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 1、高铁时代，为什么这些城市成了“输家”？
微信公众号：城市战争
摘录：
在争夺高铁资源上，非省会城市根本就不是省会城市的对手，普通身份也不是直辖市的对手。不过，如果把这个现象仅仅理解为行政权力的胜利，其实是不全面的。除了权力，其实还有一些颇为复杂的技术与经济因素。
比如株洲与向塘的失落，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省会城市的“欺压”。这要从浙赣（沪昆铁路的雏形）的历史说起，这条铁路建于20世纪初，向塘与株洲几乎在浙赣铁路的直线上，从这两个地方施工是最经济的选择。而且，如果走南昌（跨赣江）与长沙（跨湘江），涉及到的筑桥技术更为复杂。更重要的是，这条铁路在当时的修筑还引入了浙江的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对成本肯定是斤斤计较的。
可见，南昌与长沙两个省城在当年没有接入沪昆铁路，其实是受到经济与技术条件的限制。到了今天，这两个都不是问题，将沪昆高铁接入客流量更大、经济更发达的省城，当然是应有之义。更何况，株洲与长沙已经一体化，向塘所属的南昌县也是南昌市的代管区域。
宝鸡的失落与株洲有着相似的逻辑，进入高铁时代，技术与钱不是问题，经济更发达、人口规模更大的省会城市之间完全可以直接连通，为什么还要绕道一个别的地级市？
再比如柳州与洛阳的失落，除了省城的争夺，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焦柳铁路经济带的衰落。焦柳铁路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一条比京九铁路更早的南北大通道，可见这条通道沿线城市的重要性。事实上，焦柳铁路连接了很多在当时很耀眼的工业城市，比如焦作、洛阳、南阳、襄阳、柳州，这条线基本上可以等同为一条工业走廊。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沿海地区转移之后，焦柳铁路上的工业城市逐渐衰落，经济地位的下降，带来话语权的下降，进而导致其在国家干线交通网中的权重跟着下降。再回到广西省内，贵广铁路要连接的是贵阳与广州，南广铁路要连接的是南宁与广州，柳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光芒四射的柳州，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级市，当然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铁路节点。
所以，无论是柳州还是洛阳，其在高铁规划中成为“输家”，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地位的衰落。试想一下，如果柳州在省内有着深圳那样的经济地位，我相信，无论是贵广、南广还是呼南，都不可能绕开它。
说到深圳，在这一轮高铁规划中，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省会城市“欺压”的城市。进入高铁时代，深圳直接接入沿海通道与京港（台）两大干线通道，在广东省内与省城广州几乎形成双中心格局，这在全国所有省份中还是第一例。深圳靠什么实现了对省城枢纽地位的冲击？根本上还是靠经济实力提升带来的话语权提升。
总体来说，规划不能一成不变，而要与时俱进，它不仅要体现权力的意志，更要符合现实的经济发展需求，这可能才是这一轮高铁规划的最大依据。将部分城市的失落简单理解为权力的“欺压”，至少是一种不全面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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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立平：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
微信公众号：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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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okémon Go：虚拟空间中浮现的城市问题
微信公众号：市政厅
作为社会关系的人，变成了样本、数据、市场，变成了这个复杂的信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控制社会的典型形象，不再是工厂里的工人、监狱里的囚犯或医院里的患者，而是拿着智能手机走在街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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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谈新一轮总规的历史使命（上）
微信公众号：总规话
本文整理自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2016年年会主题报告，已由作者审核并同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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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北京，将为你打造完整连续的林荫道——我国第一部统筹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的地方标准解读（之三）
微信公众号：cityif
解读系列三：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如何“强化道路的景观生态和减灾功能，提升道路空间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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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樊纲：“城中村”是一种必然存在
微信公众号：新土地规划人
在我国一些城市中存在的“城中村”(或城边村)或一些新移民(含农民工)聚集的旧城区，往往在城市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被一些人视为障碍，总想尽可能早地一拆了之，代之以美丽的城市新景观。
“城中村”招人烦的一个原因是所谓“藏污纳垢”，治安较差：外地人多，低收入人群多，管理较复杂。但问题是，之前我们有没有加强对城中村的管理呢?还是简单地依靠原来的“村镇”政府进行管理，而没有根据人口发展的客观实际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大城市的一个行政区域来加以管理?
所谓“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原来的城市人口过得更好叫“城市发展”，不叫城市化)，因此一定是一个外地人移入、低收入阶层进城的过程(农民进城初期还无法当电脑工程师或金融操盘手)。我们要是还按照过去的办法，仅为或主要为原来的城里人提供公共服务，一定会在城中村这样的地方出现“政府缺位”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各大城市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都会有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不在城中村，也会在城边村或是在政府新盖的廉租房大楼内，那都是管理的难点，是不可能简单地“清除”掉的。城中村“难管”是自然的，但不去管则是不可原谅的。难管的城市部分可以作为考核干部能力的最好的试金石，我们甚至可以定下一个规则，干部提拔的前提是要有管理城中村(或类似街区)的经验，管不好城中村的区长，以后不能提拔当市长。
城中村问题当然是多方面的，涉及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在许多方面必须以改革精神来加以面对，通过制度上的改革创新来实现城市的多维发展。比如，我们如何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使得原来农民的宅基地一旦划入城市发展用地，所有制关系不变，也要按照城市用地进行统一的管理，要有相应的法规加以规范。但同时，同样是城市用地，其产权也要受到应有的保护，一个城市才能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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