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小秘书：
《创意阶层的崛起》这本书中呈现的逻辑在中国城市的实践中体现得越发明显。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两个禀赋看起来非常像的城市，为什么会拥有截然不同的取向。我们可能会担心，陷入“人口素质低-产业低端-人口素质低”循环的东莞，是否还能建设好那些“舒适物系统”。
不过，如果说城市就像企业，那么经营得好的城市，其数量可能本来就不会太多。或许，有一个深圳就够了，东莞不需要变成第二个深圳，但它总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
深圳和东莞，区位因素、地理环境类似，在人口数量上均属大城市，没有多少文化古迹，都缺乏名牌或重点高校，更重要的是，二者都是移民城市，户籍人口占比也所差无几，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深圳户籍人口占比27.3%，东莞户籍人口占比22.55%。但这两个类似的城市，在经济产值和产业结构上，尤其在高新产业发展的格局方面，可谓截然不同。
其实，从外部环境讲，这两个城市面临着同样的压力，自汪洋主政广东期间（2007年-2012年），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后，东莞作为后发城市，某种程度上受到的重视更多。
但实际情况是：从人均生产总值（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深圳是123247元，东莞是60556元，深圳是东莞的两倍；从2012年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的指标看，深圳的数据是12931.82亿元，东莞是3323.48亿元，东莞约相当于深圳的四分之一；2012年，深圳的专利授权量是48662件，东莞是20900件，深圳是东莞的两倍多；同年，深圳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是13139件，东莞是1381件，二者几乎相差十倍；对应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深圳消耗0.472吨煤，而东莞消耗0.632吨煤。
“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深圳不但比东莞具有大得多的产品产值，而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质量。……如果说深圳是一个技术创新型城市，那么，东莞基本上还是一个制造业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暨管理学院教授王宁，于2014年7月20日出版的《社会学研究》发文，题为《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他试图用“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的概念，解释深圳和东莞的发展差异。
“城市舒适物”和“人才用脚投票”
王宁认为，在当代社会，居民作为消费者，不但重视对具体物品和服务的消费，而且越来越把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性产品来消费。这种把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性消费品进行选择的消费偏好和价值观念——即地方消费主义，构成一个地方或城市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市民是对地方消费的主体。这样看，“与市民消费所对应的社区/城市的消费性支出，不仅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在这里，消费和生产功能并非截然分开或对立。”
城市的这一投资是如何带来经济回报的？这要看提供给市民消费的地方消费品的内容。王宁引入西方学者的“舒适物”（令人感到舒适、愉悦的事物）与“反舒适物”（令人感到不舒适的事物）的概念。尽管城市有诸多拥堵、污染等反舒适物，但城市里的设施也提供了更为多样、系统的舒适物，抵消了反舒适物的负面作用。相反地，乡村拥有自然舒适物，配套却不足以支撑生活的便利。
一个地方作为整体消费品的质量，不但取决于舒适物的数量和水平，而且取决于舒适物与反舒适物的比例关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高舒适物的城市居住，人们的经济水平决定了对高舒适物的竞争能力，同时，具备高舒适物的大中城市也是物质回报最高的地方。另外，教育水平越高、文化品位越高的人，对文化舒适物有着更高的需求。地方消费主义表现为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对城市和地方实行“用脚投票”。而高新技术公司为人力资本密集行业，需要根据技术人才的择地偏好进行公司选址。
越来越多的人追逐高舒适物，结果体现为居住和生活成本的提升，这也是一个筛选过程。难以支付高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迁出城市；而留下和进入城市的，是具备更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能支付更高工资的公司和产业。相反地，如果低端产业无法外迁，会导致反舒适物（污染等）增加，会驱使高素质人才迁出，随之高新技术产业也会外迁。
造成产业结构差异的原因
中国也出现了类似趋势，深圳和东莞，两个禀赋相近的城市，发展水平却相差甚大，尤其在高新产业方面。
王宁也看到，其中因素之一，是深圳和东莞的级别不同。作为特区城市，深圳在产业政策上有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偏好。而东莞只不过是一个地级市。不过，90年代后，全国各地享受的政策趋于一致，深圳的政策红利消失。
除了“路径依赖”，使东莞的产业结构难以转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如政府的产业政策。2010年，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拨款上，深圳达到116.66亿元，而东莞只有7.98亿元。同年，深圳市的R&D（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达到333.31亿元，占深圳GDP3.48%；而东莞R&D经费只有51.67亿元，占东莞GDP的1.22%。
人力资源结构和水平也能解释东莞与深圳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深圳高端人才（大学程度）数量为178万，占常住人口的17.18%，而东莞为58万，占常住人口的7.1%；深圳中端人才（高中、中专）为248万，占常住人口的23.97%，而东莞为167万，占常住人口的18.92%；相对应的是，在初中和小学程度人口的比例和数量上，东莞都多于深圳。“深圳吸引了更多的大学毕业生、科技人才和熟练工人；东莞则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工’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
为什么不选东莞？
为什么更多大学程度的人选择去深圳而非东莞？无疑，这倒过来又受到了产业结构的影响。东莞无法提供给高新科技人才更多就业机会。而深圳刚好相反。
不过，王宁在调查中还发现，原来位于东莞的某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从事手机、MP3、MP4的制造），前两年不得不把其研发部门搬到深圳，因为该研发部门在东莞招聘研发人员遇到困难——这些人不愿去东莞就业。可见东莞即使有工作机会，也未必会吸引到高新技术人才。
反过来，有些位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出于减少成本的考虑，决定搬到东莞的松山湖高新科技园区，但在对员工做摸底调查时，公司发现员工大多表示不愿去东莞，甚至有的员工因此辞职。在王宁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公司技术人才和人力资源主管共计43人所做的访谈中，绝大多数人在被问到公司若要搬到东莞，自己是否愿意前往时，都表示不愿意。
在访谈中，王宁还发现，无论是否曾有过在东莞生活的经验，人们在问卷中工作地的两个选项里，都选择了深圳而非东莞。无论刚毕业不久、寻求上升机会的人，还是有一定经验、追求稳定生活的人，也都做了同样的选择。
原因在于两个城市舒适物系统等级的差别。在王宁所做的访谈中，受访者认为，不论在商业繁华、环境清洁、市荣与城市规划、空气质量、交通设施（如地铁、机场等）与交通便利度，还是医疗、教育、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东莞都比不上深圳。
环境质量方面，东莞得到了以下评价：
“就觉得整个城市的水平还是有差距的，就我们有一次，在东莞的闹市区吃饭，街边都是很臭的味道，就是沿街卖东西的都丢在那里……就突然有个感觉，东莞这管理的不行啊，好臭啊……整个东莞市还是一个有点乱的感觉。”
“那边主要是在东莞长安镇嘛，那一块附近环境要比深圳差很多，那边主要是工厂很多，那个河里面全部都是污水……我们待的那个地方污染太严重了……我们住的地方就是臭水沟，一大条臭水沟那样，来了深圳这边就发现污染没有那边严重，空气也没有那种刺鼻的味道。”
“东莞那个地方，都是工厂，然后废气、工业污染比较多，然后不管对我们自己也好，对小孩也好，伤害非常大，病害也非常多。”
对治安方面的“反舒适物”有以下描述：
“我没在东莞呆过，但我听别人说过。我姐在东莞待过，东莞经常会有人抢手机。”
“治安不好。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个治安特别不好，经常有抢劫。”
还有一些关于人口素质的：
“其实两个城市都是打工城市，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这样说吧，东莞是一个低端的打工城市，像高薪人才在深圳这边就很多，但东莞一片一片的都是工厂，然后打工的都是普工，都是高中没毕业的那种……但你在深圳这里工作，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嘛，整个水平都是不一样的。”
受访者也谈到深圳吸引自己的舒适物。王宁对此做了归纳：
社会舒适物：包容度，没有本地人外地人区别，大家都讲普通话，居民不排外；年轻人居多，城市充满活力；人口素质高，居民文明素养高；相较北京和上海，外来高新技术人才在深圳比较容易获得户口；政府办事效率高，相较内地小城市，官老爷习气少。
自然舒适物：气温温和，冬天不冷；空气质量好，没有北上广常有的灰霾现象；环境好，树木花草多；靠近海边；靠近香港，方便前去购物。
人造舒适物：交通基础设施好，交通顺畅，出行便利；城市规划好（特别是关内），城市整洁干净；城市发展快；文化娱乐设施丰富（如深圳红树林的自行车道）
但受访者也反映，教育和医疗是深圳的“短板”。“关外”与“关内”的差距也被高新技术人才诟病。高房价被年轻人当作融入深圳的障碍。但低房租降低了他们的居住成本。
王宁认为：“由此，在各种舒适物类型上，深圳对外来高新技术人才最具有吸引力的是社会舒适物。高新技术人才偏好深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者在舒适物系统等级的差异上引起的。”
他最后总结称：“那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有偏好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高端人才对舒适物的偏好，不得不把保护和建设城市舒适物当作一个具有经济产出的事情来做。经济、文化与权力，在城市舒适物这个问题上，将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