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知勉行：城市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考

现代城市规划经历了百年左右的发展，我们在忙忙碌碌的规划实践中，似乎很少回过头来审视我们所信奉的理念来自何处，这些理念似乎已固化为教条，我们也在城市化突飞猛进中狂欢，自认为这些成果是规划努力的理所应当，不知危机将会降临，当社会发展转型和大变革叠加而至，无边落木萧萧下，断崖式的困境似乎一夜之间出现…让我们反思，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将向何处去？还是随波逐流？这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可能很不成熟，但愿更深的刺痛能带来更清醒的一丝认识，或是抛砖引玉带来更多的思辨？

理想？现实的批判，消费和景象？

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兴起从一个角度说，主要来自西方对现实的批判。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巨变，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另一方面也给缓慢的城乡发展带来了摧毁和环境的灾难。急剧膨胀的城市最开始是生活的梦魇，格迪斯：“从贫民窟，到半贫民窟，再到超级贫民窟；如此过程，就是城市进化史。” [1]

批判激发了对城市理想模式的追求，对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社会问题的批判催生了一系列规划思想的诞生。建设理想城市的崇高使命成为规划的目标和愿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这种努力的代表，他提出“这种该诅咒的社会和自然的畸形分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 [2]

规划在未变为现实的时候是鼓舞人心的，可能有的人认为规划都是幻想，但规划理想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没有规划，就会产生环境和社会问题。现实和规划构想，“前者包含了被当作必须接受的东西，但其实尚非不可或缺；而后者被想象为有可能存在，但瞬间之后就再也不可能了”。[3]没有实施的理想主义规划，自带乌托邦色彩和悲情，有时更能引发情感共鸣，比如北京建国之初的“梁陈方案”，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总会被拿出来作为现实的比较对象。

在城市扩张期间，物质空间的变化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变化，高楼、立交、公路日新月异，也是最能印证规划理想的证据。然而，一旦变为现实，规划的主要使命已然结束。没有未来物质印证的可能，规划鼓舞人心的魔力也会丧失大半。

不管是否按照规划理想在实施，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物质空间发展从未停下脚步，但城市化的滞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4]物质空间结构逐渐基本成型，空间的物理扩张也在向更新转变，空间形态从变化的主角成为变化的背景。物质空间规划变为现实，落于现实的桎梏。

我们从被自然包围变成被我们创造的物质空间所包围，物质空间和物质空间中充斥的人造物反过来成为影响我们的主要环境。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界，不如说是人造界或人工界。“这是一个人造物或非自然物狂喜的时代”。[5]“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 [6]就像芒福德所隐喻的，“新的办公楼已成为时代的象征，它就像一个装人的文件箱。” [1]为了被纳入交易和管理，所有的人、事、物都被迫编号、贴标签、归类、按规定途径传递、记录、复制、制成档案。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人造物之一，也是通过被纳入编码而制造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打破了不同社会之间的界限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空间，一个抽象的市场化空间。[7]生产关系的再组织不断生产出新的以市场为依托的关系空间、流动空间。[8]交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全世界在生态和经济上相互依赖，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产生了“时空压缩”的感受。[9] “人们由在空间中进行的物品的生产，过渡到了对整个空间的生产”。[10]

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的逻辑高度一致，按照德波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所有的技术力量都被理解为是制造分离的工具，那么我们所遭遇的城市化则为这些技术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为其开发准备了场所。” [11]城市主宰了空间，乡村屈从于城市。消费成为空间增值的主导，照相、电影新媒体手段的发明为消费插上熠熠生光的推销翅膀，从生产领域扩大到生活领域，使用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一种新的三位一体主宰着大都市的景象：金融、保险和广告。”[1] “工业体系已经对大众进行了社会化并使他们成为生产力，这一体系可能还会走得更远，直到实现自我完善，并对大众进行社会化，使他们成为消费力。”[6]城市正是这一驯化的主要场所。

消费主导使得所谓“景象”成为社会显性的符号，①真实被景象所颠倒，“景象并非是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7]景象成为人与人建立关系的主要媒介，似乎掌控了沟通的权利，为了维系掌控媒介的权威，需要制造景象的话题和神话，“颜值”、“网红”打卡，正是将这种制造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努力。“在被真正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7] “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6]支配了城市的形态和气息。

消费、景象的意义已凌驾于物质空间之上，物质空间只有配合和从属这些意义才变得有交换价值。大众认知已被纳入景象符号的秩序，消费的操控使规划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城市规划主要目标是不停地生产“景象”，为消费创造条件。

*①按照黄应全的观点，将居伊·德波的《景象社会》的spectacle一词翻译为景象，虽然不是最妥当，但国内有些译本翻译成景观是不太恰当，很容易彻底误解作者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他认为形象一词更能准确体现该书的意旨，只是考虑作者用了spectacle一词，所以才翻译成景象，翻译成景观一词也很容易和中文常规理解的景观一词产生混淆。笔者认为黄应全的观点更为贴切，在引用时没用照搬张心木翻译的“景观”用词，而采用了“景象”一词替代。资料来源：黄应全.当代资本主义等于形象社会？——如何理解居伊·德波的《景象社会》[J].文艺研究.2009（4）:135

理性？现代的断裂，后现代的反思？

现代城市规划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物，根源上是追求理性的，因为理性是启蒙运动以后绝对的精神力量。西方对理性的尊崇，片面强调了理性的解放力量。柯布西耶说，当代大都市的自由和解放决定性地取决于推行理性秩序 。[9]“但理性并不是一种能对解放作出许诺的东西。” [12]对理性的追求，在现代城市规划上的典型代表就是机械论的实践，是对数学为代表的哲学观念的推崇，方格网矩形的城市道路规划，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到将来，直至天际线消失的地方。[1]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是现代理性规划的代表。

对理性的极致追求，并以此逻辑安排的生产关系带来了发展效率的倍增，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便捷和舒适，但悖论是这些获得是通过非人格化的制度获得的，“在由征服空间的技术带来美好事物与舒适中，在社区生活的形成中，以及在各种可见的国家机构中，充满着具体化的与非人格化的精神。”[13]主体越强调对客体理性的认知，越会反过来对主体的自由进行不断规制和磨灭，“一个巨大的由各种事务与力量构成的组织，割裂了所有的进步、灵性和价值，以便把它们的主体形式转换成一种纯然的物质生活的形式，而个体在这个组织里仅仅变成一个齿轮。”[13]

“这个以理性为根基的制度和法律当然是效率至上的。……机器生产和物质产品将成为不可抗拒的超验力量。” [14]韦伯勾勒了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的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的西方现代社会制度“铁笼”，“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15]

尊奉形式理性原则，不可避免出现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悖论，理性变成控制人的手段，形式理性或称工具理性恰好走到了其反面——非理性。[14]这个悖论也是依靠形式理性生存的规划不可避免的。

“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昄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打那以后，‘现代’一词在内涵上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16]

“如果说，前现代性主要根植于乡村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话，现代性，将其全部的实践力量部署在世俗化的都市中——现代生活，既是世俗化的，也是都市化的。都市既是现代性的载体，也是其表征、内容和果实。” [14]现代生活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文化的断裂，城市的面貌伴随着这些断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是在以往城市历史基础上发生的，最终展现的也可以说是拼贴和融合。

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主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一种历史的断裂，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规划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景观，从芝加哥、纽约到上海浦东、深圳和迪拜，高楼林立的景观是现代主义所独有的，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断裂，实际上切断了20世纪晚期人们心目中与传统的重要联系，这是一种很难修复的断裂。对于功能主义的选择，是不能通过返回本土风格，或是形式化的新古典主义，或任何历史折衷主义的形式，而获得的。”[17]罗西[18]、西特[19]等试图从历史的正当性和艺术性中找到遵循的原则来解决历史断裂的问题，这些尝试和抗争，在资本的洪流面前，似乎只能成为消费、景象主导的装饰花朵，被纳入和收编到商品万花筒的货架上。

“在历史主义中，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对启蒙现代主义和浪漫现代主义的积极克服”。[12]代表现代主义的是元叙事和元语言方法，依靠的是宏大叙事，按照利奥塔尔的观点，“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20] “科学和哲学必须抛弃自己宏大的形而上学的主张，更加谦恭地把自身看成只不过是另一套叙事。”[9]现代规划的语言是典型的元叙事表达方式，必然受到后现代的批判。后现代规划更加关注体验性的、地方性的以及符合历史文脉的直观知识，更强调多样性、差异性和多元化。[21]比如雅各布斯1961年发表的《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被认为是最早、最有力、最有影响的反现代主义的书籍之一。[9]但后现代不可能通过克服现代性而逃脱现代性，二者是交互寄生的，“这种寄生主义可以界定为现代主义的解构”。[12]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后现代所表现的不同面孔，与一种较广泛的现代性及其精神有着联系。[22]

后现代曾在国内大陆建筑界因传统形式的拼贴掀起短暂热潮，但在城市规划领域后现代的讨论并没有展开，孙施文认为，我们城市规划无论在思想、观念、手段、方法上，还处在前现代阶段，需要启蒙和现代化。[23]由于东西方文化、现代主义发展进程的巨大差异，其实我们无法套用西方对启蒙、现代和后现代阶段的发展逻辑来描述我们自身发展的变化。核心是对理性的认识存在根本差异，邓晓芒提出，“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基本没有‘理性’这个词……把理学，或者说是把中国的‘理’误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这个是中国近代哲学最大的误会。”[24]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城市规划在工具层面不得不依靠元叙事的逻辑，如果质疑这种逻辑自洽，无异自己打脸，所以规划的具体文本不可能是多样、分裂、拼贴的。

如果硬要相比，以对元叙事观点的变化作为节点来划分可能会是一种有趣的参照。五四运动姑且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新中国建国可以作为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标志，因为在事实上确立了国家相对一统的元叙事哲学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5]是否表明对元叙事的超越，开启后现代的多元并置？

范式？分工的碎片，规则的异化？

根据库恩的理论，如果我们研究任何科学分支，都可以发现它们有明确的基础理论、概念或假设，这些基础理论构成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世界观，这些持久的世界观就是库恩所谓的范式。

按照泰勒的观点，“从严格意义上讲，城镇规划并非一门科学（正如一些人坚持说的那样，甚至不是一门社会学科）。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的道德、政治和审美价值观的驱使下，针对塑造物质环境的社会行动。换言之，城镇规划是一种‘道德’（政治）实践,当然了，为了追求实现某些有价值的目标，城镇规划应当借鉴相关科学认识。”[26]借鉴库恩的范式概念，延伸描述城市规划的价值观和伦理关系的变化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规划行为所采取的操作技能方式看，的确逐步形成了相对模式化的套路，姑且用所谓范式的概念看待，泰勒认为，规划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按照这种观点，规划主要形成了三种范式，一种是用建筑设计的方法来设计城市，唯一的区别是城市规划是整个城市尺度的建筑，或者城市的一部分，而非建筑单体；二是系统性和理性规划的观点，这种概念意味着技能和技术随之转变，因为城市规划的目标成为试图控制和规划更为复杂和动态的系统，主要理论来源是控制论，[27]所以需要使用更为严谨的科学分析方法，利用计算机建立数学模型和参数、闭环流程控制成为规划技能的主角；三是对城市规划师角色认知的转变，城市规划是包含利益分配的政治过程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可，城市规划师的角色成为一个管理和协调者，交往和互动在规划中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直到今天，我们主要依靠上述三种所谓范式的操作技能来应付发展的变化，没有大的改变，目前似乎也看不到改变的端倪。

1671年，法国皇家建筑学会成立，②经历了2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的1909年左右，欧美有关城市规划专业才在大学单独设立，③英国城市规划协会成立于1914年，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市政工程协会与皇家特许调查员协会联合组建。[28]但是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拒绝成立一个独立的职业规划师团体，他们认为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实践已包含在他们的工作当中。[21]从大的传承脉络看，城市规划专业主要是从建筑专业生长出来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地理等专业给予的营养也颇多。

在中国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成立新中国大陆第一个城市规划教研室。1953年即有首批城市计划与经营专业学生毕业。1956年第一个成立了“城市规划专业”。[29]上个世纪50年代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高等院校仅两所，70年代发展至7所，80-90年代初，发展到29所。[30]到2020年，全国共有249所院校开设城乡规划专业。[31]

专业的发展和细分，实际上是分工细化需求的反映，一方面，分工的细化来源于竞争和管理的需求，使得细分领域更加专业化，反映了行业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分工的细化是对知识权力的撕扯和争夺，导致专业的碎片化，正如西美尔所说“在某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个体文化中灵性、精巧和理想主义的畏缩。这个矛盾根本上源于正在增长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要求个人在技艺单方面地发展，而单方面的发展意味着个体人性上的不完整”。[32]

城市规划在专业领域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库和语言模式，而且依赖这些术语和行文方式形成所谓固化的专业语言。一方面，专业语言的形成为学术交流提供了基础，提高了专业发展的效率，但另一方面由于专业语言的逐步固化，会造成与整体社会交流的阻隔和脱节，特别是没有经历专业分化的从业人员直接从学习状态就进入专业领域，很容易被专业的狭窄视野和职业分工的岗位要求所束缚，不知职业分工的来源和目的。“劳动分工越专门化，他们的劳动就越异化，人们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定的功能”。[33]细分专业的碎片化特征，有时使得规划目标和结果南辕北辙，整体有机性荡然无存。“有精细的实地测量工具和精确的技术手段却没有想过理性科学的目标和最终被社会可用的可能性”。[1]

*②在法国，学会是由国家授权成立的。建筑学会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些强制性的建筑理论条规，这些条规要在一周两次的公开演讲中被详细地加以解释，用以对年轻建筑师进行教育。这些做法，使得皇家建筑学会成为了第一家进行系统建筑教育的学术机构，因而，也可以将它看作是大学建筑系教学体系的“先驱”。资料来源：［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 著，王贵祥 译.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2

③1909年，利物浦大学成立了一个市政设计系（Department of Civic Design）。1914年，英国第二所规划学院成立，城市规划协会也成立于1914年，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市政工程协会与皇家特许调查员协会联合组建。1909年，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规划课程，1929年，才拥有一个独立的系。美国城市规划协会成立于1917年。资料来源：[英]彼得·霍尔著 童明 译. 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354-355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出，人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劳动已经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对立。[34]如果只是借用异化的概念，将城市规划作为人劳动的产物来看待，则其异化是不可避免。规划活动的直接产物是规划文本，文本是由规划语言组成的，文本的核心是依据规划语言逻辑组织和编码形成的各种规则。

比如功能分区，梁鹤年认为功能分区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为了应对工业城市急剧增长、土地利用杂乱无章、工厂高度污染和城市基础设施薄弱。而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划分用地功能控制的手法已不适应当今土地混合利用的发展需求，可是“到了今天，功能分区积习难改，好像变成了规划的‘硬道理’”。[35]说明功能分区开始是作为原则，逐渐变为规则，再由实践不断固化，逐步异化。

大的规划规则不断衍生出细分的规则，规则不断繁衍出各种标准，作为强化规则的具体手段，制定统一的标准为统一的空间生产奠定了基础。按照规划标准生产的空间变为现实后，标准已从人的规划对象，演变为人再规划空间的先决条件，从而必然产生标准的滞后与发展创新的矛盾，表面看是标准不适应发展的问题，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标准已经异化，异化到人已经被其束缚，标准的改变只能是饮鸩止渴，不管怎么改，我们已变得没有标准寸步难行，标准已成为主宰。

规则的异化使城市规划的消极作用凸显。在西方，霍尔感叹，“在半个多世纪的官僚体制的实践中，城市规划已降格成为一种消极的规则机器，用来扼杀所有的创造性和原创性。”[28]贝利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模式上更加系统化，“领导和行政命令至关重要。…在这种方式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既是官僚主义的，又是标准化的”。[36]在国内，发展改革部门基于经济发展逻辑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部门基于空间功能分类逻辑的城市规划、国土部门基于土地利用逻辑的国土规划难于整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自行政部门标准化的异化，变成人主观能动最大的客观阻力。

行业？行政的分合，蜕分的学科

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讨论，1955年人大正式通过。2005年，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体系。2010年，发改部门组织编制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1952年，新中国成立建筑工程部，2008年，建设部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规划的主导权一直稳定在建设主管部门，随着城市化的大发展，规划作用的愈发重要，地方上城市规划部门从建设部门单独分离出来。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和不协调等问题，空间规划从城市又扩大到城乡。198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开始编制土地利用规划。④新中国建立近70年，规划管理主要形成了城市规划、国土、发改部门规划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相互制衡的局面。

2018年空间规划管理体制迎来大的机构改革，空间规划权力整合，全部转到以国土部门为主成立的自然资源部，原来隶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管理和指导的城市规划编制、管理以及相关学科的从业人员全部换了从属。仓促面对这种巨大变化，行业和学科整合准备不足，行政新旧之间、行政和学界之间、学界彼此之间颇多争议和暗流。⑤比如2021年1月，国家有关部门拟将原注册城乡规划师由准入类调整为评价类，更名为国土空间规划师，2021年底注册城乡规划师维持了原名称，也维持了准入类。⑥这种调整的前后摇摆，潜在反映了由于管理部门更迭造成的行业整合断裂纷争。加之房地产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宏观背景下，多个巨无霸房地产企业纷纷面临破产，各种因素叠加影响，行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④1953年建筑工程部建设局成立，下设城市规划处，主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同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设立城市建设计划局，下设城市规划处。1954年，国家建设委员会成立，国家计委建设计划局划归国家建设委员会领导。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规划行业的管理主导权主要在建设部门，同时在计划部门有些交叉。改革开放后，1982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建工总局、测绘总局合并，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8年，撤销城乡环境建设部，组建建设部。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年，建设部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规划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国家部委层面一直基本稳定在建设部，2007年10月，城市规划法修订为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施行。198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各地开始编制土地利用规划，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土地规划编制体系，1998年，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具体的空间规划管理，城市规划部门主导管理功能和形态，国土部门主导管理权属、权益和用途。资料来源：邹德慈.等 著. 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研究—总报告及大事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89,,90，91,233，286

⑤2021年9月26日，权力整合后的自然资源部，为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学科建设，利用规划年会时机，在成都市召开了规划学科建设的座谈会，主管部领导出席，众多高校老师参加。据说会上行政和学界对学科发展的思路颇多争议，在业内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资料来源：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加强规划学科建设.自然资源报，2021年9月29日。

2021年12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文对任期已满的30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进行换届，全国城市规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担任。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

⑥1999年，人事部和建设部印发《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2017年更名为注册城乡规划师。2021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在网上公示新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拟将原注册城乡规划师由准入类调整为评价类，更名为国土空间规划师，引起轩然大波，准入类是拿到证书才能进入相关行业的工作岗位，水平评价类代表了技术实力的高低，没有强制性的工作要求，这样调整势必将对已注册的规划师利益造成损失，因反对声浪太大等原因，2021年底正式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版）》，注册城乡规划师维持了原名称，也维持了准入类。原注册城乡规划师的实施部门为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保部、中国城市规划协会，2019年，实施部门改为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行业协会。表面上注册规划师类别和名称的变动的争议，是主管部委和行业协会改变造成的，其实反映了，因长期分工和技术标准异化，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化的从业人员群体分野，一旦当行政整合打破了这种分野，新的秩序和格局尚未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原各利益群体为争取在新格局下的有利地位，必然会形成利益之争。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梁启超先生认为，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变期（灭）。”[37]规划学科发展似乎也逃不脱这个规律。前几年规划学会年会近万人的参与，[38]相比很多学科而言似乎正处于繁荣期。

然而，规划学科发展的根源从来都是令人忧虑的，巴蒂深刻的点出了其基础性的困境，与历史更为悠久的专业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并非基于任何坚固的理论实体之上，而是“社会学科延展支撑的传统建筑决定论”。[39]海塔尔和法卢迪等人研究提出，“存在一些规划中的理论，而没有规划的理论”。[39]“一个统一的规划理论完全是一个虚妄的想象，就如韦达夫斯基的经典论断一样：如果规划什么都是，那么规划什么都不是。”[40]

而在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带来的规划实践繁荣，行业乐观情绪爆棚，怎会让人反思学科根源和忧患。2011年，城乡规划和景观从建筑学下面的2级学科变成1级学科，2012年吴良镛先生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似乎昭示了行业繁荣进入高峰期，但也预示着行业进入了梁启超先生对思潮的分期判断，进入“蜕分期”，“更进则进入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的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 [37]城市规划的大道理似乎鲜有新意，无非是在换汤不换药地玩弄新名词，赶上时代的时髦，跨学科发展似乎层出不穷，但所呈现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不知所云。

2021年10月，非传统建筑老四校的北京大学公示了4个拟新增的博士点，其中之一是在1级学科地理学下面增设2级学科国土空间规划。[41]虽然有传统优势的学校对学科内容随行政管理改变还是有一定抵触情绪的，但没有以前关系优势的学校可能看到了学科设置变化带来的机会。行政的分合转换，反映到学科认识的分化，学科发展也可能进入了衰变期，“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37]

随着城市规划专业在大学和学术体系内的建设，学术和实践的分离、隔阂逐渐加大。城市规划学科水平的判断，刚开始是依赖于自身实践成果，随着科学技术主宰世界时代的来临，越来越依赖所谓学术角度的评价，而所谓学术角度是以是否“科学”来评判的。哈耶克指出：物理和生物学特殊的严密性和确定性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诲和术语。由此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42]在科学主义霸权的笼罩下，似乎只有将研究套进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模板才显得科学，城市规划学科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像一个智力游戏，正如霍尔观察到的，许多得到高度评价的规划著作和文章，对于行业实践者来说，是完全无关的，甚至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规划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令人失望，而这是现在不得不说的一个重要的、未能解决的问题”。[28]由于规划是个衍生学科，自然很难有原创的理论，学术的常态只能是参照、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而应用的学术评价则很容易堕入社会知名度、工作量和实践者地位的比拼。

学术从实践中越来越后退，而实践者也不会真心将学术作为进身之本来做，“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就显得不学术”，[43]学术的价值是显得学术，所以要将实践的罗列装在不同学术标签的包装盒中，拿给世人看，作为推广能力的“颜值”展示。这种分离，使得实践也越来越沦为以往经验的教条。

未来？建筑决定论，回到起点？

2016年到2020年，5所高校撤销城乡规划本科专业，12所高校撤销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本科专业。[44]2022年，房地产著名微信公众号“壹地产”一篇“土木系也走进黑铁时代”[45]再次深深戳痛从业人员疲惫的神经，土木工程专业高考招生分数大幅度跳水，印证了整体行业的衰落。正视现实是痛苦的，但也是清醒的，可怕的是很多人还蜷缩在往日繁荣的余辉里喘息，虽然寻找的方向是迷茫的，可能是与不可见的和不可能的自我进行的观念上的夜战，但寻找出路是行业的自尊所在。

我们可能面临的情况没有任何改观，还是科学技术、社会学科延展支撑的建筑决定论。当霍金提出“哲学已死”，说明科学的发展已远远将哲学甩在后面，[46]社会学科的新鲜营养可能几乎断供，同时，我们对以往社会学科知识的整体性、延伸发展与城市规划学科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尚在持表度天的阶段。

空间非物质化已成为长在空间物质上巨大的蘑菇云，反过来笼罩着物质空间，生活的非物质化和虚拟化已成趋势。[47]但行业的空间经验和视野骨子里还局限于物质空间本身，对非物质空间的不断长大不知所措，既怕丧失跟进新发展带来的机会，又怕丢失了自身的专业基本，房地产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使我们已然没有大发展时期试错的勇气，最后环顾四周，怅然若失。

我们能否有所收获，思索行业的发展，追求理论思考，考夫曼对艺术理论的作用给出的结论会为我们增强前行的信心：“…不是别的，无非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达，并且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为自身所处的时代指明方向，而在于，事实上，为后人提供一块过往岁月精神宝藏的界标。”[17]

图2：[加拿大]乔舒亚•巴克曼.漫画，

资料来源：乔舒亚•巴克曼 著，朱一凡 译.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四川文艺出版[M].2021:226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未来努力方向何在？学科的基础和地位决定了只能是主流社会价值导向的落实。由于标准的异化，期望整合发改、规划、国土的企图仍旧会面临已固化教条的抵抗，整体重构几乎已变成不可能，只能在弥合和局部整合中艰难前行。规划实践仍旧主要是泰勒总结的三种范式应付现实任务需求，由于缺乏大规模、大尺度空间改变的现实支撑，只能越来越回归实用主义的建筑决定论，主要通过产品的“颜值”形象赢得自身的价值，迎合这个消费和景象社会的需求。唯一有巨大诱惑力的领域可能是虚拟空间的增长，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再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在城市发展中资本扩张的逻辑，当实体空间和实体空间中的活动的过度累积都出现极限，资本需要通过创造新的空间来征服空间，虚拟空间正是这种新的空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明，为虚拟空间的发展开创了条件，和实体城市的建构逻辑类似，虚拟空间的建构，开始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然后提出是“孪生城市”，最新提出的“元宇宙”概念，标志了资本全面占领虚拟空间的决心，虚拟空间的不断扩张会与实体空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规划在虚拟空间的创造中已不是主角，但即使是配角，发展前景的巨大也会令人颤栗，与科学技术扩散碎片的链接似乎尚能搭上社会主流趋势的列车。如何判断和应对这些变化是行业的价值所在。

回顾现代规划思想的兴起，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对现实的批判，当我们面临困境之时，是否应该回到起点寻找力量？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规划行业的发展，不知为何，似乎不得不笼罩在乡愿的氛围之下，混沌下未见犀利的霞光，明知问题重重，但大家只能“点赞”，皇帝的新装变得见怪不怪。另一方面，如同资本的过度积累趋势一样，行业也存在过度积累的问题，以前是靠增量发展为此找到出路，当行业整体萎缩的情况下，行业内部存量格局调整竞争加剧，潮水退去，河床裸露，尽显充满江湖味道的势力割据、既得利益者固守的礁石，虽然无奈和矛盾不断泛起，但表面上却如死水般的沉寂。

规划必须有批评，这可能是找到行业前进精神动力的源泉之一，不能总是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作为护身符，希望热爱城市规划行业的人能像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文人”，“不应该随和，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48]也许，我们现在都找不到所非和所憎，陷入无从。还是想用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想表达的作为结语，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发现能够战胜所有危机的理由，“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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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笔记

作者 | 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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