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到，拯救世界竟会这么惬意？-规划问道

种树、骑自行车、把厨房垃圾做成堆肥等，都是在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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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纸袋，

还是塑料袋？

上中学时，我在渥太华的一家杂货店当打包工，那是一个正在中产阶级化的后格兰诺拉的居民区，结果，我投身于八十年代场最激烈的社会战役的前线，让丈夫跟妻子掐架，小区的四邻掐架的命题是：是用纸袋，还是用塑料袋？

对有环保意识的购物者来说，这真是个两难的选择。选纸袋吧，等于砍树。选塑料袋吧，等于把不可生物降解的袋子塞向垃圾填埋场，而太阳变成超新星后，后一种袋子注定还和滑雪靴、奶油夹心饼什么的在一起。纸袋与塑料袋之争消退了，部分是因为购物者更爱用塑料袋，分量比纸轻百分之七十，有拎手，便于存放，家里很多时候都用得着。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总会趋从时髦的东西，比方按“海豚安全”捕捉的金枪鱼和树荫下种植的咖啡。

具体的东西会变，但个体消费者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这一总纲不会变。这种新的消费意识，可以简括为“着眼全球，着手本地”的口号，并定将成为最成功的划时代公共意识运动之一。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应对严重大规模环境问题的机制，它完全是个失败。

它完全是个失败。

提出“着眼全球，着手本地”，是因为相信环境问题完全是由消费行为引起。事实上，只要划开当代反消费主义和反广告运动的表面，就会发现两者都只是环保主义的改头换面。其结果，被看好的解决环保问题的办法和反文化运动动矫正消费主义的主张大同小异：通过道德教育灌输个体责任，通过选择开明的生活方式实现个体行动。种树、骑自行车、把厨房垃圾做成堆肥等，都是在救地球。

对这种思路的神化，得见于温哥华的“总体家居环境商店”（Total Home Environment）。在那里，环保购物者能买到有机毛毯和棉被、耐久硬竹木地板和用回收松木做的桌子、大立柜。好货不便宜，但如果你能对生物降解高尔夫球之类的混乱逻辑不管不顾，你可以花近两千五百美元，买下这毛毯和棉被。如果你觉得钱紧，但又想为地球福祉做点什么，那也不妨花八块九十九美分，买一盒一百八十根装的有机棉签。

钱紧，但又想为地球福祉做点什么：买一盒一百八十根装的有机棉签。

当然，嘲讽有钱和有闲的人故作环保状，这并不难，但是，环保消费主义操控当代环保反文化运动的心态和钱袋，却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广告克星》杂志或许正卖跑鞋，可那都晚一大截了！西雅图的可持续时尚基金会（其口号是“看着精神点，活得好一点，好事多做点”）一九九八年成立时，是想作为非营利团体，致力于帮助“教育、支持和激励现时和未来的时尚界专业人士和顾客，使其能在工作场所、家中及娱乐场所表达自我，从而在世界上实现社会及环境面貌的改善”。这家基金会就时尚业的环境可持续性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的一项是建议人们尽量多买本地产的衣服和鞋子。

该基金会还认为，在食品及餐饮业，产品应该是有机的，原料也该是本地货。这一理念取自“慢食”运动。慢食运动一九八九年在巴黎发起，意在抵制国际化快餐（或用法国人的话说，是“坏餐”）的蹂躏。嬉皮和雅皮理想融会得更好的实例恐怕并不好找。慢食宣言（正式名称是“国际快乐保卫及权利运动”声明如下：

保卫快乐，快乐保卫

在工业革命标志下开启并发展的二十世纪，先是发明了机器，而后把它用作本世纪的生活范型。我们已成速度的奴隶，且都染上了同样的病毒――快节奏生活，打破了我们的习惯，攫取了我们的家居私密，强迫我们食用快餐……捍卫安静的物质享受，是抵御快节奏生活这一普遍愚昧的惟一良策。愿适量而有保障的感官快乐和悠缓、长久的享受，使我们免于流布于芸芸大众间的、误将疯狂当效率的迷思。捍卫行动应从慢慢用餐开始。让我们重拾细品地域风味之乐，祛除快餐食品的低俗影响。快节奏生活以生产效率的名义，改变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威胁我们的环境和景致。故此，慢食是惟一真正反映进步潮流的答案。

不用加入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去某个赤日炎炎的世界热带地区施种疫苗。只要捡起―本米其林饮食指南，直奔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市或意大利中西部的图斯卡尼大区，岂不更加快活？毕竟，慢食乃医治现代文明病的惟―进步之道。即使活得好或许还是最好的复仇，但吃得好才是最进步的政治。

但在加拿大，慢食原则效果不彰。这是因为在本国大部分地区，作物的生长季节只有四到五个月。这样，以本地食材为原料的加拿大菜品，往往明显缺少新鲜蔬菜。要么吃干肉饼和粥维生，要么放弃慢食原则，二者只能选一。于是，卡尔加里的一位教师想了个绝妙的主意：每到作物的生长淡季，她把自己的烹饪学校整个儿搬到法国南部。那样一来，她既能接着享用法式佳肴，又能满足原料来自本地的要求。“为的就是简朴，”她说“这样，你就知道料儿从哪儿来。”前不久，她在艾格维沃村买了一套房子，时常骑着也是那里买的自行车去农贸市场。

谁能料到，拯救世界竟会这么惬意？

竟会这么惬意？

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请选择北美任何—个大城市，并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得从哪儿弄到本地裁制的衣服和手工做的鞋？我掏得起多少钱买绿色农产品？哪类餐馆会尽量从当地进料？这都是些特别昂贵的前提条件，除了在市区的上好地段（多半在大学附近），哪儿都找不到这样的服务。这就让人怀疑，所谓的环保消费意识会不会是又一种变相的叛逆消费。我们社会中用意最善、环善、环保意识最强的公民，对什么是有意义的政治行动却抱着如此自以为是的理解，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着眼全球，着手本地”背后的宇宙飞船地球心态，只是环境理论家彼得·凡·怀克“出走”这―说法的翻版之一。其目标是把地球整体上看作一台大机机器（如“飞船”隐喻所示），或把它看作单独运行的有机体（如盖亚假说所示）。这在言辞上较具吸引力，因为它鼓励我们思考地球生态各个方面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但出走也形同灌输了一种人类全球共同体的虚假意识。这低估了文化、经济实力和制度的巨大差异，掩盖了每个要素对环境破坏及恶化的发生或减轻所起的不同作用。出走鼓励人们只考虑大规模（“着眼全球”）或小规模（“本地行动”）使我们回避了民族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一中间层。这是一种不幸，因为所有的行动都在这里发生。

宇宙飞船地球心态。

“出走”思潮中最激进的分支，是一个叫“深生态”的环保运动。该运动是在一九七二年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起的，其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一切物种自有其内蕴价值，不管对人类有用与否，价值几许。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人类固然是生命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人类并不比任何其他物种更重要。因此，人类除非为了满足其生存需要，无权减损地球生命的丰富性多样性。

深生态学不仅排斥有心变革现时制度的主流环保主义，也排斥（布克金等人）关于问题只在于大众社会的极权和技术统治等级制的论断。之所以受排斥，是因为那只是一种社会批评，把环境问题归咎于人（通过技术）对人的支配。深生态学并不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始终是“变革”型环保主义的分内事。真正的要害不是人支配人，而是人支配自然。

即使是“肤浅”的环保主义者所强调的问题，例如资源衰竭及污染，也只是更深层问题的症状。我们糟蹋自然环境这一事实表明，文明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扭曲。我们把自然视为支配和操控的对象。鉴于此，我们对“外部自然”的态度反映出大众社会对“内部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支配和对自我的贬抑，是同枚分币的正反面。

想要支配自然。

结果，反文化理论家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深生态工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内心为求心理解放而斗争的外部表现。人类文明给环境造成的生态压力，与文明给人类本能造成的心理压力恰好等同。污染是这一张力的外在表现，而神经衰弱则是其内在表现。寂静的春天和越战同出一源，最终必然达到一个断裂点。随后的“自然的反弹”导致内部、外部的世界都得解放。每当反弹发生，而我们终于从超我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时，我们支配自然的冲动径自消失。到了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强力推行环保法律和法规，正如我们不需要在教堂里张贴“请勿乱扔果皮纸屑”的标语，谁都不会有毁坏自然境的念头。

对生态审判日或“受压迫者复归”的恐惧是我们这个文化中的最大焦虑。早在七十年代《动物的日子》（Day of the Animals）等影片令观众心惊肉跳，因为他们从片中得知，清算的时辰即将到来。就连盖瑞·拉森那无所不在的卡通漫画《远程》，也明确表达了一种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本质上的深度偏执想象。在盖瑞看来，动物们就是在审时度势：它们记下人名，伺机反击。

它们记下人名，伺机反击。

既如此，我们惟一的选择，是采取一种偏向非人类中心生物圈平等主义的全新生态意识。人类必须懂得，物种万千，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并不享有对地球及其资资源的特权。其他物种都有对我们的道义权利，我们没有权利置人类的繁荣于非人类生命之前。我们目前对世界的剥夺和干扰，不只过分且每况愈下。从深生态视角看，每个人都有义务设法扭转局面。

《叛逆国度》

作者: (加) 希斯 / (加) 波特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

译者: 张世耘 / 王维东

出版年月: 2014年6月

ISBN: 9787532765324

■本文摘自《叛逆国度》一书，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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