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绿色发展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永生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极大进步，然而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进程给环境和资源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消耗自然资源，追求数量扩张来实现。随着资源环境矛盾的日益突出，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难以为继。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应该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永生，张部长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绿色发展方式的新路，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诠释：第一，为什么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第二，欠发达地区有哪些新机遇；第三，如何实现绿色发展。
国研网：我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
张永生：这个背景就是中国复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说，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实际上这不是太准确。在1500-1800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3。但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是走向衰落的，是非常耻辱的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现在普遍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根据我们和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联合报告的预测，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相当部分地区已经接近或者进入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社会水平。至少，在2030年，中国全面进入高收入社会是没有太大问题的。2020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应该会超过美国，但是人均还只有它的1/4左右。
国研网：“中国复兴”的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实现？
张永生：虽然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出改变，因为这个梦想虽然看起来触手可及，背后却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挑战。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国研网：传统发展道路不再可行，新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呢？
张永生：传统发展道路不再可行，必须通过升级。现在的发展方式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传统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多风险，包括环境、金融、社会等方面，继续下去不可能。比如，在经济增速很高的情况下，地方主要依靠土地增值带来的财政收入，很多问题和风险都掩盖了，但经济增速下降以后，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随着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风险。比如，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大问题。从去年起，中国劳动力数量已经绝对下降。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方式。
与此同时，中国在现有发展方式下形成的超大经济规模，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大大超过美国，这种前所未有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将会给现有国际治理结构、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这就要求，中国的发展不能同其他国家形成零和博弈。中国的发展方式一定要能够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到全球的。如果你的发展只是同其他国家争夺资源，则你越发展，带来的冲突就越多。
这些问题，都要靠经济升级和绿色发展来解决。否则的话，无论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还是处理国际关系，都是很难走通的。李克强总理说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升级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有人说，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现在的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很简单就是，美国现在过度物质消费、高资源消耗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不能放大到全球，因为全球的资源环境无法承受。如果中国、非洲所有发展中国家像美国模式一样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的欧美经济不可能是未来中国升级版的目标。
国研网：如何打造中国的升级版呢？
张永生：打造中国升级版，有两个意义上的升级。第一类升级是解决自身特殊的一些问题。比如，内外失衡的问题、地区失衡问题、粗放发展问题、技术低下问题，等等。但是，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中国本质上还是在复制工业革命以来欧美走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就是高碳排放、高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因此，仅有这一类升级是不够的。
这里给大家一组数据。中国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已经大大超出其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2012年，中国的人口约占全球19%，GDP占全球11.4%，但消耗的煤炭占全球50.2%，生产粗钢占全球44.7%，消耗的铁矿石占全55.4%，生产水泥占全球58.1%，化肥使用量占全球30.7%，总物质消费量占全球32%。虽然中国由于目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GDP的资源消耗强度略高也有其合理性，但显然还是太高了。在碳排放方面，中国当前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人均达到6.2吨，全球人均4.4吨。预计2020年，中国年排放总量将超过全部发达国家的年排放总和。这其中，由于出口而产生的碳排放则达到中国总排放的20-30%。可以说，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方式已到其极限。欠发达地区不仅不能再重复这种模式，而且由于产能过剩，就是内地想复制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现在都不可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不是因为当地环保政策严格了，因为全国的环保政策都是统一的，主要是这些产业没有钱可赚了，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市场竞争加剧等。因此，对六安来说，既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过去沿海发展的道路。
接下来还要进行第二类升级，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发展范式，转变到一种代表未来的绿色发展范式。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升级，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建立的发展范式只能满足世界少数人口的繁荣，不能实现全球共同繁荣。从国内来看，我们面临着能源、生态、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现在经济转型，不是说因为西方要我们转，而更多的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从国际上来看，由于全球碳排放问题、资源的紧缺问题等等，所有国家都需要转型。如果中国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七到八年或稍长的时间规模再倍增一下，而且这种倍增的趋势扩散到全球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包括非洲，那么全球确实会出现很多资源环境方面的危机，并在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连锁反应。因此，中国需要以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来完成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到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知识、绿色的新型发展模式。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也意识到了现有模式不可持续，他们也在大力进行绿色发展转型的探索。
国研网：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面临环境危机以及其他危机时，我们同样要反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张永生：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幸福。GDP是一个常用的测度发展的指标。但是，GDP测度的是参与交易的市场增加值，GDP的提高，有可能带来幸福，也有可能不会带来幸福。如果你的方向错了，GDP再高、有再多的钱，也不会幸福。比如，如果很大一部分钱用来买空气净化器、花高价买稀缺的安全食品，花在医疗上的支出因污染而大幅提高，这样的发展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看看能否找到一条“高生产力、绿色、幸福”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我想是有的。
中国，以及其他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目标均是以欧美为目标。那么，以欧美为代表的发展模式，是不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呢？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人的幸福感和经济收入有一定关系，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幸福感并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同比例地增加。大量研究证据表明，物质消费倾向越强，越不幸福。比如，美国 1940年代到1998年，人均真实收入增加了三倍，但幸福程度并没有上升。日本1958年以来，人均收入增加五倍，但幸福程度并未呈现上升趋势。韩国从一个贫穷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但也是在OECD国家中幸福感最差的国家之一。
对中国来说，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和三十年前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很多方面幸福感却不如以前。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怀旧的原因。不是说以前有多好，而是现在人们有很多压力。比如，住房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有很多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责，现在均是由市场在承担。GDP增长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带来那么高的幸福感。我们过去一直讲，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GDP增长之上。但是，现在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群体性事件就越多。包括台湾、韩国、印尼这些国家或地区，在GDP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众诉求发生变化，政府往往是在经济发展较高水平后丧失了政权。这不是说GDP不重要，而是说不能将执政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GDP上面。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治理能力，巩固执政基础，让人民真正的从发展中得到实惠，增强幸福感。
过度物质消费能否带来幸福？为什么从工业革命以来，所谓的现代社会会走到物质主义和过度消费这条道路？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有一句名言，说市场是无形之手，大家可能印象很深。但是，市场经济还有另外一面，他在《道德情操论》里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人们有一种幻觉，以为获得财富、财产和社会地位可以给他们带来永久的幸福”。实际上，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正是由这种以为财富可以带来幸福的“欺骗性”认识所驱动的，大家以为物质消费越多，幸福感越强，其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过度物质消费和物欲横流的状况，原因有很多。比如，商业社会中资本力量失控，为逐利而创造的“扭曲的需求”，加剧了发展的不可持续。资本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规范和引导，资本逐利的本性被放任，就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比如，对于企业来说，营销是最重要的工作。为了将产品卖出去，企业会不惜一切手段。现代广告营销的实质，就是让人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感到不满足和不幸福，从而将其新的商品推销出去。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种需求，不是人们发自内心满足幸福感的真正需求，而是被资本力量误导的需求，是被现代营销体系和整个资本的力量扭曲带来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又会推动形成相应的供给结构，人类的发展道路，就会向一个过度消费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了解上世纪美国大危机后，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外甥伯内斯（Edward Bernays）如何运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通过大众媒体操纵公众心理，将美国人从“节俭的公民”变成“消费动物”的过程，就知道现代商业社会的需求如何一步步地被资本力量误导。这个人后来成为现代公关业、广告业、营销业和宣传之父。实际上，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完全是可以走到另外一条高生产力且高幸福度的发展模式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发展的道路和目的进行反思，我们走的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很多国家，都把欧美的发展道路和现状当作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和欧美全面接轨，生产在接近、GDP在接近，但幸福感却在背离。
国研网：当前，中国如何实现绿色转型？
张永生：绿色发展是一种发展范式的全面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一些重大挑战。一是强调以“知识、环境、信息技术”等无形资源为基础的绿色增长模式，对工业革命以来基于传统物质资源的增长模式的挑战。二是新生活方式对西方传统基于有形的过度物质消费的挑战。三是高度分散为特征的新增长模式，对中国传统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大国有企业模式的挑战。四是依赖创新的新增长模式，对中国依赖模仿的模式的挑战。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在同一起点上探索绿色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再有可供模仿的目标。绿色发展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新鲜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谁能创新，谁就可以抢占先机，引领发展潮流。五是绿色发展是依赖开放社会、社会自组织功能的新经济形态，它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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