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增刊 ④︱人民出行专访刘岱宗：从国际视野、公交行业来看待这次疫情！

刘岱宗：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8月份专门发布了《全球卫生应急防备年度报告》（参考文献一，请后台留言联系我们下载）。分析了前面这几次国际的防疫情况，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当疫情爆发后，疫情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家都非常努力地抗击疫情；但是当威胁消退以后，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些惨痛的经历。像这次， SARS才过去17年，但所有的预防机制都没有提前预警，疫情一旦过去以后，大家好像认为就结束了，遗忘也比较快，这是前5次PHEIC里面明显的教训。

2011 年-2018 年之间，世卫组织在172个国家/地区追踪了1483 次传染病事件。传染病如流感、SARS、MERS、埃博拉、鼠疫等等，这类疾病预示着高影响力，潜在快速传播暴发的新时代来临。这类疾病更加频繁地暴发，并且越来越难以管理。下图显示了过去50年全球特定病原体的出现，包括自然出现、重新出现的病原体和故意释放的病原体。

现在全球是一个整体，贸易越来越快，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疫情随着人员交往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1918年，全球流感的大流行病大概死了5000万人，占总人口的2.8%，但是没有任何人能保证这类型的疾病不会再发生。世界总人口比1918年增加了4倍，按照我们现在交通、国际交往和贸易情况，如果这种大疾病再发生，基本上36个小时就能够到达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疫情面前，全球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裂来看，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地球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需要加强国际协同一起面对。

同时，所有的流行病都会带来较大的金融损失，2003年SARS造成生产损失超过400亿美元；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失达530亿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流行病将使现代经济损失高达3万亿美元。这就像是生一场病，一年的工作就付诸东流，并且其中有些经济影响还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

那我们的应对策略： 整体来讲，领导人必须指定一个具有权威和政治责任的国家高级协调机构，从而领导整个政府和全社会的工作，并定期组织多部门模拟演习，以建立和保持高效的疫情防范准备；协调机构必须优先考虑社区参与疫情防备工作，建立信任关系并让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疫情防备工作（例如：立法者、居民和动物卫生管理部门、安全部门及外交事务部门代表、私营部门、地方领导人、妇女和青年等等)，推动全社会协同参与。我们也要做好资金储备支持防疫工作，并可以对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反应。尽管备灾的责任主要由地方和国家领导人承担，但有效的国际应对系统对于全球安全网络的构建不可或缺。崭新的全球趋势和挑战渐增，从而带来更为复杂的卫生紧急情况，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更好的防范与预备。

刘岱宗：我们这次信息共享很快，尽管早期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当全国开始行动后，信息公开透明做得很好。信息足够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全球共享，从而推动我们从国际争取资源，获得国际配合与协作。现在咱们国力提升，研究水平也很强，但是获得国际支持还是很必要的，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更有益于疫苗等医疗技术的发展。

只是这里有一些情况不容我们忽视，要防止信任力和社会凝聚力的瓦解。在重大疫情面前，社会议题更需要我们关注，例如：谣言四起，物资抢购，这些会给民众带来压力与恐慌，而我们的舆论媒体需要安抚公众情绪纾解压力。越是在当下这个时期，社会议题就愈发突出和重要，建立信任、聚集凝聚力也是我们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保障。西非三国遭遇埃博拉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当时因为政治缺位民众无从依靠，政府缺少公信力，谣言四起，整个社会瞬间崩塌，而与之对比的是尼日利亚在疫情防控中的成功，国内平稳有序，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确保了防控工作的顺利展开。

中国现在做的抗疫工作中有一项让我很自豪，就是社区组织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媲美，社区工作帮助我们可以细致到地毯级地控制住疫情整体形势。因此，疫情如果过去以后，全社会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更重视社区组织的管理职能强化。这样，在未来公共事件里社区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主体作用，例如对社区设置一些应对紧急公共卫生状况的工作人员，并提供必要的培训与指导。整体上来看，细致专业且完善的基层群众工作组织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我们应对这次疫情的物资工作比别的国家要好得多，如果疫情爆发在别的国家，物资以及运输可能无法做到中国这样的调度水平，中国这次包括火车、飞机、高速公路所展示的特殊时期运载能力，是日本同样水平下的9-10倍，调度力十分强大。虽然咱们也出现物资不足的情况，但是其他国家碰到同样问题的话，情况可能更糟。我们这次的物资储备能力也高很多，关键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也表现不错。如果再有国家级别的物资协调配置机制来进行管控，效果就会更好，由不同部门组织一起联动，整体把控资金、协调运输，如果能建立比部长级更高的领导机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如果反思全局，其实这次没有产生足够的提前预警效应，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反思的。国家在各类智慧城市、智慧卫生体系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确实也建立了号称最先进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预警系统，但这次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像是变成了一个哑炮。

另外对公共交通来说，建设下一代的大数据监控平台是迫切需要的，中国公共交通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大数据平台建设，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实时监控，实时数据分析与调度。例如苏州交通局在公交都市项目中开发的公交刷卡数据实时监控大数据平台，可以每15分钟进行刷卡数据分析（最大计算能力可提升到2分钟），这样当车内满载情况出现时，可以即刻通知公交调度人员和下游站点的乘客，进行即时的公交乘客分布干预。这样的预警机制对于我们公共交通系统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高效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刘岱宗：中国现在不缺防控技术，科研实力也很强大，当下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是社会治理。世界卫生组织去年说如果类似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在今天发生，它们借助当今发达的交通系统，在全球传播开来仅需36小时。这不仅会造成大量死亡，同时还会引起大规模社会恐慌，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让恐慌成另一种传染性疾病。在一些地方，会有人哄抢双黄连、口罩、甚至厕纸，还会有些朋友身体稍感不适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而占据紧缺的医疗资源……这些不理性的恐慌行为，会使疫情防控局面变得更加艰难，进而引起无序和混乱，甚至产生疫情之外的“次生伤害”，所以疫情治理其实质是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考。

刘岱宗：这次我们应该更开放的和全球分享成功经验，协助他国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公共交通领域我们也有不少值得推荐的工作，比如：

第一：北京提供了定制公交方法，这值得鼓励大家尝试，它可以有效解决满载率的问题，而且当下，路况不错，大家上下班时间相对可控，乘坐公交的时间就会容易把控，这样下一定制的班次运营方案也更容易规划。

第二：采纳班线客运，建议错峰上下班，不同行业或不同区域可以进行错峰弹性上班。这样从交通方面来看，就能分散人群，降低公共出行工具内的人流聚集度，降低彼此交叉传染的风险。

第三：司乘人员需跟乘客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当下，司乘人员不仅要戴口罩、对车辆经常消毒，同时要及时耐心地响应乘客诉求。这个阶段大家会有恐慌心理，车上真有一人咳嗽，全车人就会非常紧张。因此司乘人员必须获得大家的信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这样也更容易获得乘客分享的个人信息。

第四：保护好司乘人员，避免他们被感染以及进一步带来交叉感染，同时面对众多人群，他们压力也很大，也要同时注意司乘人员的心理状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另外也要加强对司乘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以有充分的准备和安抚车内乘客的手段！

第五：乘车人员可追溯，这对我们公共交通系统来说很重要！高铁、飞机我们都可以追溯乘客信息，但是城市公共交通在乘客次数上完全是不同量级的信息量，因此需要进一步利用无现金支付手段，例如通过乘车刷卡、或者微信支付宝支付等信息，进行个人信息追溯，这样发现确诊者的出行路线后，可以及时通知大家做好隔离防护工作。

第六：在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50365中要求，在疫情期间，空调通风系统宜按全新风工况运行，防止回风带来的交叉感染。从这个角度来看，地面公交比地铁更安全。大家可以开窗通风，空气流通也会更好。

刘岱宗：疫情结束之后，大家一定会更加重视个人的公共卫生，这对为了提高运载效率而强化集聚性的公共交通工具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挑战！接下来怎么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乘客，满足大家更高的公共卫生的诉求，是值得长期关注与思考的。

同时，最近得到的我国西部某市数据：当下在不拥堵的情况下，某大城市的公交运营速度差不多22公里/小时，比小汽车的30-35公里/小时的平均时速差距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公共交通系统进出站台耗费了大概30%的时间。疫情过后，优化进出站点，提高公共交通效率，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刘岱宗：我呼吁建立多部门部长级的协调机制，当下正好是我们交通出行、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物资保障等领域联动、深入交流的好机会，疫情会让大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部门所能独立完成的事情，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合作协同推动。同时我们也要对疫情之后大家出行行为的改变保留足够的敏感性，例如大家会采用哪些新的出行工具，选择那些不同交通出行行为的原因等等，这样可以更敏锐地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早做预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