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笔谈】秦红岭：激活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联系，构建以公共健康安全为导向的城市规划

    激活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联系，构建以公共健康安全为导向的城市规划

秦红岭：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首先，快速城镇化给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城市规划带来巨大挑战。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城镇化的过程不仅指在城市定居的人口增加，还指人们在城市环境中的流动性增强。居住的高密度和流动性增强，使大城市日益成为新的流行病和传染病的孵化器以及传染病迅速传播的催化剂，并有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给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控制传染病流行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快速的城镇化也可能侵犯和干扰以前未被开发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栖息地，通过猎取野味及其在城市的交易，间接导致城市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增加了野生动物中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及其向人类传播的机会，这可能给城市公众的健康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快速城镇化也给城市规划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规划应当正视城镇化出现的新的公共健康隐患，将公共卫生和健康作为城市规划的核心考虑因素，通过公共健康安全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公共治理，确立基于公共安全的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使城市规划成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和减少传染病流行的有力工具。

其次，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等突发灾难能力是城市人居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使命。

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公共卫生和健康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专业有着共同的起源，即都植根于现代城市发展中其本身带来的无序性和健康危机，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使城市变得有序和健康。因此，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政府职能，一个直接的促发因素就是公共卫生需要。然而，当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却日益背离其初心，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日益弱化，限制了可能转化为改善城市人口健康状况以及应对公共健康安全的政策设计和有效干预措施的实施。玛丽·诺斯里奇（Mary E. Northridge）等学者曾倡导，为了规划更加健康的城市，我们需要重新激活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之间的历史联系，恢复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战略合作，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更好地指导有效的公共政策。

在激活和重新连接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方面，我们尤其应借鉴欧洲环境卫生决策所广泛采用的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将其作为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和城市规划决策的基本遵循。该原则作为一种分析和决策框架，从“首先，不伤害”（first, do no harm）的希伯克拉底誓言出发，挑战了“命令与控制”环境卫生监管模式，它要求即使面对不确定的情境，但它可能会引起有害于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威胁时，即使其因果关系没有被科学充分证明，也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警原则要求在面临不确定性时采取行动，将环境卫生科学和政策从描述问题转向首先确定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