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困境与出路

在一个分工的经济体中，财富多寡不取决于做什么，也不取决于是否努力——主体的价值取决于分工对象。分工对象的经济水平越高，分得的财富就越多。区域的发达程度和财富获取也同理，乡村衰败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难以通过和城市建立高价值的分工，参与更高层次的财富分配。乡村农业往往处于分工环节的底端，农民“小生产”与现代经济“大市场”之间很难实现直接分工，而依靠农业内部低价值的分工，无法实现乡村振兴。同样是乡村，相比于远郊的乡村，靠近城市的乡村更发达，而且越靠近发达的大城市，这些村就越富裕。

不仅空间上如此，在农业价值链中所处分工环节的不同位置，获得的价值同样差异也巨大。以咖啡产业为例，农户种植环节生豆价值约17.1元/公斤，深加工环节烘焙豆价值约83元/公斤，最后商店售卖的价值则增至1567元/公斤^[1]，甚至能产生星巴克这样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如果把广义的农业理解为食品这一巨大产业链，农业就不仅不是一个低收益产业，而是一个盈利巨大且非常稳定的产业。

所谓公共服务，是经济活动中各个经济主体共同需要的产品。城市就是一组公共（产品）服务的集合。比如每个企业都需要道路、电力和供水，每个家庭都需要学校、医院和消防……如果让每个经济主体自己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服务，则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负担重资产。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城市巨大的人口可以平摊公共服务成本，从而实现个体（家庭、企业）的轻资产。由于公共服务非常依赖规模经济，分散的乡村很难支撑和城市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集体消费机制的解体，进一步拉大了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早期宗族、乡绅等通过自治方式提供了公共服务，后来人民公社制度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为乡村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但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免除、“三提五统”取消，依靠税费支撑的村集体财政解体，公共设施折旧殆尽，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下降。^[2]即使后来城市反哺乡村，政府一次性建设众多公共服务，但由于村这一层级一般收入的消失，无力维持公共服务运营的成本。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反而进一步加重乡村基层财政的负担。随着乡村衰败，进一步减少的人口更难负担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重资产），乡村几乎不可能形成和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

2 出路

将乡村纳入到附加值更高的城市产业链，和高净值的对象分工，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为什么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强调要乡村美化——这其实是接入城市消费链条的基本条件。人们发现，农户种葡萄不赚钱，但酒庄很赚钱；农户种粮食不赚钱，但农业旅游很赚钱……如果能够将城市产业链的高收益环节延伸到乡村，给乡村提供一个新的收益流。例如，全球最知名的度假酒店品牌安缦、悦榕庄，他们就经常探寻并选址于中国的特色乡村，法云安缦（杭州法云古村）、黄山悦榕庄（黟县卢村），不仅建筑的改造、酒店的设计都和自然景观及当地文化完美契合，酒店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也全面改善乡村的环境和公共服务，为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置入。现在各地兴起的“农家乐”实际上也是将耕种植入收益更高的城市旅游产业链，从而使乡村能参与更高价值的分工。

政府的政策也要适应这种新的乡村需求。欧盟发现耕地用来做景观种植，大片的郁金香、油菜花，甚至整齐平整的牧场，所带来的旅游收益要远大于种植粮食，便从补贴粮食拿出一部分改为补贴景观——只要达到景观要求，就给予相应补贴^[3]。日本也如此，通过链接城市需求推动农村经济的专业化，日本群马县的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管理“世田谷区民之健康村”，开办森林教室、农业教室、木工教室、世田谷大学，开展山村留学活动以及苹果树认种制、梯田认植制、宿营等，吸引城市游学旅游等相关活动，是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成功案例。无论是乡村酒店、景观农业还是游学旅游……，通过“农业+X”将乡村置入另一个产业里实现更高的价值。

公共服务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恢复“农业税”重建国家和农民的契约关系，绑定粮食生产和持有耕地之间的义务关系，一旦退出农业生产，就必须解除承包或转包给种粮大户，杜绝耕地撂荒。村集体开征物业费，可以为乡村基础服务设施（灌溉、环境卫生、治安等）提供财政来源，促进乡村闲置物业的流转。为了减少农民负担，可以采用缴一补二的反哺方式，补贴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对于无人愿意耕种的土地，由政府注销集体所有权，并国有化后将土地转包给专业种粮企业或家庭。

农协提供强大的公共服务，是东亚家庭式小农模式运营的关键。中国可以基于强大的互联网基础，在虚拟空间创办线上“农协”，作为农户（生产者）和城市网民（消费者）的链接平台。农户可以通过线上“农协”获得从肥料、种子、农机到融资等系列服务，以及农产品市场需求、营销、贷款等一系列信息，打通城乡信息壁垒，实现轻资产运营。同时，平台可以通过采用类似“米其林餐厅”、“大众点评”的机制对不同的乡村给予从高到低的星级标准和评分，为城市消费者提供进入乡村消费的信息。政府也可以通过对高星级扶持奖励等政策，输出乡村振兴的标准，引导乡村按照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有序开发。

乡村能否振兴和有没有“能人”关系很大。但在乡村内部成员出现具有资本运作能力且能得到全村支持的“能人”的概率并不高，很难依托乡村自身成员力量实现资本创造。加上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制度的差异，更隔离了通过土地融资这一最大的资本来源，引入集体经济外部的“能人”就变得至关重要。而要想引入能人，必须先保证资产交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集体所有制难以突破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政府作为中介降低交易的风险，例如土地、房屋等要素由政府统租后，再进行招商及委托专业运营，双方都通过政府作为中介，减少民间违约的风险。政府的作用就是为城市资本进入乡村提供一个安全的“接口”。

此外，大企业可以通过直接运营乡村，将乡村纳入企业的内部分工。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与杭州利群村经济合作社的柘溪山庄项目^[4]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2015年由华东院总投资1亿元，结合华东院企业内部自身需求和柘溪山特色资源，打造生态农庄。截至2022年已投入约7000万。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土地流转等费用，资金来源于华东院工会福利费。农庄不对外开放，整体运营费用900万/年，其中人工费用支出占40%，农场工人平均50人左右，包括长期合同农民工20多人，临时工20多人。运营整体收入和运营费用基本平衡，住宿和餐饮、加上礼包销售等共100万，农产品销售800万左右，华东院食堂食材的40%直接来源农场的供应。

大企业通过投资运营乡村为相应支出打通了城乡分工渠道，乡村改善基础条件的同时还创造了相应的就业和收入，是二者的共赢。中国现在大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增长非常快，如果这类模式可以推广，城市资本能够通过入股等方式进入村集体，乡村农业就有可能嫁接到农家乐、乡村游、绿色有机、生态养生之类更多、更高收益的产业链里。

乡村振兴的底线是耕地保护，实际操作中经常遇到耕地保护反而成了乡村发展的“阻碍”。近年国家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耕地保护压力不减反增。依靠出台红头文件、划分耕地保护红线实现不了耕地保护，如果不能和利益挂钩，红线画得再多，也阻挡不了市场的力量。要想真正实现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就必须增加耕地保护的收益，加大破坏耕地的成本，将乡村振兴和耕地保护结合。例如采用转移支付，一是可以规定耕地所有者须缴纳国家指定农产品，国家按照缴交农产品价值加倍退还，防止耕地弃耕、改用途或低效使用；二是将传统对建设用地指标一次性的收费模式改为年租制（例如30年连续缴交），按照不同用途每年征收进入政府专项基金，按照耕种面积以及保护效果返还给相应的耕地（农业用地）。一旦耕地获得耕种之外的稳定收益，就可以将未来现金流转化为耕地所有者权益创造资本，反哺乡村振兴。

村集体财政解体后，支撑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资金必须有新的来源，可以效仿小区物业按照各家物业收取村集体物业费，对于乡村的公共服务政府再按比例补贴，目的是防止乡村物业闲置。若是遇到资金困难的乡村，政府可以低价接手物业进行盘活利用，但保留限期赎回权。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乡村资产的流动，使其保值增值。例如在一些风景资源优质的乡村，建立以消费乡村景观为目的的收费道路，通过设计自驾游识别和无感自动收费系统，根据风景价值分区段、分季节收费。所收费用与沿途农业（耕地、林地……）、商家及政府或村集体公共服务（环卫、安保、急救……）一起分享。

大部分远郊的乡村资产之所以没有价值，乃是因为其缺少稳定的收益。为乡村资产创造稳定收益，建立收益权市场，乡村的资产才有可能资本化。例如，远郊非耕地发展权可以按照负面清单放开，允许市场主体在满足国家相关政策(如耕地保护)的前提下，购买与其业务相关的资产(比如风景、文物)，盘活乡村资产(比如民宿、旅游)，获得稳定现金流，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估值融资。特别重要的是，国家要建立一个大宗农产品交易服务的期货市场。农业不赚钱，但四大粮商赚钱；种粮不赚钱，但孟山都、先正达的种子却赚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四大粮商位于农产品交易的顶端。如果农业大省能够建立自己的四大粮商，创造自己的孟山都、先正达，就能通过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从产业顶端捕获农业的超级收益。

乡村资源到资产的前提，是资源的确权。因此必须打通乡村资源从勘探、确权、到申报的渠道，没有产权依据的资源就无法实现财富的变现和归属。结合自然资源部职责权利，可以设立国家自然资源登记部门，仿照专利和勘探权登记制度，将乡村资源纳入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乡村资源清单公布在国家自然资源登记局网站，完善乡村资源的登记、出让、监管以及退出机制。基于乡村资源的勘探和确权，可以协同发改委部门将乡村资源的项目储备纳入主要工作。鼓励企业、机构等社会主体参与资源的勘探、策划、运营等环节，对乡村资源清单进行价值评估，并通过策划设计、经济测算、风险防范等项目建议向发改委申报，结合投资意向与自然资源部门谈判，与乡村资源原产权登记单位协商项目分成，最后对乡村资源进行摘牌开发运营。项目开展之后，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使用者进行监管，在一定约定年限之后允许新的开发运营商进行项目竞争，确保乡村资源使用权转移给最优的使用者。

3结语

引文与注释：

[1] 数据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566867528115533&wfr=spider&for=pc

[2] 赵燕菁,宋涛.地权分置、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22(01):41-50+281-282.

[3] 从1992年开始推行农业环境措施 （Agri-Evironmental Schemes, AES），农业补贴方式从“单一农场补贴”（single farm payment）到生态环境补贴的“交叉达标”（cross-compliance）。2000年以后，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乡村发展计划（2007—2002）第二支柱的重要内容，支持广度和强度不断提升。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资金还为农户提供补贴，鼓励建设生物友好性和具有较高生态服务功能的景观要素。

[4] 柘溪山庄位于杭州建德市，农田300余亩、山坡地500余亩、山林2000余亩，23万方小型水库一座。2012年5月，梅城镇利群村经济合作社与华东勘测设计院就柘溪山生态农庄项目山林土地委托流转签署合同。相关数据资料来源现场访谈调研及华东院提供。

[5] 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及作者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