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金融互助是文化，而不是竞争

这个理念旨在把农民组织来，激活农民在新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和自觉意识。

首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是新乡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经济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决定了中国的乡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以家庭为纽带的社会。这种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也培养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这种家族意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话来理解，就是中国人的人际相融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同心圆，于是人们的合作就以圆点为中心向外推，离圆心点越远，其合作就越松散。

如果说，这种小农经济的缺陷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经济时代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因为，现代经济是一个市场开放、分工明细，但又合作紧密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任何单一的生产模式，封闭的生产单元，都无法在这个现代经济体系中存活下来，更不用说发展。合作是现代经济的主流，也是中国乡村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突破口。而把农民组织起来则是实现这一方向和突破口的关键，合作是顺应现代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在本书中提倡农民合作，不是要回到20世纪50-70年代的绝对的农村集体化，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农民合作形式，是要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建立一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

其次，农民合作不是单一领域的合作，而是全方位的合作。对于一种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优越性和可复制性，一般需要从市场和价值两个维度去判断，即从要素配置、合作方式和利润分配三个层面上去判断。

我们这里提倡的合作，不是简单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生产过程的合作，而是一种建立在股份制基础上的以契约为形式，涵盖农民的土地、资金、劳动、技术和分配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多元分配制度的农民合作形式，是一个由双重结构制约资本，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农民合作经济共同体。这种农民合作经济共同体，与人们现在说的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技术服务或运输合作社以及农民资金互助社等等不同。现在人们常说的合作社，侧重于产业的联合，而较为忽视群体利益分配上的普惠。

本书中倡导的这种农民合作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建立在新的功能系统（产业、金融、社保）、组织架构（总社＋分社）、产业模式（”4321″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收入二次分配）上的升级版的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共同体，即在突出产业合作的基础上，重视资金互助（乡村金融）和农民养老，并强调全体村民的利益共享（普惠）。它是通过对农民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及设备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达到整合资源（土地、山林、房屋，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离”)、融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接社会（市场、技术）、共有共担共享（资本共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目的，为农村未来发展寻找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式。

资金互助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优先条件。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资金作为保障，现代经济更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体制。同样，乡村的发展，农民的振兴，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需要有符合乡村自身发展且具有话语权的乡村金融组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简称”农民资金互助社”)。把农民组织起来，首先是要建立乡村自己的金融体系——乡村内生金融系统，建立农民自己的资金互助组织——农民资金互助社。

资金是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血脉。但在现实的乡村社会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明显制约者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城乡资金的单向流动。乡村成为城市发展资金的储存器，大量的乡村资本剩余被城市吸收，乡村慢慢地失去了生存动能和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农民贷款难。贷款的门槛高，手续繁琐。而民间借贷体系不规范，且利息较高，农民无法承担。

为此，在新乡村建设中提出了具备乡村自己特色的乡村金融体系——乡村内生金融体系的理念。所谓乡村内生金融体系，就是以村域为基础，通过村民自筹（资金入股）的方式，建立的一种主要提供满足本村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需资金的融资系统，重点是解决农民短期、小额发展资金（包括日常生活）周转困难的问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贷款难的问题，它是一个为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的”蓄水池”。

更重要的是，这种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规模小、操作不是很复杂而且见效又快，相对其他的农民合作，建立乡村内生金融体系民资金互社要易些。这就是在新乡村建设中，倡导”农民合作，资金互助先行”的原因。

当然，这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所谓的”农村内置金融”也不同。乡村内生金融体系强调的是，这种体系是源自于乡村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金融组织，它体现的是内生作用，它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后者中乡村内置金融中的”置”，是放置，外来也，它凸显的是外力的推动，缺乏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