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承认自己是文青，是因为现在的「文青」太像商品-规划问道

『文青』的定義，每個人心裏都不同。他們或許是只懂消費的一群，又可能是文化工業的忠實支持者，他們穿戴得體地出現於『自由野』、誠品、電影中心、Hidden Agenda，全天候 to see and to be seen……文藝青年。是一個被嘲弄的對象；是一個酷愛文化和藝術的特別人種；是一眾打扮入時，流連於書店、電影院、獨立音樂會的年青人……

前言

文藝青年一詞最早出自一九二八年，由一左派文人郭沬若以筆名「麥克昂」在《文化批判》中發表的〈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態度的考察〉，[1]文中批評文藝青年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之後，有不少有關文藝青年的論述圍繞著他們文藝的素養，他們所生產的文藝等。就香港而言，文藝青年與文藝運動和文社運動曾經是密不可分。

時至今日，文藝風潮在香港起伏多年，文藝運動一次又一次的醞釀，勃興然後又式微，當中的轉變與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經過六、七十年代文藝活動的鼎盛時期，然後又走過八、九十年代的衰落階段，文藝青年於二零零八年又再出現於香港。然而，他們卻以截然不同的姿態呈現。

於二零零八年左右，網上突然流行著「你是不是文青」、「文藝青年指數」諸如此類的網上問卷式測驗，當中有多條例如「文青都極瘦」、「文青都愛村上春樹」、「一定要到電影中心看獨立片」等外在形象、消費模式來斷定文藝青年的項目。隨後，亦陸續有潮流雜誌打著文藝的腔調以「文藝風」為噱頭，推介地方、衣服品味等消費品。而對於文藝青年那些的確存在的文藝部分，卻正正被大眾，甚至乎一些文藝青年所忽略。

文藝青年曾為文學圈、文化工業的中堅份子。而近年似乎出現了文藝青年「商業化」的現象，他們變成了文化經濟、創意經濟的消費者，他們消費著文學市場化的產物。然而，他們實際上所生產著的文學氛圍卻往往被遺忘。

把文藝青年「商業」或「商品化」，對某些人來說，是一個帶著貶意的說法。此論文除了旨於討論在新自由主義之下，文藝青年與文化資本累積模式轉變的扣連之外，亦希望討論文藝青年「商業化」之中所生產的生命力，還有他們商業化之外的可能性。

香港文藝青年的原型

在討論現今文藝青年之前，不得不先追溯文藝青年的原型。從歷史開始並不代表要把文藝青年本身的意義簡化成歷史，而是把歷史當成一個入口，一個假設的出發點，從中探索現今與以往文藝青年的接合和結構變化。（Grossberg, 2010）

「文藝青年」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二八年，郭沬若以筆名「麥克昂」在《文化批判》中發表的〈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態度的考察〉，文中批評文藝青年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要求：「文藝青年們應該做一個留聲機器──就是說，應該克服自己舊有的個人主義，而來參加集體的社會運動。」由此推斷，在郭沬若眼中，文藝青年是不應抱著資產階級的意識。他們所生產的文藝應該是一種載有使命以及對社會有益的東西。

除了探索詞源，香港的青年文藝運動不能不從五十年代初「文藝新潮」開始談起。一九五五年《文藝青年》出版，而當時參加出版的工作者如馬朗、崑南等都只是廿歲左右的年青人。到一九五六年至五八年間，都是青年學生文藝運動的醞釀階段。這階段中，一些以大專生為主的文社紛紛出現，青年文運才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中，學生文藝運動以文社結集的方式表現出來，當時出現的文社，有數十個之多。（畢靈，1965）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文壇蓬勃面貌經已形成，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興起，可謂文藝青年風氣最為鼎盛的時期。

從那時開始，結社、談文論藝的青年都稱為文藝青年，他們喜愛寫作、電影和戲劇。正如當年文生文學研究社組織人何源清寫到：「所有文生成員在當時都是文藝青年，熱愛寫作……（吳萱人，2001）」而有關那些結社的文藝青年，他們組織文社、寫作、出刊物，生成整個文社運動在某程度上是新生代對僵化的上一代的反抗，是年青一代對現實環境不滿的表現。據畢靈所寫，成因主要有兩點，而且都離不開當時社會的局勢和氛圍：第一、香港近四百萬人口中，有二百萬是在四六至五零年間從大陸來港的。他們帶來了香港物質上的繁榮，但同時亦做成了思想進步的窒息。第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政治現狀存著一種先天的缺陷。（畢靈，1965）在那個時候，文藝對於他們來說，便是一個抒發自己的出路，他們相信可以透過文藝、文學去抵抗社會的苦悶，因此他們積極出版各類文學刊物，純文學的有《素葉文學》、《秋螢》，以及偏向政治的如《七十年代雙週刊》等。

然而，那時所謂香港的青年文壇，多少總帶點畸形的發展。這個發展既不蓬勃亦不萎縮，倒令人有一個方生未死的印象（吳萱人，2001）。基本上，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是缺少養育文藝的先決條件的。在那時經濟開始騰飛，經濟價值不高的文藝青年是不被重視的。而且，處於殖民地的狀況，以中文為主要語言更是受到歧視。因此，他們主要滿足於自己的內含文化資本和具體文化資本，自己所累積的文藝素養和自資出版的刊物。然而，在沒有社會的認可之下，他們缺少了制度文化資本這一環，與經濟難以扣連（Bourdieu，1986）。

二十一世紀文藝青年

在六十年代末開始，文化、社會與商業已有著愈來愈緊密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一直推動著經濟發展，但亦同時產生著更大的矛盾。因此，由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到現今創意產業的氛圍下，文化與經濟一直以各種方式融合與抗衡。經過多年的轉化，現今香港所出現的文藝青年正正是隨著創意產業的形成而變形的一群。

相較於六、七十年代的文藝青年，現今的文藝青年似乎更常見，亦更易分辨。除了因為時代的變遷，和資訊的流通讓我們對外面的人事更熟悉之外，更重要的是文藝青年的形象愈見鮮明，換句話說，亦更為刻版、單調。當然，一個群體裏面必然存在不同的面貌。然而，大體上，這個群體的而且確呈現著一種可見（Visible）的風格和形象。

▲偽文藝青年的測驗，出自《100毛》第五期

如前所述，自大約二零零八年開始出現的文藝青年指數測驗後，文藝青年在不少論述之中已成為一種可量化和可消費的風格和形象。先以網上流傳的「文藝青年的三十種特質」為例，當中大部分都是關於消費模式，例如衣著、出入的場所和平時的娛樂等。以此例分析，文藝青年已轉化成會否去誠品看書、會否聽雷光夏的歌這類只剩餘符碼的身份。即便是看書、聽音樂、看電影這些原為培養內在修養的活動，也變成了建構形象的符碼。而那些傳統的文社活動、對社會的使命感、文藝的造藝，對分辨一位文藝青年而言已不太重要。他們的消費模式決定了他們的文藝素養。

由此推論，文藝青年這一個較為向內發展的文化群體，在近年被商品、商業轉化成另一個形式再現。先不論他們是主動還是被動，無可否認的是，他們跟其他文化產品一樣，被收編成商品形式的東西。迪克‧何柏第在《次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中談及叛客（punker）的時候亦解釋道：「那些決定投身於引人注目的青年文化的年輕人，同時也返回到常識幫他們安排就緒的位置，就好比他們在電視上與報紙上被再現的形象。正是透過這一持續不斷的恢復過程，斷裂的秩序得以被修復……而其中一個恢復形式就是把次文化符號轉變為大量生產的物品（即轉變成商品形式）（迪克‧何柏第，2003）。」文藝青年，與叛客一樣處於社會的邊緣，是社會上的小眾，亦被主流的價值侵擾和恢復。談到叛客這一群被商品化，迪克‧何柏第提到這是常識幫他們安排就緒的位置。而常識，除了是主流的價值之外，在文藝青年的討論裏，似乎就是文化資本累積的形式、創意產業的生產模式。

在最早期，創意產業仍然以文化工業的形式出現。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欺瞞、壓抑大眾的主要方式，他們利用了千百萬大眾的意識與無意識，大眾只是他們計算的對象，是機器的附屬物，而從來沒有成為文化的主體。他們抨撃文化工業把文化變成推動資本主義工具之一。在這看來，六、七十年代的那群文藝青年，他們靠文字抵抗社會，甚至反帝國主義，正正就是與文化工業走著相反的路線。他們與經濟和資本的關連甚少。

1 2

1.香港《淘寶》雜誌的「打造文青」專題；

2.《100毛》第五期，偽文青手冊；

3.Milk Magazine issue 164 文藝女生の生活解構

直到現在，在文化工業轉變成文化產業後，在資本主義之下，英國於一九九七年出現了強調經濟功能（Economic Function）的創意產業概念，並代替了文化產業（Mommaas 2009, 51; O’Connor 2001, 38）。

創意產業的論述主要把創意視為推動創意經濟的要素，而所有創意階級（包括設計師、作家等）的價值亦在於他們對經濟的影響和貢獻。因此，由文化資本轉變成經濟掛帥的創意資本，文化青年所衍生出來的青年文化也變得質化、商業和商品化。在這層面上，文藝青年所呈現的文化也與約翰．費思克（John Fiske）所評論的大眾文化相似，這項文化的物質性（Materiality）與充斥壓抑的環境下的經濟物質性（Economic Materiality），有著明顯而緊密的關係。文藝青年所創造與繼承的文化，無可避免地轉化成物質，大眾、社會與它的距離愈來愈短。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文藝青年。

他們所有的作品、活動，甚至日常生活亦與經濟無法分割。而作為這段時期的文藝青年，他們的文藝亦離不開經濟。亦因如此，他們的生產與消費都離不開創意經濟的說法。因此，能夠分辨他們的便是與經濟有關的特徵。他們的打扮和消費模式讓他們成為了創意消費者（Creative Consumer）。即便他們是憑藉自己的素養和品味選著消費品，他們好讀某些作家的書，這樣的消費活動亦會被塑造成市場中的一項消費活動。

唾手可得的文藝

「想即時化身文藝青年，不需要狂煲藝術電影、鑽研文學巨著，只需向一身打扮造型着手就okay。ME！主播Jan用幾件簡單穿搭配件，立刻提升書卷味，再以幾句文青標誌性人物作品，融情入景，一股無法言喻的文青氣息就這樣煉成了。」（【ME!】主播示範氣質知性文青look）[2]

文藝青年。是一個被嘲弄的對象；是一個酷愛文化和藝術的特別人種；是一眾打扮入時，流連於書店、電影院、獨立音樂會的年青人。

「『文青』的定義，每個人心裏都不同。他們或許是只懂消費的一群，又可能是文化工業的忠實支持者，他們穿戴得體地出現於『自由野』、誠品、電影中心、Hidden Agenda，全天候 to see and to be seen。」(〈I Love Culture 新文青時代〉《 U Magazine》）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毛澤東曾透徹地分析中國的文化狀況，亦對新文化的發展方向及性質作出探討。與此同時，毛澤東從他所分析的理念出發，析述了文藝的根本，文藝與社會生活的緊密關係。在講話中，他探討了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而這源泉總是離不開社會與革命。他說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銜中反映的產物（譚好哲，1997）。另外，他亦指文藝對生活的反映是能動的反映，它源於生活亦高於生活。因此，毛澤東所提出的文藝，是有內容而不至空洞膚淺，是比單純文學與藝術創作更加深層，是與社會生活及革命息息相關，並不單是旨於自我滿足或是視覺上的愉悅。另外，即便是從西方的論述中，亦不難找到文學、文藝與社會、內在的關係。比方說，以文學、文藝來反映社會的概念早於柏拉圖的學說裏出現。他指出，文藝創作的美感、和諧也必須與「善」結合，文藝是有教化的功能（蔡源煌，2009）。因此，文藝創作本身的功能性不單是風格的表現，也不如以上所節錄出來的說法那麼簡淺。

對於此，即便不是針對於後起的創意產業，但阿多諾也對於文化商業化、單一化這個現象有深刻的批評。他指出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概念，提出文化工業變得複製性、模式化，是從上而下有意識地結合其消費者。文化除了風格之外甚麼都不是。[3]

把討論放到文藝青年這一群。於六、七十年代或之前的文藝青年，文藝是他們由下而上的聲音，主要是從逐漸僵之了的思想裏尋找出口，抵抗殖民地所產生的壓抑。然而，到近年，即使我們不能抹殺現今文藝青年的文藝部分，但他們的風格變得更為有代表性，更為「文藝」。

從近年出現的文藝青年形象，他們有著大體上類似的風格。台灣人氣時裝評論人陳祺勳（2011）所寫的《個人意見之品味教學》亦特意用一章來分析與點評文青的形象及態度。當中，陳祺勳從衣著入手，寫出文青不可或缺的配件—─「眼鏡、T恤和一些必備小品等」，更對文青一詞作出較為深層的分析：

「要裝扮文青look的外表非常簡單，首先不可或缺的是眼鏡，膠框尤佳，如果是金屬框不免看起來像奸商或政客，而顏色的挑選上，我建議你堅守黑棕二色，如果戴大紅的會像會計小姐，白色的則像討人厭裝時尚的會計小姐，不可不慎，便宜的固然好，有一段故事裝在小木盒裏的手工框更棒，因為那眼鏡的高價代表你不是學生，而是平面設計師或甚至廣告人之類文青夢想的工作」──《個人意見之品味教學》

就陳祺勳所分析，文藝青年與膠框眼鏡是分不開的，這亦與香港所流傳的文藝青年形象大同小異。

基本上，近來有關文藝青年的論述或多或少都與消費有關，反而文藝的部分往往被隱沒。對於文藝青年來說，他們的文化資本再不純粹是由文化素養來建立，而是唾手可得的消費品來建立。他們靠著黑框眼鏡、布鞋、布袋來展現自己的文藝特質。他們不再被社會忽略，反而，整個社會都樂意把文藝風掛在口邊。文藝再不如當初有著反抗的力量，文藝是創意產業的一部分，亦是消費主義的一部分。正如列斐伏爾所指出，這個社會充斥著唯美主義，這難道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把先前的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確，它透過交易，以商品的形式表現出來。昨日遭到謾罵的事物，今日成為文化消費品，因此，消費吞噬了原本要賦予意義和指引方向的事物。（列斐伏爾，1971）

由此可見，把文化商品化包括把文藝活動、形式轉成可賣的可供應市場、可賺取利潤的商品，如服裝、空間等。而這樣的商品化令文藝變得唾手可得，亦同是失去了它們的個性和獨特性（Lily Kong，2014）。

以後的文藝與抵抗

然而，即便在資本主義底下醞釀的文化實在無法逃離被商品化的命運。但我們亦不能否認當中得到的推動力和肯定。班雅明曾指出，工業化和科技的引入的而且確令文化商品化加速展開，但同時亦引領到更創新的方向（Hesmondhalgh，2002）。在整個社會都專注於經濟的時候，文藝不再是完全抵抗資本主義，反之，它可以與資本主義共存。矛盾的地方是，即便是共存，文藝本身亦存有抵抗的特質。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提到，日常生活猶如藝術，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是革命性的；在最糟的情況下，它是一間牢房。因此，我們亦不能否定它革命性的部分。

我一再強調，文藝青年的文藝部分是不能否定的。一方面他們在消費，但另一方面，他們亦有積極的生產。例如《字花》、《藝文青》這類的文藝刊物亦一直在生產。另外，煩惱詩社、書寫力量這類的群組在結集。

迎合了市場的文藝風氣，在資本主義的氛圍底下，亦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發展。當香港致力轉化成一個創意城市，分享創意經濟的成果，文藝活動亦可以在這個層面上得到資助。例如油街實現近年讓不少文化團體辦活動，如好想藝術是麵包和生活現場等。另外，以商品形式再現的文藝面貌可更頻繁的出現在日常生活裏，當消費品所傳遞的是文藝風尚、慢生活、樸實的形象時，這樣的消費活動也不多不少給城市開展了多一個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簡樸、慢的生活方式。儘管一切都被收編到資本主義的宰制之中，至少也呈現著一種比較反叛的聲音。

文中注释

[1] Jeph，〈文藝青年〉，《音謀筆記》，2010年9月7日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of0H2xQmY

[3] 原文為：Being nothing other than style.

本文转载自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专题文章“有待認識的年青一代”，原题名为《當代文藝風潮：香港文藝青年商業化》，转载请注明原作者与原始出处，否则将追究责任。

不敢承认自己是文青，是因为现在的「文青」太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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