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杨俊宴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学术对话主持人 )
在当下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并行的时代语境中，城市空间的内涵与形态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通过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对大尺度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和营造变得越来越难。城市设计的工作领域从以往传统的单一空间层面慢慢拓展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空间层面，从以往静态物质空间慢慢拓展到了动态快节奏的城市复杂巨系统。在信息化的快速时代，社会经济运行越来越快速高效，传统的城市设计受到了什么冲击？这是城市设计界一直在思考的。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新兴大数据在采集来源、规模范围、时效性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优势，这种变化有推动城市设计从量变到质变发展的可能性。数字化技术的灰犀牛向我们冲来的时候，城市设计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城市设计未来发展可能会有这样几个趋势：一是全尺度化，在数字化技术集成的支撑下，城市设计完全打破了空间尺度的界限，同时可以优化设计各种尺度的三维空间形态，对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进行协同设计。二是精细化，在城市设计空间范围扩大的同时，保持了高精度和高粒度层次。三是人本化，城市设计要以人民为核心，那么人民在哪里？游憩活动在哪里？通勤圈在哪里？能否以更深入真实的人群视角和更宽阔的动态视野来揭示城市复杂形态背后的城市公共活动演化和动态聚散的结构性规律？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内容予以科学认知的话，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摸清楚城市规律，城市设计会不会比现在更美好？四是经验量化，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将传统城市设计中的经验判断转化成一种量化分析基础上的判断，包括量化空间、量化山水、量化历史等。
归纳近年在城市设计的数字化方法探索，有城市空间形态定量的分析、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动态结构分析、通过城市物理环境研究在城市设计中热环境、风环境对于城市品质提升的促进，以及历史地图的历史全信息定量分析，还有对于网络词频的分析，通过国内外人群对于这些地区的关注度以及关联度的分析，通过词频分析来研究空间特色，还有街景图片的识别来分析城市设计内在的空间规律和空间品质的规律。
城市设计百年来演进的线索本质上就是以设计师为核心的英雄主义模式转型成以受众用户的体验为核心的模式。城市设计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未来的谋划，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多地尊重其受众用户的理性？尤其是作为个体市民的理性，我想我们的城市设计创新，其实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谋划不同人的需求、他们的理性选择、理性规律是什么？当我们把城市千千万万的各种理性都能够汇集的话，那么我们做的理性判断更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你尊重他们的理性，他们也会尊重你的理性，这是互通的，慢慢达成的自适应下逐步修正的理性综合的过程，我称之为“对理性的理性”。
在数字化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科学的交给科学，把人的交给人？什么是交给科学？就是客观而复杂的理性分析完全可以交给数字化技术来做，延伸设计师的触觉采集海量用户的体验反馈，建构城市设计的理性沙盘。什么是交给人？在理性沙盘的基础上，最后设计的价值判断还是交还给人。这应该是人机互动的一种更好的诠释。城市设计现在正沿着哲学思维中的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曲线往人性回归。在数字化条件下设计师会更加关注人文关怀，这是我对数字化城市设计背后内核的理解。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年会王建国院士提出城市设计的四代范型，并进而谈到第四代城市设计范型为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引发了学界对城市设计创新的进一步思考。当城市设计的新变革迎面而来时，我们业界和学界应该如何应对呢？在数字化时代，城市设计的种种创新为规划学科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遇，也向城市设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提出了新的命题，需要热潮下的冷思考，需要进一步价值和学理的探讨。因此我们今天举办这场题为“第四代城市设计的创新与实践”的学术对话，共同讨论未来城市设计发展的创新和方向。
袁奇峰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
我们这代城市规划师生活在一个城市大拓展、空间大重构的时代。像珠江新城CBD这样巨大的工程，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实现了，所以可以有机会去回过头看自己所做的设计，自然就会有很多经验与教训让我们的认知与教科书很不一样。
城乡规划学科脱胎于建筑学，城市设计是建筑师们可以借以介入到城市尺度的工具。但是设计城市和设计建筑是很不一样的，建筑的业主是确定的，建设边界也很清晰，而城市设计面对的是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情景，具体项目的业主也是不确定的。
城市设计可以理解为一个沙盘，它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在城市开发之前有一个模拟的过程，可以系统地思考开发项目可能的内容构成、空间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后果，是形成地方发展共识的工具，但是要明白，城市设计的实施和设计肯定会有很大的差距。
不可否认，一开始的设计如果能够把握住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么城市设计的实现度就会好一些。通过学习成功案例、对场地及其与城市的关系的现状的把握，在城市设计之初通过大数据分析现状城市结构、评估过往的规划设计的效用是很有效的。好的工具可以在建构沙盘的过程中更好地回应城市问题和修正规划设计，让我们在向权力、资本讲述真理时有更科学准确的依据。但是大数据本身只是进行空间决策的辅助工具，不能代替我们对未来做出判断。
看百度地图的热力图，广州城市人口活动的重心是珠江新城；但是用手机信令全数据做出来，重心仍然在老城区。结论是：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的人群已经转移到新区，广州用新空间承载了城市新的功能，吸纳了新的人口。老城的居民还是那样活着，新功能催生新城区，出现了一帮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空间，这是城市和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代际，它代表着新的增量。
大数据研究很重要，但是价值判断更重要。珠江新城1999年做规划检讨的时候，从现状分析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个需求，有人大代表提出要把商务区改为居住区。那个时候广州的写字楼供应量是过剩的，但是后来我们多建了800多万m2的写字楼，现在全部销售完成，这些需求是哪里来的？这是因为广州的经济从2000年的2940亿GDP增长到现在21000亿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功能增量。
现实社会是一个基于多元立场、多主体决策的系统，也需要有一些人站在总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需要政府制定游戏规则来控制，这两者相互博弈的结果才是现实的城市。不要过于崇拜数字，即将到来的AI时代给了精英更大的干预社会的能力，但是恰恰很可能把社会的多元性弄没了，这反而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城市设计是关于空间的公共决策，所以不是领导和设计师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第一要对城市发展的趋势有明确的把握；第二要通过好的设计方案说服领导和公众，创造出大家愿意接受的梦想。只有把城市设计做到别人的心里去，变成社会的空间想象，才可能付诸实施；第三要持续维护，有耐心和大家一起守望这个可能性。
田宝江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 )
(1)第四代城市设计不是简单的升级换代
我认为，所谓的第四代城市设计，与平时我们用的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换代不同，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它一定包含了前代所有的功能，可以完全替代前代产品，而第四代城市设计只是在当前的发展阶段结合新技术的一种新的动态，与前面几代城市设计并不是一种取代的关系。比如，第四代城市设计也要涉及到生态的内容、也要用到传统的美学的东西、形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代城市设计是发展、是延伸，而不是去取代前面的任何一代。城市设计在不断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采取的策略或者技术手段不一样，比如第一代传统的城市设计，是对欧洲传统空间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提炼出城市建设的艺术和美学原则。但是这种美的定义有某种强加的意味，设计师认为美，老百姓或使用者不一定认为美；第二代到了功能主义，认为住宅就是一个居住的机器，也不太考虑人的感受；第三代城市设计强调生态和多元，开始考虑人的感受了，提出城市空间的可意象性；第四代城市设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城市设计相结合，通过大数据的优势，把人的活动特征和活动状况进行采集，用数据的方法来描述、分析人的需求与人的活动规律，从而使得城市设计最大限度满足人的使用需求。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城市设计是一个从精英操作逐步走向尊重用户体验和使用需求的过程，即逐步落实以人为本的过程，这是前面几代城市设计发展的基本脉络。
(2)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城市设计过程
城市设计强调空间形态的整体和谐，但是这种形态的完整性和人们真正能体会到的空间往往是脱节的。比如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城市设计，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市是一个完整的飞机造型，但是这个形态落到人的视点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这种图纸感受和实际空间感受的差异，在城市设计中经常存在。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为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断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借助人工智能、VR技术等，在设计阶段就可以较为直观的进行空间模拟和使用体验，利用大数据进行空间中人的行为模拟与分析，从平面的图纸空间进入到三维乃至四维的使用空间。新技术和大数据为优化城市设计过程提供了新的工具。
(3)新的经济业态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对未来的空间使用带来影响
新时代的城市设计一定要考虑到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新业态、新的生活方式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并做出应对。城市空间是承载我们生活的容器，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这个空间的形态必然会随之改变。比如停车位规划，按照现行的技术规范，每100m2商业面积要配一个车位，按照这个要求，城市中心区要配建大量的停车场(库)，但如果按照滴滴打车这种共享经济模式，1000个人只要30辆车就够了。按照这种模式，未来全球只需要5000万辆车就够了，那还用不用建那么多停车场？新的业态、新的网络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冲击，必然会带来空间使用形式乃至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变，第四代城市设计要在应对这种新的变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刘博敏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
城市设计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与品质，而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物质形态空间与空间场所中活动着人群的集合。我们日常的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比较关注的都是物质层面的空间，如建筑、开放空间、园林绿化等。当我们将城市空间与空间中的人视为一体时，城市设计对象就从“空间”转换为“人·空间”，其本质就是动态的了。虽然数据信息对空间形式的影响并不鲜明，但对空间中人的行为影响是巨大的，有时似乎虚拟的数字信息比人本身更为重要，就像失去了身份证的你，很难在机场、火车站证明你自己的合法性。现在数字信息对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与手机连接的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手机信息已成为影响人们出行、购物、就餐、旅游等选择的重要依据。
空间中人的行为可视为是数字信息的间接反映，在现今的城市设计中，信息也就成为空间产出的一种新形式，如人们手机里看到的城市，数字信息的逻辑与方法已开始渗透到城市设计实践中。传统城市设计方式是通过空间形态的改变来影响空间中人的行为，当今的城市设计方案常常被公共平台中的信息引导，国内多个城市出现的“新天地”、不同城市出现同质化类型的楼盘与城市中涌现出的高铁车站新城现象，本质上都是城市建设决策者们相信了“信息”；其次，数字开始成为城市设计成果产出的部分，空间设计使用的品质可以通过“数字”表现出来，如住宅日照分析、交通容量分析、居民10分钟步行出行圈等，方案设计目标可能是空间布局与形式，方案能否通过常常是由这些“设计出来”的数字成果所决定；同样，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反而要求用于规划管理的方案简单、直接，城市设计出的“数据”在这方面会呈现明显的优势，建筑高度、容积率与路网密度指标，都在证明空间设计中“数据”管控的有效性。
数据推动的东西带动了社会的转型，你参与也好、回到传统方式也好，不管怎么样，社会在变，你必须得跟着变，城市设计也不例外。城市设计不管是策略性还是务实性的，其目标一定是探讨城市未来趋好的可能性，它最重要的意图是想把城市发展现状的景观、空间水平、环境品质做得更好。地方政府希望将城市设计中合理的东西放到控规里面确定下来，以弥补传统规划管控的局限性，所以越来越多的量化内容纳入到城市设计成果要求中，如开发强度、建筑形态与高度、交通容量、环境日照等。数字量化技术方法的运用可以增强城市设计分析的理性与研究多元要素的关联性，而城市设计如何运用好这些方法仍存在一定挑战。城市设计中数据技术方式运用的原理本质是“算法”，也就是城市设计关注的主要要素可被量化评价，评价出来的结果存在着相对好或者更好，科学的说法是更加理性。理性这东西是有杀伤力的，它会消灭其他被认为不理性的东西，反过来这些不理性的东西同样也存在着生存的必要性，就像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其强大机器原理导向下的现代城市肌理，吞食了简·雅各布斯倡导的“苏荷街区”混合式肌理，使得国际新城发展趋同。各种设备相互联网，城市进入万物感知的时代，城市设计团队规划信息的选择面变大，能够展示的东西就越多，过多的信息会导致设计师无法选择。量化技术与大数据分析能给城市设计提供措施决择的理性依据，但并不能解决物质空间设计方案的特色问题，这是数据时代城市设计的痛点。
朱荣远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
数字化规划设计工具和方法出现之后，让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关注城市生长的过程，在优化城市空间生长过程中发现并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并在建成后的运用管理中继续使用这些过程数据。
雄安新区在做理想模型的时候曾邀请深圳的小库人工智能建筑平台公司参与做过一些城市设计过程的算法推演，我认为数字化设计工具的好处在设计初期，它可以替代人完成大量繁琐、重复的工作。比如说不同场所之间的组合关系，存在无穷多的可能性，但是到底哪一种是最接近理想的呢？以往是凭积累的经验或尝试几种可能性进行选择。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工具只需要把理想的交通模式、就业与生活关系等设计意图作为算法运算的原则，推演场所和场所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空间组合关系，这种具有设计逻辑的运算可以在满足同样设计目的的前提下，推算出很多不同的结果，帮助我们把大量靠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务性的事情做了，设计师就可以像点菜单一样进行后期的设计决策。
我们可以把小学、小公园、超市、公交站几种要素的规律进行识别，如：老人去接小孩，放学前要在校前公园等待，接到小孩后再到公园里面跑一跑、放放风，然后顺带买点菜回去，设计师把这种活动的规律识别出来变成算法，人工智能就会以此算法帮你做出很多判断。
多年的实践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及时发现与及时修正是城市设计一个最关键的内容，而不是机械逻辑去死守那张本该调整的蓝图。因为我们无法在今天预测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心中的未来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去假想的未来，在事中及时修正设计是必然的和最该做的事。我关注在事中和事后数字化设计平台采集或积累数据，可以带来的那种回馈响应、可供及时判断和修正优化的决策参考能力，可以不断快速运算所得出的各种调整方案。城市设计不只是静态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方法作为伴随城市生长的工具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把传统的城市设计比喻为中医的话，现在的数字化设计方法似乎可以被比喻为西医，中医的望闻问切，那是真实的人与人的对话，是有价值的信息交互。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判断很混沌、很模糊却很整体，即便人工智能存在“深度学习”的功能，但模拟中医那样的混沌和模糊判断还是无法替代的，这就是人为设计的妙处。设计城市对未来空间的社会承诺，是一个少数人对多数人未来生活方式的承诺，无论人工智能的技术多先进，这种承诺是人类不断思想未来的结果，不是人工智能设计可以替代的。同时设计未来的答案是多解的，人工智能设计是基于设计人经验集成的算法，数字化设计工具和方法支持的也只是在最终决策前的辅助设计工作，替代不了人对未来的假想和决策，传统的人为的城市设计方法依旧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设计算法的迭代演进，我们的设计城市方法肯定是要变化甚至可能是要有重大的变化，就像Autocad改变了我们画图的方式，我们需要关注类似小库公司那样的人工智能设计工具，关注它替代了规划师或者建筑师的哪些工作？
张宇星
( 深圳市罗湖区政协副主席，深圳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
新一代城市设计，应当建构与未来城市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为未来城市来临做准备。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一是生产未来的城市设计。从1851年第一栋现代建筑伦敦世博会“水晶宫”诞生，到1923年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发出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第一份宣言，现代主义城市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需要诞生的。现在，也许正处在下一个文明到来的转折点上：(1)大规模批量化的物质生产将面临终结。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大批量工业化生产基础上的，以生产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目标，可是当全球所有地方即将建满，再进行反复的空间修复，这个代价将会很高，地球的资源也不可能承载，因此必须转换生产方式；(2)非物质性的虚拟物品生产将成为方向。与物质产品关联的数据服务是未来虚拟产品的一种形式，但也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数据形态，即有智能、与物质世界完全混合的虚拟现实数据态(比如VR/AR/MR等，所有“虚拟东西”看得见甚至摸得到，但却没有重力，也是一种真实)；(3)未来城市空间需要创新以适应未来生产。如果非物质形式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成为主导，未来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必将走向虚拟化。物质空间仍然存在，但有可能反向变成虚拟化社会空间的基础设施；(4)城市设计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未来的工具。当现代主义城市走向终结，与之相关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原理也将失效。我们现在做的一切比如大数据城市设计，都是在为未来城市的来临做准备，可以提前生产出一些未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空间原型。
二是多元理性的城市设计。所谓城市理性就是每个人、机构或者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算法逻辑对城市价值所进行的综合计算。未来城市设计将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技术理性(狭义的城市设计)，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超越于所有理性之上的理性(广义的城市设计)，多元理性将成为基础性的价值观：(1)理性的博弈平衡是未来城市常态。至少有5种理性，即规划学科所代表的技术理性、城市政府所代表的公共理性、商业机构所代表的市场理性、普通市民所代表的个体理性、被缺位代言的生态自然理性等，它们都应当是未来城市价值计算的合法因子。一个城市的正常状态应当是由多种理性因子同时控制，而城市设计也可以对目前已经被单一因子扭曲的规划价值观体系起到修正作用；(2)基于系统性之上的感性也是理性。当城市设计被设计为一种共享平台而非纯粹技术工具，可以使共享平台之上所有感性的城市设计行为，都同时获得系统理性。比如我们在深圳发起的“趣城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让所有创意被展示、实施的城市设计系统接口。每个人都可以在趣城平台上自由、感性地发布城市设计创意，而趣城实施主体(政府、企业等)则可以在平台上与创意者直接对接。
三是中国范式的城市设计。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设计可以成为一种范式，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种中国范式，同时应当考虑如何化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全球城市困境：(1)用自由来抵抗体系。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组织化的生产体系，但又造成对人的自由的高度控制，甚至会让每个人的创造力逐渐减弱。而我们的社会操作系统有自己特点，信息社会也给我们建构新体系创造了机会，比如淘宝、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都与西方的系统化信用体系有很大差异，我们直接转向了以个人自由信用为圆心的社会空间结构，这也许是抵抗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和社会异化的良药；(2)用共生来抵抗区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扭曲必然会产生阶层割裂问题，而城市是生产关系的空间投射体，阶层割裂在空间上就呈现为区隔，一旦区隔形成，下一步必然是活力丧失。老龄化(以年龄划分阶层)是另一种形式的区隔。比如我为什么强烈呼吁保护深圳城中村？因为城中村所遵循的“社会共生法则”，可能正是化解区隔问题的有效方法；(3)用密度来抵抗虚空。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个人自由信用体系以及个体独立价值的合法性，但也带来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交往，被虚拟空间所抑制的社会伦理问题。而密度空间，则可能是制造面对面交往的孵化器。未来城市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密度，密度会生成密度，人们因密度而聚集、因密度而交往。一切，都将回归到生命发生和演化的原点。
钟舸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学院教学办主任 )
(1)从规划学科、价值观和大历史角度看数字化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的基本概念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和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由于现代城市的巨大规模特点，仅仅依靠传统的靠视觉、靠经验、靠理论认知来对城市发展和规划设计做出判断已远远不够；作为技术设计、公共管理和社会行动的城乡规划，大数据的方法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便利的手段；同时，城市设计领域传统城市价值的回归，从工业化时代人群类型的批量化关注转向对个体的人的个性化关注，更需要数据的支撑。所以从上述城市设计的学理层面、价值观、管控手段等几个方面，数据都可以为城市设计的技术方法、技术表达和规划管理提供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但是，在城乡规划科学理性的学科平台基础上，主观性和偶然性仍然在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如何把相对理性的学科特点和绝对理性的数据方法相结合，保持城市设计价值观和工作方法多元化的特点，应该是数字化时代城市设计需要去思考的重要命题。
同时，传统城市或古典主义城市是传统生产力水平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今天的城市和城乡规划学科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只有从这个大历史角度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数字化时代，在人类历史和城市发展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时代，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时代。也正是在城市和城乡规划学科的代际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今天和未来的城市设计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
(2)城市设计的人本价值观与设计理性
人本质上是情感的、社会的人。从人本角度看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不外乎3个动力：一是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二是谋生和个人发展的手段，三是更好地交往休憩去形成社会体系，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本质。不论是传统城市还是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城市，以及正日益受到数字化影响的当代城市，人的基本需求并没有改变，这甚至涉及伦理层面人的属性问题。所以，城市设计应该关注数字化技术如何在城市生活中为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和情感的人去服务，即城市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的本体及其需求，而不是工具本身。
城乡规划学是一个实践性学科，城市设计更是一个偏向于实践，同时是一个强调创意和设计化含义的学科方向。城市是一个历史发展叠加和各利益方博弈的产物，作为理性化设计的城市设计，其特点体现在技术的、行政的、市民公众的多方参与，从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设计者对历史上或者当今社会、经济、文化、行政和公众参与这一博弈体内在规律的发现和揭示。所以，今天提理性规划的概念，在城市设计方面更应该是相对的理性，并在不同的尺度层面得到不同的体现。
(3)从本土城市的设计走向本土的城市设计
从空间角度，中国作为一个次全球化的区域，具有空间幅员辽阔、地理及气候类型众多、地域文明类型丰富的特点，中国本土的城市设计首先在于地域化的“本土”。丰富多彩的地域特征挖掘和展示，本土城市的设计，是走向本土城市设计的必由之路。
从时间角度，从世界范围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城市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都经历了高速发展、成熟和凝练文明的周期，也正是在20世纪初欧洲文明顶点的时间节点，形成了一整套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理论、思潮和成果，展示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形态。今天中国，也处于长期高速增长后的节点，是形成我们的理论体系、讲出我们主张的时代，更是创造新范式、新地标、新图腾的时间节点。
路林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说到数字化城市设计，我们需要从城市设计工作的本质特征谈起。
城市本身就是主客观发展的产物，城市设计更是这样的工作。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从自发形成到经过历史积淀成为我们眼前的样子，有其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不可否认，人的主观因素也是左右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大数据可以有效反映客观世界的实际，但是不能迷信，数据对解决城市现实问题的作用不能替代，比如现在的一些快递、共享单车问题，如果没有全面的分析，你很难拿出切实的对策。但面对人，这样一个最不可控、变量最大的因素，当前的数字化工具和手段是不够的。那么未来城市设计在数字化提升方面，除了全面反映客观需求，实现与人的交互、探究人的主观意图、强化人工智能可能是下一步重要的技术突破方向。
城市设计也是宏观和中微观相结合的工作。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设计征集中，我们同步开展了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就是为了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总体城市设计强调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谋划，需要更多人的主观判断，而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推敲空间尺度和宜人程度方面，我们更多地应用数字化手段。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的城市设计在中、微观层面是大有可为的。
城市设计是一项凝炼共识的工作。城市设计关注的是空间和形态，我们给它注入了各种各样的目标，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希望，对于任一方面，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孰优孰劣呢？这需要你从一名设计者转变成一名组织者，要能把大量的大师、不同智库的想法组合在一起，拿出一个决策方案，促成大家的共识。需要将主观的想法、客观的需求、总体的设想、中微观的细节通过整体统筹、数字化支撑有机地融合起来。要能够把空间的技术语言转化成政策语言、转化成纲领，要能抓住核心要素和核心价值，能够贯穿到城市发展的各个层面，形成一个纲领才能被上下所认可。说到北京副中心，被称为千年城市，我们结合通州大运河穿城而过和绿化基础比较好的特点，在规划中提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在被中央采纳后形成了指导当前各项规划建设的重要纲领空间政策，将传统的空间意象扩展提升为空间意向，成为大家的向往和全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设计内容需要被大众更好的理解才能真正的成为社会共识。当前的城市设计涉及方方面面，不仅管理者无所适从，老百姓更看不懂。这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城市设计相关的管控更加可视化，让管理者好用，老百姓看得懂，我们目前搭建的副中心三维管控平台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
杨俊宴：
现代城市设计这个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跟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不同，是完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正如19世纪出现了英国伦敦的城市病才会有了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所以，思考城市设计的未来，首先应该考虑城市走向何方。
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本土化的城市设计应该有反思，即如何把西方的城市设计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应在基于解决本国问题的立场上，然后通过实践催生出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进而在这一轮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以后，不仅仅是贡献了海量的水泥森林，而是在世界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上留下一席之地。正如刚才几位专家谈到的，城市设计正面临各种数字化技术冲击下的、从量变积累演化为质变的阶段，许多学者正如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早在乌云集聚之时就已经感应到风暴的来临，并提前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应对。未来已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我希望在座的专家、在座的与会者都能够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城市设计提出宝贵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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