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etition, Land Prices and City Size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6):1313-1329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我们通常认为大城市由于房价和交通费用较高，其生活成本比小城市高，但对于大城市的生产和服务成本是否比小城市高这一问题，目前的实证研究存在各种不同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大城市中存在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和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本研究运用一个包含可替代生产要素和预竞争效应的微观总体均衡模型，分析生产成本和多样性对城市人口规模、土地利用管制和通勤成本等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要素密集程度来推断这些影响，模型推演发现，（1）对于土地要素密集度较低的产业而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广的产业多样性；（2）对于土地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而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使得生产范围更窄并推高了生产成本；（3）对于土地要素密集度适中的产业而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增加了生产成本和产业多样性。对于土地要素密度较高的产业而言，其生产成本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是由于大城市的土地租金更高。因此，模型结果也反映出，放松产业用地管制和降低通勤成本加强了竞争效应，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扩大了产业多样性，从而使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加。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Zones: Towards an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 Cities’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0962418
作者：Jana M. Kleibert, Alice Bobée, Tim Rottleb, et al.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推进，原本通常被认为是嵌入当地发展的大学，纷纷开始了国际化布局。在过去20年间，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另一国家寻求机会建立离岸校区（offshore campus）， 开设在目的地国受欢迎的专业和课程，但授予学生来源国的学位。本文将这种由多个离岸校区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集群定义为跨国教育区（transnational education zone）， 其典型案例包括卡塔尔多哈的教育城（Education City）、阿联酋迪拜的迪拜知识公园（DKP: Dubai Knowledge Park）与迪拜国际学术城（DIAC: 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的教育城（EduCity）和毛里求斯弗利康弗拉克的尤尼西蒂教育中心（UEH: Uniciti Education Hub）等。有别于传统文献中较多论述的“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education city）这一概念，跨国教育区通常由目的地国政府积极推动，大学则以跨国城市行动者（transnational urban actor）的身份促进城市政治经济转型，同时将其自身嵌入国家主导的知识经济项目中，因此，对跨国教育区演化模式的分析需要从更广域的尺度乃至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上展开。结合以上实证案例，作者进一步论述了跨国教育区如何成为容纳新教育体验、世界主义生活方式和国际移民等跨国主体形构的场所（site of transnational subject formation），以及如何成为类似于经济特区或者自由贸易区这样具备特殊管理手段和规则的城市例外区（urban zone of exception）。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跨国教育区背后的政治经济现象和地理空间理论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结论部分展望了未来批判性研究的方向。
排版 | 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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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1/2-3)
规划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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