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聚焦 | 董禹 李丰婧：共同战“疫” ——疫情中对社区治理发展的思考

防疫期间，居家隔离的人们都感受到基层社区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春节“大隔离、大消毒”期间，社区需要完成社区返乡人员基本情况摸排、进出社区人员管制和体温测量、防疫医疗物品分发、全方位多手段防控知识宣传、社区公共区域集中消毒以及保障生活必需品安全供应等多项重要工作。每一项工作的疏漏都有可能导致防控工作面临巨大风险。但与严格繁重的疫情防控工作相比，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有限，多数人员都在全天候值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共同的防疫安全需求激发了一部分社区居民的自发性组织能力。社区自组织积极走上了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协助社区维持应急状态下的高效运转，成为了此次疫情中社区治理的闪光点。例如，四川自贡市青杠林社区在社区干部组成的“党员突击队伍”的带领下，成立了四支居民自组织队伍。包括：“网格员队伍”“红色志愿服务队伍”“群众服务队队伍”和“社会组织服务队伍”，积极搭建了基层政府干部与社区自组织群体之间的沟通平台，促使社区自组织充分发挥治理作用，形成了不同的防疫服务层级，体现了社区自组织开展防控工作的强大力量。

青杠林社区自治队伍部分人员 

（图片来源：自贡网http://www.zgm.cn/ ）

在我国，社区机构是政府的基层行政单位，在社区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社会组织没有治理权限，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度不高。因此，一旦政府行政部门出现防控信息传达滞后、防控措施实施不及时等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区域性疫情失防后果。从国外经验来看，美国2011年开展社区应急管理模式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强化社区内部事务与区域行政机构的合作，根据社区的多样性因地制宜构建治理制度，形成社区合作治理的参与网络，多方及时准确评估社区防灾能力，实现更好地应对社区存在的各类风险。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防灾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部门的局限，调动社区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积极性，促进了居民的组织化参与。

“政府基层行政主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整合式社区共治形式是一种可借鉴的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参与社区管理模式。当前，全国多地政府按照疫情防控部署出台多项政策，指导企业、政府的社区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例如，重庆住建委要求物业企业需服从街道办的安排与调度，将管理区域内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纳入地方的治理和防控体系。上海市实行“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模式，指定药店配合社区工作，物业协助核实居民信息，居委会和志愿者将口罩送到居民家中。这些政策都将社会力量组织调度起来，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整合式社区共治形式（作者自绘）

 上海社区志愿者协助居委会进行口罩购买登记　

（图片来源：腾讯网https://www.qq.com/     摄影：沈琳）

面对本次疫情，我国大部分社区组织发挥了重要的防守作用。但在疫情之后，政府更需要系统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有效提高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其中包括：以社区居民为依托，加大对社区参与的指导和扶持，将社区居民共同需求转化为积极的社区共治工作；加强政策引导，调动企业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优化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引导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资源和信息的沟通，依据城市空间规划和人口信息系统，及时有效形成相邻社区的多方联动，形成互助互救关系，等等。

2020年伊始，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部署，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这项重大决策的发布，也意味着我国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而2020年春节，这场全民“涉及”的共同战“疫”，在一定程度上铺开了全民“参与”的社区治理之路。这个未来，我们人人有责。

微信编辑 刘昱霏

声明

本文版权归本文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如需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