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建设学概论》前言

图片选自网络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社会。中国的乡村，携带的是中华文明繁衍的生存基因和文化密码，承载的是中国人独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哲学、伦理和信仰，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态势的因素依然是中国的乡村、中国的农民和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乡土文化。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的文明与建设的演化史。

有关中国古代先哲重视乡村和乡村建设的思想记载，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后来的范仲淹、王阳明、吕大钧等乡村建设的支持者，不仅十分重视乡村建设，而且有了详细的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略。如范仲淹的”范氏义庄”、王阳明的《赣南乡约》，吕大均等吕氏兄弟的《吕氏乡约》等等，在中国的乡村建设史上都可圈可点。正是这些乡村建设先行者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将中国传统的乡村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进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自西方工业革命传入中国以来的百年间，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以及乡村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农业逐步与手工业分离，并最终形成今天的”三农”问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规模、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由民间或政府参与的乡村建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乡村正式拉开序幕——”乡村建设”（梁漱溟语），为此，在历时十多年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乡村建设的历史图景。

图片选自网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衰落和”农村危机”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为挽救已处于破产状态之中的中国乡村，一时间，”‘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救济声浪，弥漫全国；救济事业，勃然兴起”。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中，这些党派、政府机构、民间团体、教育机构和慈善金融等组织，从开展平民教育、发展乡村经济、组织乡村自卫、促进农村合作、改革土地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挽救陷入衰落的乡村和乡村经济，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

其中，尤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思想最为有名，”乡村建设”一词也最早见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稿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俗称的”乡村建设派”)，面对濒临破产的中国乡村社会，怀着”救济乡村””民族再造””农村改进”的良好愿望，在”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的共同认知下，在”回到农村””回到田间”的口号下，高举”创造新文化”和”重构一新社会结构”的旗帜，有的侧重于乡村教育和乡村服务；有的侧重于农业改良或技术推广；有的侧重于义赈救灾；有的侧重于乡村自治或乡村自卫。期间，卢作孚的实业救乡村等活动轰动一时。于是，一场涵盖中国乡村的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的所谓”政、教、富、卫”四位一体的乡村建设，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虽然，这场乡村建设最后无果而终，但”救济农村”和”回到农村”的乡村建设理念已成为一种时代浪潮深入人心。

中国的文明历经了五千年的历史风云，是至今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出现断代的文明。同样，中国的乡村建设，作为一个包括”物”和”人”乃至”精神”的宽领域的乡村社会改造实践活动和一种文化现象，也一直延续至今。

图片选自网络

随着新世纪的跨越，中国的乡村建设之梦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起点。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建设理念，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站在乡村社会发展的新起点、认知的新高度、建设的新平台和人们的新期待上，重新诠释中国新时代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三农”问题。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新的发展理念，重建乡村生态修复系统，重构乡村产业发展系统，重植乡村文化再生系统和重塑乡村组织改造系统，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乡村建设人才队伍。

这一时期，除了以国家名义倡导的新农村建设外，越来越多的来自城市的乡村建设团队，响应”回到乡村、深入农家、走进田间”的新时期的乡村建设（简称”新乡村建设”，下同）的口号，开展了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新乡村建设。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如湖北的”五山模式”、河南的”郝堂模式”、安徽的”三瓜公社模式”、江西的”婺源模式”、四川的”五朵金花模式”、安徽的”碧山模式”、贵州的”塘约模式”以及浙江的”乌镇模式””莫干山模式”和江苏的”周庄模式”等等。来自民间的乡村建设力量，让中国当代的乡村建设呈现一个多元化，城乡两种文化交融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