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二战后，美国城市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区化的时代，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当时的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城市问题的本质和解决出路，其中简·雅各布斯和刘易斯·芒福德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两人的思想交锋已成为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因其涉及城市规划的学科基础和思想源头，争论至今仍未停息。而两人亦敌亦友的私人故事也将帮助中国规划师去重新思考城市规划的本质，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共同的理论敌人：勒·柯布西耶
在雅各布斯和芒福德联手击溃摩西的同时，他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便是清理摩西式规划背后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思想遗产，他们的枪口瞄准的正是该思想遗产的主要创造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是将现代主义哲学由建筑学引入城市规划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提出了理性规划理论。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明日城市》中对柯布西耶的评价：“勒·柯布西耶所行之恶在他死后仍然在危害人间……它对20世纪城市规划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在《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中，柯布西耶宣称“建筑是居住的机器”。在另一本著作《城市规划》（Urbanisme）中，他将这种功能主义和机械主义推广到城市，提出应该运用技术理性来规划和建造城市，而这种技术理性的执行“必须依靠伟大的君主（grands seigneurs）……而不能交给普通市民”。
集中体现柯氏思想的是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光辉城市”理想城市模型，该城市完全建造在一块空白用地上，用地布局采用机械功能分区，棋盘式布局的高架快速路系统为机动车提供交通连接，办公区的24幢摩天塔楼矗立在绿树成荫的公园中，95%的地面是开敞的，周边分别是精英、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居住区，是一座完全阶层隔离的城市。现实中，在柯布西耶的主导下，国际建筑协会于1933年通过的《雅典宪章》集中体现了“光辉城市”的特征。
雅各布斯和芒福德都对柯布西耶的理性规划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雅各布斯将柯布西耶评价为“反城市的规划理论集大成者”，并对柯氏理论中表现出的唯理主义、美学至上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深恶痛绝。
对于唯理主义，她写道：“柯布西耶的理念具有炫目般的清晰、简明和和谐的风格。它是如此的有序、明确和易懂，就像一部杰出的广告一样一瞬间便可夺人眼球。这样的设想对城市规划师、开发商和市长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管该设计是如何鄙俗，空间是如何单调，近距离审视是如何沉闷，柯布西耶的模仿者总会宣称‘看，这是我的作品’。这样气势恢宏的作品仅仅是个人成就的图腾。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正如田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说”。
对于美学至上主义，雅各布斯批评“光辉城市”是一座为机动车建造的城市，她写道：“柯布西耶只是把高速公路作为一种装饰手法，只是满足他的设计感觉……在他的方案中，人们与汽车和公路分隔开来，但恰恰是这些人需要汽车、公路和停车场。他设想的公园里的摩天大楼在现实中会蜕变为停车场中的摩天大楼。即使这样，停车场仍远远不够”。此外，雅各布斯对柯氏描绘的集体主义乌托邦社会评价道：“柯布西耶认为他的乌托邦社会为实现最大程度个人自由提供了条件，但他所谓的自由不是更多行动的自由，而是脱离责任的自由。在他的光辉城市中，没人会为家人打扫房间，没人会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没人会承担责任”。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想城市模型。
芒福德也是柯布西耶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正如芒福特传记的作者米勒所写：“正是勒·柯布西耶吸引了芒福德最为猛烈的火力。尽管柯布西耶在后期逐渐放弃了一些早年所提倡的城市设计原则，但在芒福特的印象中柯布西耶一直被定格在早年的形象，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现代主义规划实践的始作俑者”。在芒福德看来，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论模型中体现的摩天塔楼、广阔的公园和高速公路正是现实中摩西对纽约市宏大愿景的理论基础。他也赞同雅各布斯关于“光辉城市是为机动车而建造”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忘记该死的小汽车，城市应该为爱人和朋友而建”。
友谊终结的导火索：《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与芒福德
1961年，雅各布斯的新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正式出版。正如该书开篇第一句话所言：“本书是对当今城市规划与重建理论的抨击”。然而，该书不仅在规划界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而且也成为导致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短暂友谊破裂的导火索。
雅各布斯回忆说：“芒福德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感到愤怒，是的，绝对地出离愤怒。他原认为我是他的门徒。我想他认为所有对他表示出友好态度的年轻人都应该是他的门徒”。她还提到了芒福德随后写给她的亲笔信，“充斥着伪善、家长作风和居高临下的傲慢”。
芒福德对该书的正式回应要等到一年之后，他在《纽约客》上撰写了一篇名为“雅各布斯大妈针对城市癌症的家庭秘方”的文章，正式标志着两人关系的破裂。在该文中，芒福德用他出色的文采对昔日的盟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他看来，年轻的雅各布斯实在太无知，对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一无所知。在整本书中，“主观与感性、成熟的观点与幼稚可笑的错误交织在一起”。他将雅各布斯的主张讽刺为“治疗癌症的秘制膏药”，并且给雅各布斯的新书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傲慢与偏见”。
雅各布斯对于芒福德的辛辣讥讽始终难以释怀，甚至在50年后她在最后一本书《黑暗时代在前方》中仍在批评芒福德既不懂城市，也不爱城市。
那么，到底雅各布斯在新书中的哪些观点招致了芒福德如此强烈的反击呢？表面上看是由于雅各布斯对芒福德视之为精神导师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他的田园城市理论表现出的不敬，甚至是轻蔑的态度。但实际上，两人在若干涉及城市和城市规划的基本观念上的分歧才是根本原因，并使得这场分道扬镳看来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如何看待田园城市理论？
对田园城市理论的态度差异是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最直接的分歧。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活力来自于多样性，强调土地的混合使用，而依据理性规划原则进行机械的功能分区是对城市活力最大的破坏。因此，田园城市理论中依据阶层和工作性质进行的机械功能分区是雅各布斯的批判重点之一。
田园城市理论
在书中，她写道：“霍华德建立了一套摧毁城市的强大思想传统，他把复杂的城市功能划分为简单的用途，并以相对自我封闭的方式安排这些用途……他认为在工人居住地内部应严格保持阶层成分的纯正性，甚至应保证从事工作性质的单一性。换句话说，农业工人就应该与农业工人居住在一起”。
此外，她还批评田园城市理论犯了逃避主义的错误，因为该理论并没有试图去正面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问题，相反它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反城市化的。因此，雅各布斯将田园城市理论比喻成治疗城市顽疾的放血疗法。霍华德关于城乡三磁铁的经典论述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如何使涌入城市的人群重新回到乡村”的问题。
尽管雅各布斯也承认霍华德的本意“并非是要规划郊区的睡城，而是建造自给自足的小城镇”，但是由于田园城市理论中的反城市化特征，使得该理论在实践中被那些霍华德的门徒们有意或无意地曲解，导致一战后欧洲的卫星城建设和二战后美国的郊区化建设很多都是打着“田园城市”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例如，美国新泽西州的雷德朋市（Radburn）正是“对该理论的片面篡改”。换句话说，雅各布斯认为郊区化是导致美国城市衰落的主因，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正是郊区化运动在理论上的始作俑者。
雅各布斯对于田园城市理论的批判是芒福德所无法容忍的。当芒福德首次读到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后，他便成了霍华德的信徒，并成为“美国田园城市运动的旗手”。在1923年，芒福德与克莱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等一起创建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并担任首席发言人。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实践田园城市理论，其中新泽西州雷德朋市便是该组织在1929年进行的一场实验。按照斯坦因的规划设计，他们要打造一座“为汽车时代设计的田园城市”。
然而，随后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负责该项目的公司破产，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也于1930年代初被迫解散。最终，雷德朋市沦为一座田园郊区和睡城，这也是雅各布斯在书中将雷德朋列为反面案例进行批判的原因。
然而对于该实践，芒福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在其名著《城市发展史》中，他盛赞雷德朋市是“伟大的创新”，并认为雷德朋市的水系可与威尼斯媲美，是“由水构成的城市绿带”。他写道：“尽管雷德朋市在大萧条中最终破产，但它却是一座拥有完整绿带的田园城市，足以媲美英国的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经典的田园城市”。
芒福德坚持认为，田园城市理论不应该为美国的郊区化负责，而雅各布斯对于规划历史的无知导致她将两者错误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在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写的书评中，他写道：“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融合了对历史曲解和对当代误读的荒谬大杂烩……就像摩西的推土机在城市更新中不分良莠地将一切推平一样，雅各布斯对19世纪以来城市规划领域的诸多开创性思想也是不加区分地统统打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本文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原标题为《亦敌亦友：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的私人交往与思想交锋》，经过编辑简化，由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