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作者：黄璐（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寄生兽》——这是一个男孩与他的“右手”的故事。
一只寄生兽攻击了高中生新一，但攻占大脑失败，只得落寞地寄居在他的右手里。这相对其他寄居兽一击即中大脑而比，是一次羞愧的失败。但这种失败却成就了新的希望——人类与寄生生物共存的希望。
于是，寄生兽“小右”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与生存习惯，它与新一之间不再是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而是共生。它不仅拯救新一的生命，也帮新一切菜煮菜。如果说，前者还免不了有小右必须依赖寄主身体而存活的功利，而后者已经是一种亲密的情感关联。前者是“我们离开对方后谁也活不了”，而后者已经是不愿离开不忍离开的相知相守。在日本独有的“切腹式”暴力美学之下，我们竟然看到除了暴力之外的另外一种思考——原来，蚕食并不是寄生的全部，或许，双赢才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选择。正如影片中那拥有最高智慧的亲和派头目宫田良子所思考的那样——有一天寄生兽能够改变饮食习惯与生存习性，寄居于人类的日常生活。
寄生，很多时候让我们容易联想到城市中的一种生活状态——寄居生活。这个词虽无恶意，听起来却总是会有生理上的不适。老人寄居在儿女的城市之中；保姆寄居在雇主的豪宅之中；新移民寄居在原住民的主场里……寄居是一种姿势：它虽委身屋檐下却不能血脉相连；寄居是一种情感，虽有所依靠却又摆脱不了漂泊之心。
说到底，寄居是近期这样一系列新闻勾勒出来的模样：
南山区某小区240平住宅里被分成了38个隔间，里面住着36个租户；
白石洲一农民楼多房被隔断为“胶囊旅馆”；
宝安区某出租屋大火15分钟7人遇难；
名校毕业生来深工作不到两个月烧炭自杀；
深圳人买房转战增城，价格仅为深圳楼价1/7；
……
于寄居者而言，可能家乡已无片瓦遮头，或者异乡给了能够改变的幻象，我们被迫出走，或者被引诱着出走，其中夹杂着的孤独、流离与恐惧，只有自己洞悉。我们用各自的方法吮吸城市的汁液，以求向上生长。
但宿主又是谁？这究竟是谁的城市？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倾向于在户籍制度上找寻这种归属感。宿主与寄居者的关系，可能更像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关系。一个户口本成为一道墙，墙里岁月静好，墙外风雨飘摇。再或者，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在是否有房中找寻这种归属感，房内安居乐业，房外居无定所。又或者还有很多方面的小细节，让我们感受到略微的不适，例如车牌——我们用自嘲的方式来疏解这种不适，我们会对无法在上下班高峰期走hov车道的人，笑着说，“生活在深圳最底层的是单身外地牌司机”。
还有，我们对不论户籍都能平等的殡葬制度赞许的同时，笑着说，原来，这座城市里最动人最真实的solgan是“来了就是深圳鬼”。
……
在城市的眼里，人口有时是红利，有时是累赘。有人会被待若上宾，也有人会遭遇弃若敝履的境遇，以致于有人感概，“连被剥削的资格没有”。就像是前段时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公示与深圳正式实施《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所引发的争论一样，对于一个面向全球的开放城市而言，它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对待蜂拥而来的人口？对于大量人口涌入之后的城市配套设施供需矛盾又该如何解决？人口调控之中，又该如何避免“误伤”？
在深圳36岁生日的时候，深圳人发起了一个“深圳不关门”的庆生活动。而从昨天（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入户新规来看，深圳，或许真的城门未关。
城门未关只是开始，如何共生或是影片中宫田良子所需要思考的一样，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验。而实验，不正是深圳之所为为深圳的所在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