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小秘书：
昨晚，一定有许多城市研究者，在心中默念：大师再见。
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于2014年7月30日晚间去世。早几天，身边的一些学者还在感慨老爷子精神矍铄、活力十足，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但其实离别每每说来就来。何曾想到，沈尧、刘瓅珣二位中国青年对他进行的访谈，竟然成了霍尔教授谈论中国城市的绝响。回复“霍尔”，可取阅。
其实，每位城市研究者的书架子上，可能都有至少一本大师的著作。那么，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小秘书通过微信等方式，征集到一些城市研究者（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学者）缅怀这位大师的理由，以下按照文字长短与时间排序。最后还附上一些学者在微博的分享。
周江评[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城市规划(英文版)编委]：
彼得·霍尔用宽阔的视野对西方世界城市发展、建设、规划、政策史（尤其是二战后史），做了开拓性和系统性的总结和评述。
因为西方是近代人类文明、文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城市规划、全球化等的重心（或者说一极所在），因此他的工作与成果对世界各国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历史研究等学科学者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其影响远远超越他长期生活的英美。
最近20年左右，他又多次来到东方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地交流，并精心、耐心和用心指导和培养有关国家的学术后进（含从未与他谋面，仅通过电邮联系他的），虚心向当地百姓、同行专家学习取经，学术造诣和对东方世界的感性知识、认识又上新台阶，可称得上融汇东西、炉火纯青。尽管已是公认顶级学术大牛，他始终勤奋刻苦，不知疲倦，几乎每隔几年，都会把新的知识和心得用于更新早年的作品或出版新作，著作量大质优，经典屡出。
和他交流交往过的人，更知道他为人谦虚，毫无架子，知识渊博，待人诚恳，处处体现出典型英国绅士的特点。勤奋刻苦，德艺双馨，才华出众，全球影响，他的确是当代最杰出的城市研究大师，没有之一。
作为城市发展、城乡规划、城市化等多方面（在此将这类城市命题简称“城是”）的后发国家，中国如果要把这些做好，研究西方相关历史、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霍尔的作品，是西方人对自己相关历史、经验（含理论和案例）进行总结反思的经典中的经典，对中国人的意义重大，是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另外，霍尔为总结反思所建立的一般性可移植的方法论、研究框架、思路、视角，更是影响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
将来，如果说中国要出类似霍尔式的杰出人物，他也必须要像霍尔那样，首先把中国，但最好是大中华文化圈的城是研究透，出经典。其次，要真正关心和理解中国、大中华文化圈外的城是，尽可能中外融贯，有全球视野。只有这样，一部分中国学人才真正能做到对中外所有人有益的一般性，做出可移植的方法论、研究框架、思路、视角，才可能在其中出现霍尔式或者超越他的大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感觉霍尔的东西，更多是关于知己知彼的，是在战略层次、认识论上的，比如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去发现问题，有问题时如何思考和去找答案。如果要具体到中国的现实问题，需要中国人读通、转译霍尔还有其他人的著作，因时因地找到思路或答案。霍尔和其他西方大师作品的初衷，除非他们明确说是针对中国，一般是没有直接给中国人思路和答案的。反过来，任何中国大师作品，对西方人也是这样。
张军[多伦多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助理教授]：
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应该确实是称得上大师的一位学者。在我印象中，100多年的现代城市规划/研究史上没有人有比他更大的世界性影响力，而且很少争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曾在英美两国的名校长期任教，而且近年对亚洲尤其中国也有高度的关注和相当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我认为在评价一位规划学者之先，必须对这个学科有个基本的把握。城市规划是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经验性学科，因为如何确立并调节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用地形态与秩序，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但在理论上它几乎涉及人类社会尤其是公共生活的一切难题，所以十分多元并总是充满争议。因此城市规划在根基上始终存在物理规划（physical planning）与社会规划（social planning）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问题。给定约束条件的话，物理规划基本上可以以“科学”的方式去操作和研究，但一涉及社会，人类的（部分）未来如何可以规划，甚至是否应当被规划，都永远充满争议。比如城市规划理论上应当代表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及如何知道本身就几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一般认为，现代城市规划起始于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902年发表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一书。但这本书1898年的第一版叫做《明天：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霍华德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他思考和面对的是如何以用地和居住形态为核心和切入点来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现代性问题。而人类100多年来都在面对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什么理想答案。霍华德的题目放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切题。
我认为Sir Peter Hall是一位有霍华德的理想和情怀的规划学者。他的讣告作者（编者注：指《卫报》的讣告）也表明他一生都对霍华德及其城市理想情有独钟。其次，我认为Sir Peter Hall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实证导向的、以物理规划为主要关切的学者。如此说，也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学者，并不真正以演绎性的规划理论尤其是规划哲学或政治学著称。他的关注和叙述通常较少涉及尖锐的政治和伦理问题，尽管他的社会关怀毋庸置疑。或许这多少是个遗憾，也使得至少部分批判学者对他不太热衷。但反过来可以说他是实证/归纳性规划理论的集大成者。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特质，他更容易受到中国的规划界以至政府官员的欢迎。无论如何，他所表现出的始终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严谨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学者风范。
他对规划实践一以贯之的关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史细致入微且井井有条的梳理，使他的著作比如《明日的城市》（Cities of Tomorrow）、《城市与区域规划》（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等几乎成为全球所有规划系的基本教科书。他对城市发展史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从他长达1100多页的巨著《文明中的城市：文化、技术与城市秩序》（Cities in Civilization：Culture、Technology and Urban Order）即可见一斑。
他的英文写作一如他的演讲，都是极其清晰缜密且令人愉悦的。考虑到他一生写了50多本书以及各类文章2000多篇，他的巨大影响力就真的难以估量了。显然他始终怀有罗素所说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求知欲”，一直在不辞劳苦地在全世界旅行，在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保持对各种规划实践的高度关注、熟悉和参与，并进而进行各种案例的比较研究和理论思考。我相信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论及规划界对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的综合把握，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而这一点，对于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是不可或缺、难能可贵的。正因为此，Peter Hall的地位也是几乎无人可以替代的。
最后，我觉得Sir Peter Hall之所以能被广为追念，跟他的绅士风度也是分不开的。不以大师自居的大师才是最好的大师。虽然直接接触不多，但各种信息都表明他始终是一位踏实谦逊、从容不迫、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以他82岁的高龄，直到上周五还在办公室指导学生并为学生修改论文。
所以无论如何，Sir Peter Hall的离世都是世界城市规划与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愿他安息，也愿他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永远激励后人！
袁晓辉[清华城市规划博士候选人]：
规划学科本身面对的大多是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在涉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跨度，和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的空间跨度中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开展实践应用和反思，都需要规划从业者大量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处理复杂关系时敏锐的直觉，而不仅是对规范的科学方法的掌握。
这就显现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的规划大师的可贵之处。因为那些积累起来的经验是需要时间的筛选与沉淀的。所以，对大多勤奋乐于思考的规划学者来说，年龄的增长会增加他作为规划师的价值，更不用说常年奋战在一线、思想方法常用常新的Peter了。带着多年对城市研究和实践的宝贵经验和直觉，如果他可以更长寿，他一定可以做出更大贡献。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必要的、决定Peter之可贵的因素：他的为人。作为一个规划从业者，他有大爱在心中，充满善意与关怀地聆听城市居民的感受，开放而包容地对待每一位同行、老师、学生，不恃才傲物，不以一己私利左右抉择。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规划大师、人生榜样的陨落，不能不说是学界巨大损失。
刘行健[美国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
在英国人看来，Peter Hall不仅仅是规划学家，他首先是一名地理学家：他是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毕业。英国卫报在在他的讣告开头写的是：“The main concern of the geographer and town planner Sir Peter Hall……”
孙永海[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综合交通所所长]：
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推动，这是根本，其余都是技术的表面。中国最需要公共文化的启蒙和塑造。
黄正骊[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生]：
历史观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Peter Hall走了。十多年来他一直是自己心目中城市研究两个方面的标杆。其一，他是研究、教学、咨询、国际交往的四栖教授，每方面都有世界级业绩；其二，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有理论大厦，自己所谓读书、读路、读人、思考即“三读一思考”的标杆学者。一直记得他有关城市治理的著作。
黄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Peter Hall教授还是离开我们了。因为翻译教授的著作Sociable Cities，我有幸与教授有了联系，自2008年末始，往来有20多封邮件。他欣然为中文版《社会城市》作序，并发来照片和签名。2011年我受托请教授写一篇关于田园城市和未来城乡发展趋势的文章，他又慨然应允，此文我译成中文后发表于《时代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