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部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著
尤卫群 译
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78元。
世界就是一锅粥。每一粒米都在滚烫的水中跟其他米拥挤在一起，有的时候大家联合得很紧密，有的时候则稀松流动，一塌糊涂。中国和美国交往频繁，又在漫长历史中隔洋眺望，友好有时，对抗有时。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一直倡导“共有史观”，希望把既往彼此割裂的国别史视角汇合起来，从更高的层面即大家共同的历史去看待。近年来徐国琦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还涉及了体育等并非传统历史研究焦点的领域，这本书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从英文版译出。他的《一战中的华工》受到非常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在这本书中，徐国琦的研究有很大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中美交往中的人物，到国际化进程中20世纪中国与美国高层及文化交流中的关键人员，再到由体育引起的共有外交进程，所涉素材总体上超过了100年。徐国琦从文化视野出发，关注文化国际主义如何长期作用于中美关系之中，其中涉及了若干对中美关系而言很重要、值得持续研究的问题，包括两国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移民与种族认同、在国际势力交锋当中的国家认同、经济纽带和贸易关系、学术交流、教育和体育等。综述多个个案研究之后，作者指出，中美对未来的展望应该注重相互间的建设性交往或求同存异。
在后文中，我们将选摘书中的结语部分，欢迎下拉详读。
《文化就是身体》（修订版）
[日]铃木忠志 著
李集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78元。
戏剧不仅是一种文艺，也是最受欢迎的城市文化载体之一。建筑与城市素来在戏剧当中起到背景与环境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也越来越多地走到前台来充当主角，以建筑师的工作为主要情节的作品也已不少见。这本《文化就是身体》是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的文集，2016年由上海戏剧学院引进中国出版简体字版，这个进程也与铃木忠志独特的演绎方式和训练手段传入中国相一致。铃木忠志致力于把传统艺术与现代戏剧结合，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学，而其表演艺术的重要内容是剧团在一处幽静的村落剧场修行。文化就是身体，在一系列的对经典戏剧作品日本演绎版本的点评中，作者基于一生创作积累的经验，谈了戏剧的本质、舞台的构成元素、演员表演所依靠的动力等等。作者从人与空间关系的基本层面，分析当代住房、建筑、城市如何在人感知的层面发生不同于历史的变化，这种转变使人的精神及其传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作者根据分析所得打造利贺山房剧场，把剧场结构与身体感知合而为一，从而让戏剧表演完全不同于一般我们所见的舞台作品。作者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讨论利贺这个村落的状况及其与自己的剧团之间的关系。从聚落复兴的角度，作者更慎重地看待创作的心态，倡导高度的专注，反对把戏剧视为游戏或娱乐。
《千刃千眼》
[日]蜷川幸雄 著
詹慕如 译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56元。
蜷川幸雄比铃木忠志大4岁，2016年去世，在其作为前卫小剧场及商业戏剧导演的创作生涯中，佳作无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在这本回忆录中，蜷川幸雄从1960年代日本小剧场运动兴起时谈起，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日本的经济开始腾飞，社会变化也急剧加速，戏剧创作与表演体现出当时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征。作者的笔触非常跳跃，几乎没有任何絮语，每个创作阶段几乎用几个场景就说完了，却面孔极为丰富，让人能看到那个奔忙的时代抱持不同想法活下去的日本戏剧人。所谓“千刃千眼”，来自1972年的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一个陌生青年在咖啡馆逼问蜷川“现在能高谈希望吗”，答曰没有资格谈所以不会高谈之后，青年才放松下来，露出持刀的手。作者遂恍然大悟，原来要打造一个足够强大的舞台才行，不然每一位观众仿佛都手持利刃在拷问创作者。不面对这样的使命是不会有未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还写到了很多带来灵感来源的日常见闻，比如想在一出戏剧里做一条特别的贫穷杂院组成的巷弄，到处找都找不到，有一天出了地铁站，偶然就看到了一条理想中的小路，最终用这样的场景打造了樋口一叶原著改编的作品。
《重构全球贸易版图》
《南风窗》2019年第15期
（总第649期）
该刊这期封面专题从全球贸易状况的高度来看待中美贸易冲突以外的其他多边贸易关系问题，以及各大国和国际组织贸易方面的利益诉求。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对国际贸易态度的变化影响深远，这在历史上是存在规律的，在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过程显示，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的过程中，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利益和资源去创造低关税、高贸易额、少区域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结构。而在主导国实力衰弱或遇到挑战时，则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的态度符合这个规律。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态度主要是为了呼应社会上的情绪，尤其是把财富分化跟贸易协议挂钩，是一种“具体”的分散压力的手段，有利于增加政治筹码。目前来看，美国对世贸组织上诉法庭大法官的任命仍在阻挠，这会导致2019年12月以后世贸组织因为大法官人数不够而无法对国际贸易争端进行裁决。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将导致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从由世贸组织进行国际法协调，转向双边外交解决，这是一种倒退。日本、欧盟、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进入这一进程，做好准备。由此，该专题后面的文章分析了日本在推进TPP协定中做的工作，以及欧盟如何通过多边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矛盾化解机制，来保障自己的贸易安全。
《公交车不应变成致命武器》
《检察风云》2019年第13期
（总第585期）
上海市检察院下属的《检察风云》杂志做了一期公交车安全封面专题。该刊指出，当前多起乘客干扰、殴打公交车司机的事件，告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公交车的运行安全特点。公交车既是人员聚集的小型公共场所，又经常处于高速移动之中，一旦失控，极易发生安全事故，导致伤亡。今年1月，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加大力度打击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犯罪。该刊从检方视角对公交车运行安全保障问题作了思考。在5篇专题文章中，主力稿件解析了前述指导意见，分析了几个焦点问题，比如：判断乘客与司机在公交车上发生冲突最终造成车辆事故时，应该如何判断属于那种罪行；司机如何在发生这种情况时进行应对，明确司机离开驾驶岗位反击乘客不属于正当防卫，对司机应急造成车辆、交通设施损坏或人身损害的情况界定为紧急避险。指导意见还强调了要强化普法教育，让公交车司机明白停车再解决纠纷能最大程度避免悲剧发生。该刊分析，乘客袭击公交车司机的案件中，50%是乘客要求在没有公交车站的地方下车，20%是因车费支付问题造成纠纷。所以，该刊也从公交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加强司机安全培训、提高安全防护隔离标准并及时改造车辆、给车辆配备安全员等。该刊还介绍了外国“防车闹”措施。
中美共同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文/徐国琦
本文为《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同的历史》的结语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理想国的支持。
美国人蒲安臣（中立者）在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后曾担任清廷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图片来自网络）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曾经指出，中美关系最初一度是一部“互相利用”的历史，并且预测两国将最终由冲突过渡到合作。他写道：“我们对于互相利用和冲突已经知之甚多，但对他们之间合作的产生，以及合作能否持续下去却不甚了了。”英国作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列王》（The Dynasts）中评论道：“战争创造了极为精彩的历史篇章，和平读来却无聊乏味。”针对此句引言，梅教授指出：“若能更多地了解和平的进程，乃至于怎样才能将它变为‘极为精彩的历史篇章’，将对我们很有益处。”
本书旨在通过关注带动中美两国人民走到一起的合作及其他历史经验，推动人们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的动机在于通过关注我们历史中的共有时刻，更重要的是，通过关注私人或个体的经历，探索出一条历史研究的非传统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共有历史包括多方面的史实，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本书所强调的是建设性的共有经验，而非人们已经熟知的那些消极或对抗的历史事件—这方面已经有太多的论著涉及。有很多重要人物如赛珍珠（Pearl Buck）、胡适、林语堂和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故事，必定属于这部共有历史，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将他们略去，不仅是因为篇幅有限，还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其他某些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相当广泛的研究。
本书旨在阐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未曾展开的合作模式：跨越冲突进行合作，开启对话渠道来克服隔阂、恐惧和敌意，中国人通过这些交流，探索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和局限。共有的经历自然也包括共有的挫折和失望。蒲安臣使团的事例表明，中美双方都对它抱有极高期望，然而由于政治、外交上广泛存在的保守主义，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势，蒲安臣使团所能取得的成就必定有限。在晚清留美幼童的派遣中，当许多美国新英格兰人真诚地希望留美幼童最终能够获得成功，并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闪亮楷模时，美国四处蔓延的反华浪潮以及在这种情绪之下产生的排华法案，又为留美学童制造了太多障碍，阻碍他们发展自己的潜能。
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戈鲲化（图片来自网络）
再看戈鲲化的个案，尽管有哈佛大学的支持和戈鲲化自身的努力和眼光，他任教的时间却太不凑巧，因为当时鲜有美国人真正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哈佛大学想促进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的意愿，同耶鲁大学一样具有远见卓识，然而结果却未能如最初期望的那样。古德诺和杜威对中国的访问恰逢其时，都发生在中国人在绝望中最需要帮助和引导的历史关头。然而，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古德诺又怎能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提供实际的帮助呢？他的工作最终并未使他的雇主采纳一部以民主传统为基础的宪法。不过，鉴于北洋政府面临的紧迫形势，他依然对中国的处境抱有某些同情。在杜威的个案中，他关于应当渐进发展的理论，迎面遇到了威尔逊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它曾那样充满魅力，却带给中国令人痛苦的失望。
即使中国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找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实现国际化的方法，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了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真正威胁。然而，尽管中华文明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是孤立和停滞的，但是它并没有破产，“中国”或“中华文明”也没有走进死胡同，它只是需要在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体系中摸索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而只有当一场以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民族革命，即一场志在使中国人从内部自行发展，又能在国际上保护自己的民族革命来临的时候，才能找到这条道路。不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还是排外主义者，对此都没有找出答案。以自强为目标的清代官员，想让第一批留美学童学习西方技艺而不是西方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人则希望学童们既学习西方技艺，也学习西方价值观。
美国人渴望同中国人共享自己的经验，但是他们能拿出手的“世界性”价值观——基督教、美国式民主、棒球——实际上只是地域性的，而这些并不是留美学童在北京的资助者想要的。这便使朝廷官员产生了恐惧，害怕来到美国的幼童会变得美国化、切断同中国的根本联系。在终止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这一点上，中国的保守派和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不谋而合。现代体育运动的个案同样呈现出类似曾经令人期待的可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的却是讽刺性的结果。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效地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外交手段，但是，体育运动的兴起显然为中美之间提供了另一种竞争机制，并且成为显示他们各自国际地位的晴雨表。尽管存在着种种挫折、失望和命运的嘲弄，我们仍然不应贬低这些共有经历的价值—毕竟，其中的悲剧和令人意外的成功，全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乒乓球在1970年代推动了中美邦交正常化（图片来自网络）
近来中美两国相类似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对相互间共有历史的认识。在19世纪，由于中美两国都处于弱势，因而都热衷于相互合作，并没有其他选择。在20世纪，中美两国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价值观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携手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冷战时期，中国人和美国人则为对抗苏联而间或进行合作。必须指出的是，共有历史对于中美各方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并且如前所说，共有的经验有时也包括共有的挫败和失望。美国人倾向于偏爱胜利者和特殊例外者的经验，自以为美国人的使命是提升中国，或者用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话来说，是“改变中国”，这时候中国人则可能对美国梦同自己的梦想缺少共同之处而相当不满，尽管他们在谈论中用的是几乎相同的术语。中国人可能将这一共有历史视为屈辱的历史，是包括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种族主义和一贯受到的种种屈辱在内的历史。
不过，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同对方打交道的时候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真和无知。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不管接受共同拥有的过去这个想法有多么困难，“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都能够涵盖并且超越历史记录中的冲突对抗。我之所以以共有的历史为框架，还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都不是强大的竞争者。这一点对于一战之前的美国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从19世纪初起，美国人有了将其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的抱负，尤其想要吸引中国人。一旦中国和中国人开始对学习西方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两国之间便建立起某种纽带关系。美国人高兴地把手伸了过来。伍廷芳在20世纪初曾经两度担任驻美公使并在美国居住八年之久，他在1913年写道：“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是最让中国人感兴趣的……这真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国家。这里的人民非常优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最有意思，也最富教益。”在20世纪，美国既富且强，中国人也开始一门心思追求致富和增强国力。当我们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都已经走向富强，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纽带关系甚至比以往更加紧密和显而易见。
“共有历史”的视野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由于中国人探寻的是一个实现他们自身及其后代的愿望、实现国家未来愿望的梦想，因此我们不得不对美国人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予以关注。或许，对这里所提到的共有的过去和共有的经验进行思考，会提供一把开启更好的共有未来的钥匙。马德森（Richard Madsen）在有关中美关系的充满激情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21世纪，中美两国的人民将成为两国“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世界”努力建立“一个共同家园”的驱动力。
中美关系的未来需要在重视共有历史的基础上推进（图片来自网络）
自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在联合与遏制之间摇摆。从历史上看，美国人也一直以类似的两种态度对待中国：在19世纪，当中国积贫积弱，而美国尚未成为军事强国之时，对华政策从帝国主义者的姿态转为理想主义者虚夸的外交辞令；如今，随着中国的强大和美国所处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一方面要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要与中国携手合作，似乎受困于两端而无所适从。其对华政策时常是这两方面因素的某种混合体，而在行动中通常更多地偏向于遏制。这种方式谈不上有什么建设性，注定导致冲突的产生。带着真诚的愿望强调共同的利益和共有的未来旅程，对于两国来说可能都是更好和更明智的选择。
“共有历史”之研究方法和视野，作为一个研究范式今天对我们来说尤为必要，因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诸多争议，其范围包括从贸易到人权，乃至如何分享大国实力。根据他们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模式，中美两国都在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和对抗未雨绸缪。但是，在某种程度维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重要，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都同处一条船上，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正如我在本书的开头所提到的，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和美国“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两国的共有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希望通过对共有的过去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对于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
（来源：城市中国杂志）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南京规划资源）：#每周新书#中美共同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