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市基本公服设施配置是城市规划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对一定单元内部基本公服设施供给的多样性配置重视不足且分析的空间粒度不够。在考虑实际人口分布的基本公服设施均等化原则指导下，本文认为其空间配置应当注重服务单元内的基本公服设施的种类多样和数量的平衡性以满足相应数量的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以武汉市为例，本文以GIS技术、POI数据和宜出行数据为支撑，研究基本公服设施的数量供给和多样性供给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其数量空间配置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格局，而人均数量配置呈现出“三明治”结构；在多样性配置上同样呈现核心—边缘差异，多样性水平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整体相关但不完全受到距离衰减规律的影响。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建设需要供给多样化、精细化的基本公服设施，以满足相应服务范围内的居民多维度和多层次的需求。例如，在维度上，除了基本教育、医疗设施，也需要体育和文化服务设施；而在层次上，对一般城市家庭而言，一方面需要大型的超市以满足低频次但大批量、多品种的计划性购物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小区周边的小店铺以满足相对少量、少品种的即时性购物需求。

此外，基本公服设施种类的划分，应当紧跟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但基于传统数据源的研究往往无法对新的发展趋势做出及时反应，也很难将分析的空间粒度提升到一个较为精确的水平。既有研究对基本公服设施的供需测度往往以统计年鉴中缺少精细空间分布信息的常住总人口为依据，其在指导基本公服设施的具体空间配置上很难实现设施与实际人口分布的科学匹配。

综上，本研究提出基本公服设施的空间配置应当注重服务单元内种类多样性和单元间数量分布平衡性。以武汉市主城区这一基本公服设施最为集中的区域为研究范围，并利用大样本数据（例如基于POI数据形成城市公园、交通服务、商业服务、体育服务、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医疗服务和娱乐服务8个中类、29个小类的城市基本公服设施分类；基于腾讯宜出行数据表征常住人口）研究武汉市主城区的基本公服设施空间配置特征（图1，图2）。

▲ 图1 | 研究思路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 图2 | 研究区区位及基本公服设施分布概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空间配置的数量特征

本文界定武汉市三环线以内区域属于城市核心圈层，城市中心为武广一带和汉街一带。就总体数量特征而言，发现武汉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数量配置在长江以西以武广一带为核心呈现核心—边缘特征，且高设施数量的单元较多出现在对居民日常生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图3）。在人均设施数量分布方面，武汉市高人均设施量的单元多数散布于三环线外，整体呈现混杂的“三明治”结构（图4）。

▲ 图3 | 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配置数量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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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 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的人均数量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

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空间配置的多样性特征

武汉市主城区的设施多样性两极分化严重，大量单元存在设施单一化倾向（图5）。就设施覆盖范围角度而言，交通类设施的覆盖范围最广。而从配置模式来看，娱乐、交通类设施呈现低密度配置模式；文化、教育、公园、体育等类设施呈现均质化配置模式；而医疗服务偏向高多样性，表现为集中式配置模式。我们认为这种配置方式差异与不同设施的层级、规模有关。

▲ 图5 | 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多样性指数的统计分布特征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空间分布上，各单元综合多样性指数的分布亦表现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图6）。进一步考察核心区域（三环线内），可以看到武昌区的高多样性配置单元占比最大，且高多样性配置单元基本均位于武汉市两大城市中心地段及其周边区域。同时，就各区分别来看，基本公服设施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区域亦分布在各区相对中心地段。研究还对8类基本公服设施的多样性高值区进行分析。发现文化类设施多样性高值区是以小型文化设施集聚形式出现，例如虎泉自助图书馆群。这一特点带来的启示是：“小规模、低等级”式的同类设施集中布局模式是满足居民需求的另一种方式。

▲ 图6 | 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的综合多样性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研究还对两个潜在的问题进行回答：第一，某一单元的基本公服设施的多样性是否会随着其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增大而发生明显的降低？第二，在现实城市中，人口较少的地方对公服设施的需求相对较少，这是否会引起基本公服设施的“少层级、大规模”式配置，进而导致多样性指数低呢？就前者而言，各单元的基本公服设施的多样性水平与该单元距城市中心距离并非完全的负相关关系。可以说，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的多样性空间配置并非完全依据城市土地经济的地租理论，这与城市基本公服设施属于（半）公共产品的这一属性有密切关系。至于后者，武汉市主城区基本公服设施的多样性与人口分布全部呈正向相关，但是这种关系的强弱存在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明显的反核心—边缘特征。结合武汉主城区人口分布的中心高外围低的特征，可以说明人口较少的地区并非必然会导致服务水平的低多样性（图7）。

▲ 图7 | 设施多样性与城市实际人口、距城市中心距离的空间关联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

研究结论

良好的城市环境，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15分钟生活圈内）使得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得到满足。伴随需求的多元化发展，在基本公服设施的空间配置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其总体数量的供给水平，还需要考虑其供给的多样性水平。本研究结合大样本数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较高空间分析粒度条件下的两者特征。

但是，本文并未对这些人口的实际差异进行有区分的研究。这种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弱势群体和老龄社区对基本公服设施的需求就有其特殊性。此外，研究表明武汉市主城区的基本公服设施配置仍存在大量低多样性的单元。因此，如何从总体上提升其多样性水平，从而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随着新技术方法和新设计手段的运用，增设自助图书馆、利用互联网+和VR等技术改善虚实空间共享水平等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撰稿：刘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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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介绍

《城市基本公服设施数量与多样性空间配置研究——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刊于《城市规划》2021年第2期第84-91页

刘合林，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通信作者。 

郑天铭，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体规划三所规划师。

聂晶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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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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