来看，自然山川的确常常扮演着“天然分界线”的角色，推动塑造了不同人群间的不同特点，如方言、习俗、饮食偏好等。
迈入现代社会后，山脉、河流等地形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日渐减小。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通达，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不再受制于地理空间，地域之间的隔阂也日渐缩减。
在此次疫情中，以山脉为代表的地形元素对确诊病例的分布存在某种影响吗？
疫情的传播规律不可能由单一的角度获得解释，除了地形因素之外，经济水平、人口多少、交通通达性、医疗条件、甚至地方习俗都会对疫情的传播构成影响。对疫情的观察、分析与阐释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大课题。
从地图角度来看，当我们将疫情地图的显示级别由省级放大到地市级后，发现一些邻近却色差巨大的地区之间，往往有明显的山脉分布。于是，我们在每日标注的疫情地图上添加山脉，继续观察地图上的这些发现。
大别山主脊在这一阶段的疫情中，对六安市疫情的控制似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自1月19日深圳首次报告确诊病例以来，病毒正式输出武汉市范围。1月20日-22日三天间，病毒通过航空和铁路等快速交通工具，经由春运返乡的人流承载，跳跃式地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省区的大中城市。
直到22日为止，与湖北省接壤的邻省市县仍未有确诊病例报告。1月23日起，距离武汉市较近且交通便利的湖北省邻市信阳市、安庆市、九江市和岳阳市首次出现确诊病例。
除夕之夜，武汉邻近的安徽省六安市也报告了2例确诊，而仅仅是一山之隔的大别山主脊西南，湖北省黄冈市却早已确诊64例。时间来到1月28日（大年初四）早10点，黄冈市确诊病例已达213例，六安市两个邻市——信阳市和安庆市也已分别确诊29例和8例，唯独六安市仅有3例确诊。
虽然大别山的影响在春节后期的疫情变化中越来越不明显，但直到2月8日以前，大别山主脊东北隅的安徽省六安市一直都是深红疫区中的一片较浅区域。
武陵山脉对塑造张家界市的地形地貌有着明显作用，同时也较大地阻碍着张家界市与外界的人员往来。
随着年前疫情的发展蔓延，截至除夕之夜（1月24日），湖南省除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外，其他全部地级市都报告有确诊病例。非但如此，湘西州和张家界市的邻居——湖北恩施州、重庆市秀山县及贵州省铜仁市也都存在确诊病例。如此一来，在分地级市谱色的疫情地图上，这一区域仿佛一座相对独立的“孤岛”。
在1月30日张家界市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之前，这片被南北武陵山脉包围的湘西桃花源一直都未曾报告有确诊病例。其后十天内，作为湖北省的邻居城市，张家界市的确诊病例一直维持在5例以下，与周边动辄百十例的邻居市州相比，一直处于低位。
秦岭山脉的两条支脉——伏牛山和郧岭，一北一南，分别从陕西省向湖北省和河南省延伸东去。伏牛山是河南省南阳市与三门峡市、洛阳市的天然分界线，而郧岭自古以来就是秦楚分界岭。伏牛山和郧岭的南北两侧在此次疫情扩散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确诊数据。
1月24日（农历除夕），伏牛山南侧的河南省南阳市首次报告确诊病例，一天之内就达到8例之多，而此刻的山北洛阳市与三门峡市仅各有1例确诊。也是在这一天，郧岭南坡的湖北省十堰市累计确诊5例，而岭北的陕西省商洛市尚未报告确诊病例。
1月27日-2月3日共8天间，郧岭以南的十堰市和南阳市确诊病例开始飙升，分别突破了250例和80例，而岭北的商洛市、三门峡市和洛阳市的确诊人数却一直维持在个位，商洛市甚至一度只有2例确诊病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几乎被南岭支脉都庞岭、越城岭和大瑶山包围得密不透风。解放前，桂林市长期作为广西省府，一直处于湘桂交流的核心区域。
翻看1月29日的地级市疫情地图可见，桂林市的确诊病例人数排在广西首位，与邻省湖南的邵阳市、怀化市和永州市属于同一层级。而大瑶山西侧和南侧的柳州市和来宾市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总体来看，都要比桂林市的疫情状况轻不少。
随着疫情的蔓延，大瑶山仿佛总能“阻隔”病毒向西侧和南侧扩张，直到2月5日，来宾市依然是全国仅有的几个“零记录保持者”。不得不说，拥有南岭最高峰猫儿山的大瑶山脉确实对广西的人员流动起到了一定的阻隔作用。
武夷山脉是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天然界山，两省的管辖范围较为严格地按照武夷山的分水岭来划分。
1月21日，江西省首例确诊病例报告便出自武夷山西侧的抚州市；至除夕夜（1月24日），武夷山西侧的赣州市、上饶市和抚州市都报告有确诊病例。反观武夷山东侧的龙岩市、三明市和南平市，尚未出现一个确诊病例。
其后4天，随着江西省和福建省沿海各市疫情的加重，福建内陆三市开始出现确诊病例；即便如此，龙岩市依旧没有一例确诊。
从2月3日开始，江西省新增疫情开始集中爆发。到2月7日，赣州、抚州和上饶的确诊病例均已超过50例，福建内陆三市东侧的福州、莆田和泉州也都有超过40例的确诊。此时的南平、三明和龙岩已成为这一区域确诊病例最少的地区。当然，作为武夷山脉体系的戴云山可能也承担了一定的阻隔人员往来的作用。
皖南山地由大致平行的几列小型山脉组成：九华山是安徽省池州市和黄山市的分界岭，白际山是黄山市和浙江省杭州市的界山，而天目山则是安徽省宣城市、浙江省湖州市和杭州市三市的天然界线。
自疫情在长三角地区爆发以来，至1月24日（农历除夕），被上述山脉和太湖围绕的黄山市、宣城市和湖州市成为了疫区中的“安全岛”。
在其后的疫情增长中，包括位于九华山与长江之间的池州市在内，这一区域的确诊病例一直处于低速增长中。尤其在杭州、上饶、南京、安庆等周边城市病例暴增的阶段，该区域防控成果得以维持，也许少不了皖南及浙北山区的山川力量。
截至2月10日，广东省云浮市是仅剩的几个被疫区包围的“空白”地级市。从地形上来看，云浮市北临西江，西以云开大山为界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接壤，南面和东面被云雾山和天露山合围。
1月30日时，广东省仅有云浮市和潮州市没有确诊病例；两天之后，云浮市成为广东省唯一没有确诊病例的地级市。在山脉与大江的包围下，云浮市的防控工作想必相对顺利一些。
成语“愚公移山”中提到的太行、王屋二山，现实中位于河北省、河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其实王屋山本属于太行山脉。这里山高谷深，嶂岩壁立，著名的红旗渠、郭亮洞都位于这里，险峻的太行八陉沟通着晋冀两地的古今往来。
位于太行山“胳膊肘”内侧的山西省晋城市和在王屋山、黄河夹持之下的河南省济源市，在本次疫情中的确诊病例就明显少于太行山东南各市。
1月27日开始，上述两市周边邻市全部沦陷；直到2月1日，晋城市才首次报告确诊病例。济源（省直辖县级市）与石油城东营一道，成为整个华北平原的抗疫“先锋”。即便到了最近，这一段太行山两侧城市的确诊病例数据也还是有很大悬殊。
1月26日，病毒悄悄“爬”上青藏高原，祁连山脉包围下的青海省西宁市首现确诊病例。两天以后，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张掖市也报告了确诊病例。
由于兰新高铁连通了西宁和张掖，二市先后出现病例似乎在情理之中，然而原兰新铁路枢纽——武威市至今却都没有确诊病例。单从地形角度来看，处于兰州与武威之间的乌鞘岭似乎阻隔了人员往来。
对于青海省而言，祁连山在这次疫情中显得更为至关重要。当疫情出现后，西宁市联合周边市州，迅速在市域周边的拉脊山、日月山等山口设立检查站或封闭道路。直到目前为止，青海省疫情被牢牢锁在由祁连山和青海湖包围而成的西宁市和海北州之内，由此可见，祁连山为阻止病毒朝草原藏区蔓延提供了防控便利。
截至2月11日，在地级市疫情地图上可以看到，黑龙江省伊春市、吉林省白山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三个边境城市依然没有被病毒攻陷。
当然，没有口岸的边境城市人员来往本来就少；即便有口岸，疫情爆发后由于暂时关闭口岸的缘故，也少有人员进入。另一方面，这三座城市都被重重大山包围。
黑龙江省伊春市号称“林都”，全境除北部黑龙江沿岸外，全部被小兴安岭包围。这样，即便在哈尔滨、绥化等邻市疫情格外严重的局面下，伊春依然有足够的安全空间。
同样，吉林省白山市境内有多条长白山山脉，再加上冬季正是大雪封山的时候，想要轻易进出这些林海雪原恐非易事。
而广西崇左市被十万大山和六诏山余脉所包裹，只要守好南宁方向和友谊关国门，病毒相对来说更难进入这一区域。
农历新年法定假期结束于一月的最后一日，但病毒扩张的脚步并未因延后复工而立马减缓。进入2月后，武汉乃至湖北省的疫情依然愈发严峻，确诊病例不断攀升，疑似病例也在跟进增长。湖北省外疫情增长较快的省市主要为河南省、江西省和湖南省大部、黑龙江省、珠三角区域、上海、北京和成渝地区。
2月1日~10日，黑河市、白城市、济源市、来宾市、文山州、庆阳市、石嘴山市、海北州、巴音郭楞州等多个老少边地区和山区地市都首次报告了确诊病例。
从确诊病例人数来看，从2月1日的11822例到2月5日的24433例，4天内完成了病例翻倍，是整个疫情出现以来的一个集中爆发期，每天的确诊病例增长量都呈现上升态势。
2月5日~10日，虽然确诊病例总数增长了15829例，但从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曲线图来看，增长速度却逐步呈现出减缓的趋势。从疫情地图上来看，湖北省各地市的颜色逐步加深，湖北省外颜色变化较快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的相邻省市以及东北地区北部、珠三角、华东地区和一些人流密集的大城市。
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十分纷杂，很难从单一的角度进行解释。此次，我们仅从每日疫情地图所呈现出的画面入手，结合中国的山脉分布进行观察与归纳。
以上叙述仅代表个人观点，疏漏之处请多多包涵，更多发现有待大家一起挖掘讨论。
地图划界依据：《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地图罐头）：城市疫情地图上的山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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