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第2期申客思享会#集群与创新


                                                                                 

“集群”与“集聚”是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资本的驱动下,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呈现出阶段性的空间迁移与集聚特征,产业集聚区域的外部效应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产业发展动力正逐渐由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特色驱动。中国当前所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与传统的集聚理论不同,使创新的“星星之火”逐渐呈现层级下沉、空间离散的趋势特征。同时,“产、城、人、文”相结合的特色小镇也正成为新兴产业培育的新载体,依托优美的生态禀赋与独特的人文底蕴,结合自身特质,找准产业定位,形成“一镇一品”的发展模式。


然而,当创新经济和特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中心和权力中心似乎又成为了创新活动青睐的空间,创新的“集群”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未来产业和创新的发展,究竟是分散还是集聚?


2017年4月24日,第二期申客思享会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举行。春光明媚,大咖云聚,来自规划、经济、产业、地理等领域的专家,以演讲、对话等多种互动方式,就集群与创新的思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思维碰撞,精彩纷呈。以下是我们整理的会议精彩语录,与大家分享。

会议主题:集群与创新

会议嘉宾

王    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伟林:复旦大学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何万篷: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

会议主持

郑德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

参会人员

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永波,上海分院总规划师李海涛,总院区域规划所副所长陈明,分院员工

会议致辞




中规院上海分院院长 郑德高 


上一期我们讨论了城市设计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这期我们讨论产业的集群和创新。一方面我们做城市规划,离不开产业的研究。产业未来的发展将有怎样的特征,在城市里将有怎样的空间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另一方面就是创新,过去我们觉得创新好像就在那么有限的几个城市里,但现在发现创新其实是很多城市发展转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园区创新、社区创新、校区创新,还是一些特色小镇的创新,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嘉宾演讲

王凯

中规院副院长

任何社会经济的现象在空间上都会有所反映,任何空间上的驿动都是社会经济的折射

空间与动力的关系

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发展动力,推动城市发展出现新的空间特征,要求城乡规划提供新的供给模式。

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基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基本是工业推动城市发展的历史。工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动力,工业空间是城市空间的基本经济单元。

存在几个关键时间节点,首先是“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以及伴随着的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部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个阶段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这是“一五”时期经济动力和城市空间的基本关系。其次是三线建设时期,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保证战略上的安全,所以工业项目建设以中部地区为主,包括云贵川地区,对那个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知是否可以叫做“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近40年城乡空间变异的基本动因

改革开放近40年,可以分成前30年和后10年两个阶段,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1978-2007年是开发区主导的空间布局阶段,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各级各类的开发区;第二个是土地市场的建立,使房地产成为新动力。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很大的程度上与外向型经济驱动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自2000年起,以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主要中心城市多数开展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加快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依靠新区新城将城市空间蔓延至区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空间认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5年内,延续了原有经济刺激政策,原有过剩产能进一步扩张。以“国家新区”为代表的新一轮开发区进一步增多,诸多问题激化,京津冀属于典型代表。

最近5年,GDP增长率下降至6.5%左右。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城市各类空间已经出现多样化的创新趋势,新经济、新业态开始涌现。城市发展战略口号从如何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变成除了竞争力之外,还关注可持续能力以及文化魅力的建设。

过去50年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启示

第一阶段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包括美国、英国、西德等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新兴国家,也通过出口加工、进口替代等战略发展自身工业和加工业,相继从贫穷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出现“滞胀”,发展国家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艰苦的摸索。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创新驱动与技术革命带来新的增长。国际上出现了大量新兴产业和动能,推动城市的内容和空间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对未来5至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判断

“十三五”将成为中国迈向高收入社会的关键冲刺阶段。

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经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出口导向、消费和投资驱动”模式,转为“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和技术进步”模式,“高出口”的局面将难以重现。

其中,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服务业比重将快速上升,农业、工业比重持续下降。

小结

  • 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城市经济。

  • 经济空间的创新随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不断变化,随经济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 城市规划的创新在于识别城市空间的内在结构性变化,厘清空间发展新趋势,提供恰当的空间供给。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

集聚并不一定就能促进创新

产业集聚就能促进产业创新么?

过去通常认为,企业集聚在一起就能够促进创新,现在看来不太恰当。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集聚并不一定能促进创新。产业创新可能是由产业集聚导致的,但是产业集聚不一定能够促进产业创新。

中国有很多的产业集聚区,但其中的很多所谓的集群属于生存集群(survival clusters),只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结成的集群,多数会遇到种种危机,本质上是一种非创新的集群。

产业创新主要取决于知识、学习和关系网络结构,以及当地文化中蕴含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is a local phenomenon)。

“关系”、“系统”对创新的重要性

实现有意的创新而不是偶然的创新,关键是要促进联系和碰撞。促进有意的创新,除了要投入研发经费之外,更重要的是促进合作关系的建立。

创新需要长期、稳定的系统支撑,包括各种正式、非正式的交易和交流活动,最终形成合作的关系。创新模式的演化过程包括早期以发明家个人为主体的封闭式创新,以合作的创新过程为主的开放式创新,以及目前强调学科交叉、产业融合的创新网络等三个阶段。

如何将创新利益留在本地

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建立先进产业的地方创新生态系统,引导创新的政策、研究机构、技术人才、投资者等要素集聚,促进相互的接触和碰撞,放大创新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分支机构或产业研究院等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s)将创新的商业化过程“粘”在本地。

欧盟采取了精明专业化(smart specialisation)的创新策略,发展世界级集群,以便在区域内外培育多种相关行业或跨行业的联系,从而驱动专业技术的多样化发展。“精明”的核心是自下而上地制定符合本地条件的创新战略,强调本地性和用户驱动模式。

创新对城市空间的要求

开放式创新的核心是把创新活动从技术实验室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强调用户驱动的模式,将用户等技术受益者变成共同的技术创新者。开放式创新在欧美城市空间里一般表现为能够方便普通市民尝试创新活动的生活实验室的形式(living lab)。

目前,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作为孕育最新技术的创新高地,正在从城市郊区向城市中心区迁移,在城市中心区内为企业家和创业者提供加速器和孵化环境。创新区内一般拥有公共的交通、公共WIFI和混合用途的建筑,并且离贫民区并不远,还会为低收入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这能有效的解决城市面临的空心化问题。

欧美创新区主要表现为三种空间模式:在城市远郊区的“城市化的科学园”创新区,在城市中心区的“锚+”创新区,以及在海滨老工业内的“重塑城市”创新区。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技术创新

要警惕“分厂经济”(branch plant economy)和“躯干企业”(truncation firm)甚至是空洞化(hollowing out)的风险,即避免仅发展能提供就业机会的生产活动,过度依赖外国公司。

跨国大型企业集聚的区域,其本地的创新能力往往受到削弱。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存在很大的鸿沟,等级分化显著,越发趋于竞争,技术很难向本地中小企业扩散。为改变这种状况, 规划要特别重视营造促进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的良好制度环境。

我国的很多高新区、大部分工业园区和一部分老工业区,仅仅是在企业间建立空间联合(spatial association),未能有效的建立功能联系(functional linkage),无法让企业间产生非贸易的依赖(convention and relation),大学、科研院所及企业之间的产学研互动未能建立,难以促进真正的创新。

小结

  • 多数创新过程是在地方上发生的,隐含经验类知识联系的效率随距离而递减。

  • 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 创新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 创新集群不是靠命令就能获取的,但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培育而获得。



周伟林

复旦大学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特色小镇的发展是个人空间自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能否被规划出来,值得讨论。

小城镇衰落的经济学解释

一是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二是资源配置的政策差异。从经济学的角度,影响城乡发展差异的因素包括密度、距离和制度。

重视特色小镇建设的原因

第一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型城镇化,小城镇是重要载体之一;

第二是城乡统筹背景下,市民接近自然的诉求增强,相应支付意愿提高,城乡空间发展出现均质化倾向;

第三是资本转型和资本杠杆的作用,地产商向城市、产业运行商转型;

第四是互联网经济和年轻人的消费倾向,对新型经济的业态和新的消费方式,都更加乐于接受;

第五是传统实体经济下行;

第六是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更加关注环境质量;

第七是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倾向于在阳光地带和乡村地区生活;

第八是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

特色小镇的建设目标

成功的两类特色小镇,一类是位于大城市郊区、都市圈、城市群内的特色小镇(如乌镇、灵山小镇拈花湾);另一类是远离大城市的旅游特色小镇。什么样的特色小镇形态才算好的呢?有活力的、可感知的和体现公平的。

特色小镇形成和集聚的原因

第一是空间异质性,第二是规模经济,第三是动态机制。

每一个成功的特色小镇一定有自己独特的IP。

特色小镇能否被规划出来,这是值得再讨论的。特色小镇的发展是个人空间自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对“人”的引进是最关键的因素。



何万篷

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

产业集群正经历着物“集”到人“群”的过程

产业集群涌现新现象

集群的传统标杆地区渐成明日黄花。美国硅谷综合要素成本过高,“从硅谷出走”成为风潮;日本筑波科学城政府管理介入过深,开放性受到禁锢,文化日趋僵化;台湾新竹科学园面临人才荒。

集群的“明日之星”逐步出现。东伦敦科技城由被遗弃的重工业贫民区,以高科技产业人才为本,把硅谷的元素导入大街小巷,转型为没有边界的高科技和创意产业新聚落;美国波兹曼依靠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建设,迅速链接入全球价值网络,将旅游观光人口就地转化为创新创业人口,从穷乡僻壤升级为“有风景的地方兴起新经济”的典型案例。杭州城西科创走廊基于互联网+的创新要素重组,通过实现双向感知(政府精准识别市场需求、企业柔性响应产业导向),从被人遗忘的地区向全球领先的信息经济科技创新中心发展。

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认识

  • 产业集群正经历着从物“集”到人“群”的演化过程。

  • 区域竞争的共性平台和关键基础是产业集群。

  • 产业集群演化过程的终极主线是投资、贸易的便利化(绝对便利、相对便宜、全面安全)。两大驱动因素一方面是市场内生的分工协同作用,另一方面是制度供给。

  • 产业集群的低级形态是要素的“集中”,中级形态是关系的“混序”,高级形态是创新的“涌现”。涌现的基础是人的集群化。

  • 产业集群正在由企业集聚向人才集聚的模式转变。



对话互动

嘉宾对话

话题一

从创新角度而言,国内最重要的五个城市是哪些?其优势与劣势分别是什么?

何万篷

杭州、上海、深圳、武汉、北京。

  • 杭州市场很活跃,政府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 上海适合跨国公司拓展业务,适合拥有成功经验的民营企业进行二次创业;

  • 深圳最大的优点是包容失败;

  • 武汉是因为拥有全国最多的在校大学生;

  • 北京是首都,聚集了那么多要素,但是从宜居的角度,一般人不会选北京。

王缉慈

深圳、杭州、佛山、上海、北京。

  • 深圳通过跨界融合实现了产业的不断上升,企业充满了创新精神,深圳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多拥有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

  • 杭州本地的企业家精神也非常强,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相关服务业发展迅猛;

  • 佛山从企业家的角度而言,藏龙卧虎;

  • 北京的中关村创新企业数量众多,但近年来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 此外,西部的西安和成都两个城市也是不错的。

周伟林

第一是深圳+珠三角(东莞),第二是杭州+义乌,第三是上海+北京,第四是“省略号”。

  • 深圳作为一个移民为主、企业创新为主的城市,最具有活力,思想最开放,新经济发展走在最前列;

  • 杭州阿里巴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充分的公共服务和平台机会,政府官员也有良好的相关知识背景;

  • 上海制造业很强,产业链完整,生产性服务业发达,高层次人才充足,也承担了很多的国家战略,但上海本地文化有断层;

  • 北京的工业乏善可陈,在科技和文化上的创新能力较强;

  • 省略号”是指其他地方也有多样的创新尝试值得关注和肯定。

王凯

深圳、上海、北京并列第一,各有侧重。

  • 深圳拥有最好的基层创新环境;

  • 上海对追求生活品质的高端人才的吸引能力最强;

  • 北京以中关村为核心的技术性、原创性创新能力最强;

此外,杭州、南京、武汉也比较不错,都拥有大量的高校和人才。



话题二

创新最重要的五个要素是什么?

何万篷

第一要素是年轻人,上海老龄化太厉害,少子化、福利化的压力太大。第二是商务成本。第三是生活品质。政府的制度供给肯定重要,但是它排不了前三,如果能进前三变成了回到了计划经济。

在制度供给方面,中国各城市局部侧重点不同,但整体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上海的特点是政策出的早,深圳是出的好,杭州是出的少。上海的要求是“可复制、可推广”,所以存在网约车新政、办公式公寓等率先推出的政策。深圳靠近香港,有很好的学习路径,所以存在工业用地二次更新土地出让金分期支付的政策。杭州等待其他城市先试错,自身先让市场用无形的手施展才华。

王凯

我倒和何万篷院长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深圳这么多年做得最好的就是开放的制度环境。因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很多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之间,在行政管理、人才聚集以及工资收入等方面其实差别不是太大,但是深圳的创新环境和制度设计是最开放的。第二是年轻人,对年轻人有吸引力是很重要的基础,第三点我觉得倒不一定是生活品质,可能是生活成本。

王缉慈

我同意王凯院长以深圳为代表的制度环境排第一的观点。其次是从青少年阶段就开始接受的创新教育。第三是企业家精神。但是我不太同意王院长对北京科技型创新能力强的观点。北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能力确实很强,但创新能力有限。这就涉及到到底什么是“创新”?如果是一个科学研究上的突破的话,那是一个发明,它不叫做创新。技术变成产品并卖出去获得市场价值,实现商业化的过程,才叫创新。但是北京的很多科技成果都是远程爆破,通过技术转移在外地形成产品,因此不能说北京的创新能力强,只能说科研能力强。我认为科学能力强不一定就等于创新能力强。

周伟林

创新主要需要三个要素:制度、企业家、环境。西方的经济最早能够增长,很重要的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能否达到平衡。其次是企业家,这些人特别能够发现商机,有冒风险的意识,能够把技术转化为市场价值。第三是环境,从全球视角看,创新几乎都是集聚在一些自然环境优美、公共配套较好的地方,因为具备高端创新能力的人才对生活品质也有较高的要求。

此外我认为科学研究非常重要,这与王缉慈老师的观点略有不同。如果认为技术性的突破不叫创新的话,那么创新的定义就太窄了。以经济学家为例,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创新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创新产品,但思想理论的创新也应属于创新。

观众互动

问题1:在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采取无为而治的方法还是应该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

周伟林

中国政府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发展中必须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力量,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不建议政府有太多的干预。

何万篷

政府和市场在创新中的关系和作用确实很难讲清楚,但我认为有所谓“一是三不是”的结论。市场主体在创新的汪洋大海中游泳,政府肯定不是伴游者,也肯定不是救生员,也很难是引航员;但是政企又是一个共同体。例如武汉“城市创新合伙人”的制度,在市场主体需要的时候,政府就出现了,解决它的后顾之忧;在不需要的时候,政府又离开很远。总结起来就是“规划少一点,监管慢半拍,服务跟得上”。

王缉慈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在创新方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区域治理方面。创新是一个参与的过程,而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参与者。发达国家创新集群是由政府参与组织的,政府作为利益相关方,与企业共同讨论相关的政策和规划。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从打造专业市场,到搭建创新平台,这种尝试在浙江、广东和江苏都很普遍。国内的创新平台中有很多是由政府架设的,做得也相当成功。

王凯

我觉得现在政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产业政策太具体,越具体越失败,没能与目前发展的实际需要紧密地结合,例如钢铁政策和装备制造业政策。因此我个人不太赞成在国家层面制定具体的产业性的政策。第二是国家层面的部分产业政策具体到某个空间园区,在政策的制定层面没有和市场的需求和基层的诉求相结合,这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如果某个产业存在需求,其实不需要在空间上那么有太过具体的指向,如果能够在税收政策、财政政策上有所体现、有所补贴的话,或许产业就能自然生长。相反,如果一定要凑100个或者1000个的整数,那一定会存在问题。


问题2:对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第二梯队城市的创新有什么建议?

王凯

就一句话,“别折腾了”。以宁波为例,2001年左右是民营经济非常蓬勃兴旺的的局面,企业也有很多自发的创新活动,当时我是很充满信心的。但是后来政府就开始干预,先是引进大国企搞大工业大石化,对民营经济不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再接下去就是搞房地产,所以导致很多做实业的企业转去做了房地产,包括很多制造业的企业目前的主业已经是房地产了,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再折腾了,政府只要在一些产业政策上面去进行疏导,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平和的环境,企业自然会做起来。

何万篷

宁波存在三个断层,第一是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发展的线性升级路径断了,通向后工业化的桥更是没有搭建,没能及时地从汽车、造船、港口等产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向以航天、航空为主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升级。第二是经过量大、面广的前期的积累,增长过剩的资本没有向现代金融形态过渡,现代创新意义上的金融工具太少了。第三是空间上局限于板块化的县域经济,未能进行协同发展,在大都市区层面上存在发展断点。

王缉慈

激进的地理学派认为产业区域作为一种产品,是可以创造的(create industrial region),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打开区位机会的窗口,所以说像什么二类、三类甚至N类城市,它不管是多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什么铁路、港口,但是它应该是有网络的地方,它都可能获得机会或窗口,最关键的还是能否创造一种企业家氛围,产生本地化的创新精神。

周伟林

政府最聪明的做法是做守夜人,退到幕后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

一句话结语

   周伟林

祝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上海分院越办越好。

   王缉慈

我非常赞成物“集”和人“群”的说法。过去物“集”在中国忽悠的太多了,一说产业集群就是打造产业链,所谓打造产业链就是物“集”,实际上确实应该是人“群”,创新创意产业发展中人才战略(people strategy)是最重要的。

   何万篷

围绕人的发展做好空间治理,我觉得这是中规院应该做的。祝中科院上海分院引领上海思想市场。

   王凯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上的很好的公开课。规划师应该永远学习,上海分院应该在这方带个头,类似的活动可以更广泛地开展,更多地请社会学、生态学或者其他方面的专家来,让我们继续学习。希望能形成一些学习小组,基于一手的素材和实践,对城市发展的动力空间和空间规划做长期的跟踪研究。



下期预告

长期以来,规划是否是一门科学,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话题,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对规划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的差异。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规划脱胎于建筑学,但又受地理、经济,社会等学科理论的影响。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经典的中心地理论、区位论等更是直接奠定了规划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从政府调控和市场经济角度,剖析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口学、制度学等学科从社会要素角度,揭示城市现象和问题。跨界和融合是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特征,也是申客思享会的基本出发点。


2017年5月12日,第3期申客思享会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举行,四位嘉宾将从不同视角,带来他们对于“规划理论的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并分享他们从不同理论背景出发,对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思考。





注:本文分享自“申客思享会”微信公众号,特此鸣谢。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