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主讲人信息：
贺灿飞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北大–林肯中心副主任
企业能否掌握和顺应区位选择的规律，往往成为决定其生死的先决条件。国内精品咖啡的大咖，身形壮硕，气场十足的OG Coffee老板，Jim Lee深谙此道。2014年岁末，台湾美国混血的Jim在他的店里跟我们聊起开业两周就实现盈利的秘密时说：“咖啡店成功的关键就是选址。”关于如何选址，他一脸轻松：“很简单，我只要找到星巴克就行了。因为所有的市场调查，它都帮我做好了。”这正是一个公司区位战略成功的案例。大家可以留心，Jim用到了贺老师这一期所讲的哪个战略。（编者）
（接上期）
4.3 市场与成本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降低成本或者占据市场，其目标不同导致区位的差异。
（1）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为横向投资。
横向投资是把同样的经济活动扩散到不同的国家去，如雀巢咖啡在不同国家建立了多个相同的生产厂，麦当劳在全球各城市开设餐厅，以及沃尔玛在很多国家开设超市等。当以市场为目标时，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主要因素为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市场可达性、市场结构或竞争程度、市场挑剔度、市场容忍度等。
图9 沃尔玛门店布局
（2）以成本或效率为目标的投资为纵向投资。
纵向投资是指把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布置到不同的国家，如福特公司的汽车零部件在20多个国家生产，空中客车的零配件来自30多个国家。
由于生产中间产品，所以纵向跨国投资的目的不是市场，而是降低生产成本。有的是为了接近原料地，如轮胎的生产；有的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决定因素包括生产要素的可得性、要素价格、要素质量、要素匹配、基础设施水平、要素替代性、产业配套、企业网络等。例如沃尔玛，以及丰田公司的全球生产一体化等。
全球生产一体化寻找的是成本、战略技术、社会成本和效益等。
图10 丰田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生产
Toyota’sglobal overseas assembly system of 41 planes(excluding its 15domestic-Japanese-facilities): based onToyota (2001:11-12.Table 1.5)
4.4 追随顾客与追随对手
（1）追随顾客
跨国公司可能追随顾客或者竞争对手进行国际扩张。追随顾客是为了维持原来在东道国的客户关系，降低服务成本。跨国公司可能会追随客户到东道国投资，尤其是那些不能进行贸易的产品或服务比较普遍。还包括生产者服务业，如银行业、物流业、律师、会计、审计、商业服务业，以及中间产品供货商，如汽车零配件、电子元件与器件生产商等。
例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星网工业园，以诺基亚为核心企业，吸引了超过30家供货商入驻。东莞和昆山的电子企业也存在发达的生产网络关系。现代汽车吸引了17家外资零配件供应商布局北京市顺义区。
（2）追随对手
对于一些产业内投资者而言，来自于同一国家或同一产业内的相关企业在对外扩展过程中，也会相互博弈，结果是区位趋同，目的就是维持一种竞争平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地区总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但是一些IT、电子和一些专业服务业等产业内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布局在北京，而汽车、零售等更多布局在上海，虽然有其他共同的原因，如政策、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等，但竞争者相互跟进也是重要考虑。麦当劳和肯德基，家乐福和沃尔玛。
4.5 寡占反应与威胁交换
（1）寡占反应
一个产业仅有几个寡头控制，是国际化发展寡头垄断竞争的结果。
为了保持全球市场竞争平衡，维持市场份额，降低风险和分享先行者优势，寡头公司通常会模仿首先进行直接投资的寡头的投资行为。这种防御性直接投资经常会选择选择在相同市场，从而导致国际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
典型例子包括汽车行业、石油行业、饮料行业等。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大众和丰田。
（2）威胁交换
当全球产业由少数几个跨国公司控制时，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内的跨国公司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会导致东道国的同一行业内企业进行反向投资，这种防御性投资，也是为了交换威胁，维持全球市场竞争格局。汽车、石油行业存在这种防御性投资。
4.6 地方产业配套与全球生产网络–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
在后福特主义、柔性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廉价资源、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和市场潜力等对于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产业集聚或集群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要素。
由于当前众多企业采取垂直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注重开发企业本身核心竞争力，将一些标准化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功能外部化，从而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商。
当这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时，尤为关注被选区位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是否有较好的产业配套或者比较容易建立商业联系。
一个城市或区域内产业配套较完善、商业联系紧密、企业网络发达，表明产业发展环境较好，外资企业能以较低成本寻找到本地供应商，并通过与其他企业共享供应商网络，扩大供应商企业规模，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网络规模经济，从而较低成本供应零部件，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企业中间产品供应的不确定性。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能够吸引大量电子设备、计算机等外资企业，与其有较完善的产业配套和生产网络有关系，北京的电子产业向来对外商直接投资最有吸引力，与北京有较发达的电子元件与器件产业密不可分。
有吸引力的区位还包括那些全球生产网络的城市。例如，深圳黄金珠宝首饰产业网络、BMW在欧洲和东盟的全球生产网络和北京中关村硬件公司网络等。
图11 深圳黄金珠宝首饰产业网络
图12 BMW在欧洲和东盟的全球生产网络
4.7 谈判与博弈
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谈判和博弈的结果。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目标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差异，各自有谈判筹码，也有约束。但发展中国家通常情况下讨价还价的能力较低。跨国公司一般会选择几个东道国或者在一个东道国内部选择几个城市作为备选区位，然后与各城市博弈。
区位特征包括与跨国公司目标一致的区位、谈判主体较少的区位（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劳工组织、环保组织）、谈判弹性较大区位、谈判筹码较多的区位和能够提供更多制度保障的区位等。
用市场换技术，最终获得双赢。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使得内部的资本无法顺畅流通，导致大部分有效的商业资本无法转换为产业资本。
A320总组装线落户天津滨海新区是谈判与博弈的典型案例。最终进入空客遴选范围的是上海、天津、西安以及珠海四个城市。其中，珠海有航空展，但竞争优势最弱；西安有国内著名的航空制造企业西飞集团，正全力研究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客机ARJ21，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大量的熟练工人，但深处内地，交通运输不便；上海曾经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建立大型飞机生产线，同样具有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实力，但正因为上海与已被波音收购的麦道有过合作，使得其未被波音的死对头——空客相中。
天津的综合优势相对突出，其良好区位和地理位置优势不仅便于飞机零部件的进口，更有利于国内零部件的低成本配套。初步统计，天津目前从事航空产业的单位有39家，工程技术人员达2000多人，航空产品年产值5亿元，相关产品约20亿元左右，具有航空电子、航空复合材料、航空仪表、飞机导航设备等配套设备生产厂家。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已经具备4E类的飞行区，并将升级为F类，机场滑行道和跑到面充分满足A320飞机试飞的要求。在北京的北部还具有满足试飞所需的固定大型试飞空域，可用于A320出场试飞。
2004年10月16日，天津市与民航总局签订了共建中国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协议，规划面积11平方公里，基地主要功能是成为民航科技转移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在天津设立总装线符合国际的技术转移目标。
京津地区还是我国航空工业科研院所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北京设立的空中客车公司（北京）工程技术中心，形成对A320全面的支援、保障和服务体系；空客中国公司、亚太配件中心在北京，便于交流。此外，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由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将明确保障区位效益。
图13 东道国与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
图14 A320总组装线落户天津滨海新区
4.8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跨国公司能否成功地对东道国直接投资说到底受制于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法律、规范、政策、政治制度、政府决策等。在中国，各个地区执行正式制度的差异对于跨国公司的成立更为重要，比如各地方对全国统一内容的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合同法、环境法、垄断法、税收法等的执行各不相同。非正式制度包含人际关系、社会网络、文化联系等。
跨国公司在区位的选择中，将着重考虑与母国正式制度相似，正式制度较为完善并能很好执行，以及能够建立个人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区位。而东道国能够成功吸引外资的因素还包括一些制度变量，譬如地方的腐败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化程度、民主制度、法制透明度、执法公平性、政府效率和政局稳定性等。
《WHY NATIONS FAIL》一书通过许多案例分析证明了影响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说明制度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它否定了对制度的传统定义价值，强调政治制度的历史偶然性。
图15 《WHY NATIONS FAIL》封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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