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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干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通过社会生态韧性重构针对防洪的城市绿地规划——以印尼万隆市为例
来源：AFRIYANIE D, JULIAN M M, RIQQI A, et al. Re-framing urban green spaces planning for flood protection through socio-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Bandungcity, Indonesia[J].Cities, 2020, 101: 102710.
日益增多的城市绿地空间改造给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带来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又反过来影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与最低配置标准方法相比，越来越多的研究利用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框架来确定城市绿地的规模和位置。但很少有研究讨论ES的供需差异，以及土地利用分区对ES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万隆市绿地在防洪方面的公平分配和韧性供给来推动ES框架的完善，进而帮助决策者确定城市绿地的优先位置以及应采取相应的防洪措施。
本研究采取两个步骤：一是根据专家判断得出的防洪指数与生态区景观、植被和土地覆盖三者间的权重关系，对万隆市的防洪ES进行评分，从而构建防洪ES供给模型；二是基于IPCC风险框架构建防洪ES需求模型。洪水风险包括风险危害、风险暴露和风险脆弱性，其中风险危害由洪水淹没图表示，风险暴露和脆弱性由存在淹没风险地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图表示。本研究采用J2000水文模型和洪水模块生成洪水淹没图，并在Jena自适应建模系统（JAMS） 中执行。同时将2015年人口数据作为基准人口数，结合年增长率和居民点的未来扩张趋势预测未来人口数量，以5“×5”的网格为基本单元生成人口密度分布图。此外，研究考虑现状和未来两种洪水风险情景，并对脆弱性进行进一步分析，重点关注高风险地区的残障人士和贫困居民。最后，将洪水淹没模型和人口分布模型各分为非常低、低、中、高、非常高五类，生成洪水风险指标。
防洪ES供给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万隆市的防洪ES供给总体质量较低。防洪供给指数高的地区以森林覆盖为主，覆盖率为0.03%；防洪供给指数中等的地区以灌木和水体为主，稀疏分布于小斑块中，覆盖率为3.27%；防洪供给指数低的地区以农业用地、水体和建设用地为主，由西向东分布在北部，覆盖率为17.85%；而防洪供给指数极低的地区以建成区、道路和居民点为主，覆盖率为78.85%。由此可见，土地覆盖对万隆市防洪ES供给的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而生态区在划定低供给与极低供给、低供给与高供给的界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防洪ES需求模型结果显示，未来洪水风险区范围将会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洪水的威胁。
基于上述防洪ES的供需状况，本研究还对万隆市的现状城市绿地和未来城市绿地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在当前和未来城市绿地规划中都没有充分考虑防洪的公平分配和韧性供给。
就公平分配而言，在防洪风险高的地区缺乏城市绿地，而在防洪风险低的地区存在大量城市绿地。提供防洪服务的城市绿地分布不均衡导致了配置的不公平性，从而影响最需要防洪的群体；就韧性供给而言，目前城市生态系统质量低且洪水风险较高的地区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够提供优质的防洪服务。未来城市绿地规模将显著减少，越来越多的城市绿地将以自然保护区的形式出现。然而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盖类型多为农业用地，防洪价值较低，且位于未来防洪需求极低的地区，因此并不能改善ES功能的质量。本研究还发现，将空置地转化为城市绿地对提高防洪服务有较大潜力，然而，政府没有抓住这个机遇。相反，现有空置地在未来将被转换成建设用地，这可能是由于印尼政府在制定土地利用分区时没有考虑到社会生态系统动态所导致的。
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来解决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洪水风险。本研究确定了对防洪需求最大的地区，在无法提供城市绿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高风险地区的蓄水、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提高系统的冗余性和多样性。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设定建筑规范的门槛以降低洪水风险，例如，鼓励易受洪水影响地区的家庭增建第二楼层或采用免受洪水影响的吊脚楼等传统建筑方法。
作者指出，在确定城市绿地优先位置方面，传统的标准方法忽略了印尼生态景观的独特性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同时由于发展压力，未能提供城市人口所需的城市绿地质量。与之相比社会生态韧性（socio-ecological resilience, SER） 更具潜力。印尼在推广SER时，需要系统地审查其在空间规划实践和战略环境评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SEA） 实施方面的挑战，进而制定具体应对措施。
然而，本研究仅评估了防洪这一个ES的维度，而城市绿地具有多功能性，因此未来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ES框架，探讨将供需之间的空间差距与ES的多重效益相结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
（供稿：朱佩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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