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新知（10.28）：带你每日了解规划新知识 | 国匠城

城市活力对于人作为一种群体性生物种群的生存发展具有必要性。历史地看，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成长、持续激发正向社会演进动能的本源之一。其中可以划分为狭义的活力和广义的活力，狭义的活力即可直感认知到的人际交流互动、城市生活活动；广义的活力，包括创新创业激励、经济制度、人才政策、以及对于异质元素的包容度、成规模建制并年龄级差合理的知识创新人群等。

总的来讲，活力与人们对自身家园或者“第二家园”人居环境和生活场所的认同密切相关，城市是否有活力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尺度。

大多数城市活力均来自于步行为主的日常生活，我们常讲的“上街”，除了功能性目的，其实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渴求社会交往和生活的行为心理所致。与休闲、购物、交往等相关的市井活动具有明显的功能复合多样性。人们有目的抑或无目的到访经停，蹒跚漫步、随机的人际交往都是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场所载体的品质所在。

生活所形成的空间意象、逸闻趣事和场所氛围既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图景呈现，也渗透着社区精神的记忆。从哈尔滨中央大街、香港兰桂坊等案例可以看出，市井生活及其场所载体的丰富多样是维系地方传统鲜活的必要条件，且具有无等级、无特定地点、无特定针对性的特点。

格鲁斯曼和克鲁格根据实证研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假说，认为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国民经济收入之间呈“倒 U”形关系（图 1）：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均 GDP 的提升，环境污染程度逐步恶化；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 GDP 的进一步提升，环境污染程度趋于缓解，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示意图

依据 EKC 拐点的经验值，我们国家许多发达地区已进入环境改善的“时间窗口期”，从这个角度看，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必须改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应是对立关系，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反而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的“拐杖”。

以成都市为例，2017 年成都市人均 GDP 为 77470 元，折合约 13743 美元，已接近相关研究的临界水平，现阶段成都市应进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阶段，将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在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好转，形成两者互相促进、相互协调的良性发展。

国内外已有许多致力于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包括较为传统的“绿色 GDP”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以及近年来新提出的“生态 GDP”“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绿色 GDP 2.0”等。

从不同维度分析绿色生态价值的构成：

① 社会发展：党和国家对地方发展的要求已经从单纯的评价 GDP 发展转变为维护地方的绿水青山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② 经济层面：污染治理的成本将越来越高，消耗自然资源的代价也将越来越高；

③ 生态环境：绿水青山作为绿色生产资源的一种，本身就是巨大的财富；

④ 居民幸福：老百姓已解决温饱问题，经济收入增长带来幸福边际效益的减少，人民群众对良好自然环境的渴求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